作家亞拉‧羅德里格斯‧福勒（Yara Rodrigues Fowler）寫了一本與強暴有關的小說，從此之後她就覺得心很累，因為她發現近來的文化氣氛使得「講真話」、「說出真相」、「挺身而出」、「從公開中治癒」變成像強迫一樣。總是有記者或評論家問她，小說是否從她的個人經驗改編，彷彿小說本身的藝術價值並不重要，只有作者是否揭露自己的私生活才重要。

 

　　「說出真相」本身並沒有什麼對錯可言，但問題是揭露「真相」後迎接的未必是真相的終點，而是更多的質疑（你的話是真的嗎？你當初為什麼不保護自己？），她心裡不禁感慨：「難道講出來還不夠嗎？到底是欠了你們什麼？」

 

　　2015年，福勒開始著手寫一本「沒有強暴場景的強暴小說」，她不想描寫主角所經歷的性暴力，而是描寫性暴力每天帶來令人生厭的創傷。由於作品沒有描述強暴場景，自然沒有提供所謂的「證據」，她說：「故事情節經常沉默與描述背後發生的事情，因為故事的核心是假設讀者相信主角。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說服那些不斷質疑的人，而是在為『倖存者們』寫作。」

 

　　兩年後（2017年11月）福勒簽下出書協議，當時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醜聞才剛曝光。在尋找出版商的數個月後，MeToo運動的態勢越演越烈，有太多真實的故事要讀，太多生動的細節，還有許多有說服力的證詞。但福勒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她還沒讀完所有故事，她心裡很累畢竟才剛寫完一本與強暴有關的小說。

 

 

　　她嘗試拼湊出一套理論解釋為什麼自己的作品沒有描述性暴力細節，後來她看到克莉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出面作證，福特在開場說：「我的責任是告訴你真相。性侵受害者應該能自己決定何時，以及是否將自己的私人經歷公之於眾。」

 

　　讓她驚訝的是福特過去只對丈夫和心理治療師說過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這個名字，而在性侵事件發生的30年後，她才終於跟丈夫解釋為何她在裝修房子時想再安裝一扇獨立的前門。福特不願公開分享性侵細節，當卡瓦諾被列入共和黨候選人名單時，她私下分享自己的經歷，因為她覺得這樣就夠了，而且還能保持匿名。福勒認同福特的想法，她寫道：「去你的說出真相。去你的跟那些打從心底覺得你在說謊的人說出真相。去你的閱讀文字重溫那些破事，難道這樣還不夠嗎？」

 

　　儘管對創傷和性暴力事件的公開證詞具有重要作用，倖存者者挺身而出呼籲罪犯停止犯罪，為求法庭內的正義，為求人與人之間的保護與立法，並嘗試說服人們相信。近年有許多這樣的人：莉茲特‧馬丁內斯（Lizzette Martinez）、德莉亞‧凱利（Drea Kelly）、凱蒂‧瓊斯（Kitty Jones）在紀錄片《倖存於羅伯特‧凱利》（Surviving R. Kelly）發聲。

 

　　2018年2月，MeToo運動創始人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就所謂的「創傷故事」主題接受採訪，提問者問：「你有沒有別人沒想到或不同意的想法呢？為什麼它如此重要？」伯克強調快樂是治療過程的一部分，她回答說：「有時候我們必須講述自己的故事來幫助其他人，並允許他們也講出他們的故事，對吧？有時候我們必須為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或者為他人服務，但就這樣了嗎？這都不是解決辦法。我真心相信這個運動應該集中在我們能培養快樂與愛，以此作為推進治癒過程的手段。」

 

　　描述或展示一個引起內心創傷的事件（我們稱之為真相），然後讓旁人知道有什麼影響嗎？福勒表示：「我不確定這是否反而變得緊張，對那些沒有跟性暴力倖存者同樣經歷的人，我擔心這讓別人誤以為自己能感同身受，而受害者也好像證明已經能恢復正常生活了。如果自我揭露這種方式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宣洩和肯定，那就夠了。就像伯克所言，有時我們必須為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有時是為了幫助他人。」

 

 

　　然而，公開作證並不是輕鬆簡單的事情：2018年，巴西一名自稱「上帝的約翰」（João de Deus）的精神治療師被指控性侵了500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女兒；2019年2月2日，反對神棍性侵運動的領導者薩賓娜‧比滕庫特（Sabrina Bittencourt）自殺身亡。

 

　　2016年，比滕庫特建立了在巴西瘋傳的「eusousobrevivente」（我是倖存者）主題標籤，她來自摩門教家庭，她自己從四歲起就在家庭教會遭到性侵，不久後她又建立了專門揭發宗教和精神領袖性侵行為的組織「Combate ao Abuso no Meio Espiritual」。2018年，她協助揭穿「上帝的約翰」和另一位巴西精神治療師「Prem Baba」的惡行。此後，比滕庫特陸續收到死亡威脅，她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只好逃離巴西到西班牙，最後於異地去世。

 

　　福勒反問，難道一定要像布萊西‧福特、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還有那些發表「MeToo」故事的人那樣出面作證嗎？性暴力倖存者究竟欠誰了？她寫道：「我不這麼認為。當然，這只有在倖存者自己想做的時候才應該做，這不是任何倖存者『必須』做的事情，布萊西‧福特有權保護自己的隱私。眾所周知，把事情曝光並不總是安全，有時候也不是一個人想要的結果。另外，有些人（也許很多人），不管怎樣打從心底都認為你在說謊。」

 

　　印度詩人米娜‧坎德薩米（Meena Kandasamy）的小說《家庭暴力——年輕妻子的自述》（When I Hit You: Or, A Portrait of the Writer as a Young Wife）根據作者親身遭到婚姻虐待的經歷寫成，她沒有在書裡透露丈夫的名字，也沒有說出書中主角是誰，而是在小說結尾寫道：「有時恥辱並不在於毆打和強暴，而是被要求在眾人面前公審。」

 

 

　　福勒認為當旁人要求倖存者揭露自己的性暴力經歷時，逃避並不可恥，因為害怕是正常的，逃避或戴上「面具」並非懦弱的表現。畢竟，作證後「安全」的可能性對倖存者而言還有很多疑慮。布萊西‧福特曾說她不敢回家，薩賓娜‧比滕庫特也是如此。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倖存者不願公開。

 

　　福勒寫道：「我對面具有不同的看法：這是一種生存技巧，跟女性特質有點關係，有如濃妝豔抹的臉龐帶著不失禮貌的微笑。面具可以是一種表演，可以是我們的技能；它同時也是一種對資訊的隱瞞，一種戰略上的考量。在這個世界裡，面具讓我們感到安全，幫助我們痊癒，它是我們為自己創造的東西，面具並沒有任何不誠實的地方。」

 

　　自從福勒的小說在英國出版以後，她遇到了許多事。一些評論家私下向她披露自己曾遭性暴力的經歷，告訴她為什麼他們對這本小說感觸良多，但當他們問她小說是否改編自親身經歷時，她拒絕回答。其他書評家可能出於尷尬，也可能是因為小說沒有描述強暴細節，在評論時好像根本不當它是一本探討性暴力的小說。

 

　　福勒寫道：「這就是小說的一部分，不是嗎？讀者沒有權利知道它是不是真實的，也無法確定故事與作者之間的秘密關聯。這就是小說約定好的模式：讀者同意擱置他們的疑惑，無論起點是『你在說謊』還是『我相信你』，這是讓作家自由寫小說的原因：這裡沒有陪審團、沒有審判、沒有證明，也不談證據。我的觀點認為，這就是最完美的面具。」

 

　　她在結尾寫道：「我說自己在為『倖存者』寫作，這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對不對。但對我來說，為倖存者寫作並不意味著拯救、解決或回到過去。我知道治癒不是像擦灰塵那樣能輕易地抹去傷痛，它不可能像書本那樣讀完闔上放回書架。當我寫作的時候，我認為治癒不是目的地，而是來了又走、一種能感受到的快樂。」

 

 

參考報導：Electric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