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的夜晚，The Flamingos的巴士停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的一個音樂廳，30到50名手持步槍和警棍的警察在外面等候他們。警察把這個以〈I Only Have Eyes for You〉和〈The Ladder of Love〉聞名的嘟哇調（doo-wop）六人團體護送至更衣室，並嚴厲的下指示：作為黑人表演者，你們只能跟被隔離在廂房的黑人聽眾進行眼神交流，不準跟白人聽眾對到眼。

　　入選搖滾名人堂的團員泰瑞・詹森（Terry Johnson）回憶說：「這非常荒謬，警察要確定我們不能去看任何白人，我們進去的時候還有一條規矩：『我不想看到你們這些黑人看著台下的白人女性，如果這麼做你的屁股就小心點。』諸如此類無禮又荒謬的不成文規定。」

　　The Flamingos跟當時所有的美國黑人表演者一樣，必須與荒謬的種族隔離政策搏鬥。他們通常不能住在飯店，白人餐廳不是提供壞掉的食物，就是直接禁止他們進來；因此，他們只能把車開到黑人朋友家中吃飯，詹森說：「這些規定是侮辱性的人身攻擊，難道我不能跟一個為我微笑和鼓掌的人致意嗎？當時真的很艱難，我永生難忘。」

　　在1950和1960年代，黑人表演者意識到自己站在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前線。隨著最初的搖滾先驅陸續離世——胖子多明諾（Fats Domino）和查克‧貝里（Chuck Berry）都在2017年去世，小理察（Little Richard）於2020年去世，The Flamingos的大多數團員都已經去世——紀錄早期黑人表演者對抗種族隔離的故事比從前都更為重要。

　　搖滾樂結合了白人的鄉村音樂與黑人的節奏藍調，它在民權運動的浪潮之中萌芽。然而，整個美國南方的觀眾都被迫參與一種隔離形式：場地被非正式地劃分成黑人或白人區域，被警察或主辦方隔開。有時（例如在The Flamingos的表演中），黑人站在隔離的側邊廂房，白人站在樓下地板；有時設有一條畫好的線沿著劇院中央向下延伸隔開，或者用一根繩子把觀眾分成兩半。

　　1955年查克‧貝里在佛羅里達州演出，他在自傳回憶說：「就在他們要為觀眾開門前，四名維修工走出來，用白色繩子把整個場地圍起來，然後把繩子綁在中間通道的每個座位上，意思就是無論有色人種或白人都不能進入這個禁區。」綜觀歷史，許多演唱會的種族隔離政策都是隨意地執行，取決於各州和當地官員與警察的態度。

　　英國諾桑比亞大學教授布萊恩‧沃德（Brian Ward）說：「在1954至1955年之前，可能還有更多的轉圜餘地和空間，也有無視種族隔離法的時刻。然而，美國南方開始採取統一的方式動員大規模的反抗力量，法律變得更嚴格，與聯邦法律一致。」1957年，警察打斷了紐奧良一場跨種族的即興演奏會，並逮捕所有的音樂家。根據當時在場的幾位觀眾回憶，法官對聚集在法院外抗議的人群說：「我們不希望讓北方佬到紐奧良來，把奶油和咖啡混在一起。」

　　1950年代初，洛依德‧普萊斯（Lloyd Price）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演出，他很高興地看見黑人與白人隨著歌曲起舞——直到一名白人警察突然中止樂聲，將一根繩子從舞台中央拉下來。不只南方如此，「Coasters」團員之一的老里昂‧休斯（Leon Hughes Sr.）回憶，他曾準備前往猶他州林肯市的一場預定演出，期待度過愉快的夜晚，表演樂團的熱門歌曲〈Young Blood〉和〈Yakety Yak〉。但是當他從車上下來時，主辦方對他們說：「呃，我們在找Coasters樂團。」休斯回答說：「我們就是Coasters。」男子繼續說：「我以為他們是白人。」休斯告訴他：「不，我們是黑人。」其中一名站在旁邊的男子顯得驚慌失措說道：「他們不是白人！我們快把他們送走吧！」Coasters整團人只好急忙回到車上，離開了小鎮。

　　一些想挑戰膚色界線的藝術家則遭遇暴力，甚至死亡。白人流行歌手強尼‧奧蒂斯（Johnny Otis）在自傳回憶說，1951年在喬治亞州奧古斯塔的一場演唱會上，他無助地看著樂團中的一名黑人音樂家遭人痛毆，原因是他回答一名白人男性問題時沒有稱呼對方為「先生」。1960年，已故的傑克‧威爾森（Jackie Wilson）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與幾位頂級歌手一同表演，當他意識到這是先為黑人表演，再為白人表演的兩場演出時，他退出了第二場演出，白人居民揮舞著槍，把威爾森趕出城。曾經在電台演唱過熱門歌曲〈Goodnight My Love〉並與人合寫〈Earth Angel〉的傑西‧貝爾文（Jesse Belvin）在駕駛時汽車突然加速導致爆胎失控，跟妻子在車禍事件中喪生。

　　然而，在「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查克‧貝里和小理察走紅的時代，一件詭異的事情開始發生：搖滾樂越來越受到歡迎，以至於官員和警察根本很難完全隔離黑人與白人觀眾。警察有時也只是象徵性地舉起手示意，休斯說：「很多場地在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都設有隔離線，但當我們開始演奏，他們就會讓雙方跨過線。那個場面真的非常美妙。」

　　在種族隔離的鼎盛時期，年輕的白人和黑人找到打破界線的方法，普萊斯說：「在第一次中場休息後，孩子們聚在一起跳舞。我只是繼續演奏音樂，孩子們不斷地湧入……他們透過舞蹈、透過我創造的節奏反抗體制……他們開始意識到我們都是人類。」在1985年的授權傳記中，小理察寫道：「我們當時突破了種族障礙。」小理察的製作人H‧B‧巴南（H.B. Barnum）回憶說：「剛開始的時候還有很多種族隔離的觀眾……但通常在夜晚結束以前，黑人和白人都混在一起了。」

　　勇敢的音樂家（包括白人和黑人）為打破演唱會的種族隔離政策做出了貢獻。即使1964年《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為非法後，美國一些地方仍然實施著種族隔離政策。1961年，雷‧查爾斯（Ray Charles）取消了原定在奧古斯塔舉行的演出，因為那辦在有種族隔離規定的貝爾禮堂（Bell Auditorium）；披頭四在1965年的美國巡演中拒絕在任何有種族隔離規定的場地演出。

　　這些行徑反促使公眾更反對種族隔離法，不過沃德教授表示：「認定某個音樂家的力量以某種方式摧毀了種族隔離是錯誤的想法。」因為最該歸功的仍是《民權法案》，該法案明確禁止在「任何電影院、劇院、音樂廳、運動場、體育場或其他展覽或娛樂場所」做出種族歧視行為，沃德說：「有太多3K黨人熱愛黑人音樂的例子，表演一結束他們就會重新戴回兜帽。如果某種音樂的共同熱情是種族和諧的關鍵，那世界將會大不相同。」

原文出處：Rolling S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