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有幸出生在財力雄厚的家庭，或是在因緣際會下幸運獲得自己熱愛且（或）能消除自己財務負擔機會的人，絕大多數的人都必須把時間精力奉獻給一份讓自己身心俱疲的工作，才有辦法糊口飯吃。必須為他人勞動，才有辦法生存，這聽起來像是描述毫無人身自由奴隸的句子，卻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日常。

 

　　當為工作賣命成為日常，即使有那麼多人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都因此付出代價，大部分的人還是把這個現狀視為理所當然，很少退一步去質疑和思考我們究竟為何會活在這樣一個被工作主宰的社會。來自英國威爾斯的社會學家 David Frayne 於 2015 年寫了《拒絕工作：抵抗工作的理論和實踐》（The Refusal of Wor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Work，尚無中譯版，書名為自譯）一書，就是想點破這個問題。

 

　　透過歷史回顧、社會學理論，和抵抗工作的實例探討，這本書希望讓更多人意識到我們習慣的「正常」並非天經地義，並希望鼓勵所有人用更批判的角度和距離來看待和討論工作，並試想一個不需為工作而活的「後工作」社會可以是什麼模樣。

 

　　何謂工作

 

　　作者所探討的「工作」是指如今被廣泛接納的狹隘定義：那些付出勞動才能獲取酬勞的有薪工作。他並非倡導無所事事，也不是要否定有些工作真的對社會有益、且能帶給工作者滿足感。他批判的是這個把薪資勞動視為一切的社會，讓多少人為了生存喘不過氣，根本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去好好從事非以經濟為考量的活動，讓太多潛能遭到扼殺。

 

　　借用法國社會哲學家安德烈·高茲（André Gorz）在 1989 年《經濟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提出的概念，這些活動可以分為做飯打掃、照顧自己和他人等因無經濟效益而長期被忽略貶低的必要「自我勞動」（work-for-ourselves）；以及自動自發想執行創造、能激發自己熱情的「自主活動」（autonomous activities），像是文藝創作。

 

　　在西方社會，新教提倡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從 16 世紀開始被強化和宣導，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於 20 世紀初將這樣的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做連結，認為這種把勤奮工作視為美德的清教徒道德觀已深深烙印在資本主義社會。後來也有學者認為這個道德觀已逐漸被消費享樂主義取代，主張現代人是希望獲取物質享受才拼命以經濟為目的工作。

 

　　發展至今，工作已成了現代人生活的中心。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 1930 年發表著名論文，預測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人類的工時將能大幅減少，到了 2030 年只需每週工作 15 小時。可怕的是，在 2021 年的今天，這聽起來仍像天方夜譚。資本主義以盈利作為唯一目標和考量，持續以「開創就業機會」為名，不顧對環境殘害地開拓侵略新市場、打造操控新的商業慾望，讓絕大多數人的一生受工作擺佈，不是得努力「謀職」就是得想盡辦法「保住飯碗」，即使真正有意義、條件良好又穩定無受解僱風險的工作越來越稀有，且要設法得到這類工作也充斥了結構上的不平等。

 

　　工作的現狀

 

　　工作現狀究竟有多「不正常」？首先，工作品質就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的工作環境和模式也許已不像工業時代的工廠生產線那般嚴峻，但受雇者所感受到的壓榨和疏離感本質沒有太大改變。在數位時代，對員工的監視管控可以輕易透過電腦科技達成。即時通訊和社群媒體的泛濫，也讓員工背負「必須隨時聯繫得到」的新壓力。即使是聽起來需要專精技術的白領職位，實際在一個組織內能擁有的自主度和決定權也極低，大多時候只能照著上級所要求的目標和流程行事，不論位階或自我感覺為何，終究只是企業能隨心所欲利用或摒棄的資源。

 

　　再來，工作主導了我們「所有的」時間。作者提到大多數人忽略的重點，工作控制我們的時間不只有合約明定的時數，除了無薪的加班外，我們也並非一下了班就完全擺脫職場的束縛，如果工作太累，平日的晚上只能拿來休息，為隔天上班做準備，所謂的週末也不過區區兩天，且被明確規範限制，這些根本不算能長期妥善運用的自由時間。對於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s）或自雇的不穩定勞動者而言，想生存甚至不能奢望多少休息時間。如果受不了現有的工作，或是失業中，求職的過程更是極度耗時傷神。

 

　　抵抗工作的阻礙

 

　　工作仍然是獲取養活自己和家人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在職貧窮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打拼已經無法換取生活品質上的實質回饋。當我們在經濟和精神上都得仰賴嚴重短缺且侵蝕我們自由的一份「工作」，憂鬱和焦慮的源頭不是個人、而是社會問題。但這也是主流媒體和政治思想不斷想打壓和扭轉的論述，作者認為抵抗工作最大的阻礙，除了許多人基於經濟因素根本無法抽身外，還有那蔓延在社會各處、依舊把工作視為崇高道德義務的信念。

 

　　作者回顧英國自七零年代起，新自由主義崛起，私有化和緊縮等政策讓社會貧富不均劇增，社會問題也不斷被「個人化」，媒體常以粗略的二分法，將有工作的人標籤為「正常且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無視許多工作本身根本對社會無益；沒有工作的人則一律被醜化為「好吃懶做、不夠積極的懶蟲」。領取社會福利的人也在英國福利政策於 2010 起改革後，被強加求職壓力，甚至被要求無薪勞動以培養「工作技能」，連身心障礙人士也得通過層層評估和手續來證明自己「無法工作」，保受精神折磨。

 

　　抵抗工作的例子

 

　　可想而知，個人要徹底擺脫工作是非常艱難甚至不可能的。作者設法在 2009 到 2014 年間，實際訪問了一些在可行範圍內停止或減少工作的人，想透過他們的例子和想法讓人明白，不想工作的人並不等於一群好逸惡勞的懶蟲。他們其實不是想少做事，而是想做更多、一般資本主義社會提供的工作職位所容納不了的自發性活動。

 

　　有人從正職轉兼職、有人將一天的工時減少一小時、有人辭去高薪工作改行兼差、有人堅持不願接受自己認為沒有意義的工作，不論個人的情況和性格為何，共同點是他們都因在工作裡找不到意義而開始反思，最後到達一個無法再繼續朝九晚五的轉捩點。他們不是因為懶惰只想每天放空才拒絕工作，他們是因為有一套自己的道德原則，拒絕讓時間精力被無意義的工作剝削，才在百般困難中（除了經濟上的考驗，還得遭受社會大眾和親朋好友的道德審判）踏上不同尋常的道路。

 

　　我們也常被灌輸工作有益身心健康的觀念，但這是因為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讓工作場域成了大部份人在家庭外主要能社交的場所，工作也被打造成衡量身分地位和形塑身分認同的標籤，並不是因為「工作本身」對健康有直接的正面影響。很多受訪者是因為工作身心健康才出現問題，這也是導致他們拒絕或減少工作的另一主因。

 

　　接下來的路

 

　　在全球就業環境因疫情持續惡化下讀這本書，更是當頭棒喝，「謀職求生」這個概念不僅聽起來過時，甚至不人道。作者在最後明確表示，這些散落在社會各處的不滿必須昇華為群體力量，才有辦法迫使全面的政治社會改革成為可能。除了需要大家更主動地討論，多了解支持那些能實際促成工時減少並讓所有人更有經濟保障的議題，更是當務之急，例如因疫情衝擊而重新開始在英國和世界各地被廣泛討論和連署要求的四天工作制（four-day week）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教授兼作家 Sharon Beder 在封底推薦：「每個天天上班的人都該讀這本書，如果他們找得到時間的話。」這句話第一次讀是幽默，第二次讀是心酸無奈。只聚焦於經濟發展，輕視利益導向工作以外、更有價值和意義的必要活動和人際關係，是否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種種危機的根本原因。

 

書籍資訊

《The Refusal of Wor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Work》─David Frayne，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