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聖母與惡女：《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

聖母與惡女：《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

2021/02/05 12:00

「失去了這五條……人命實為悲劇……你可能會在知道這些相關人士的生活型態時感到厭惡……無論她使用什麼毒品、無論她們做什麼工作，都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傷害這些女人，更遑論殺掉她們。」

──法官葛羅斯先生，史蒂文．傑拉德．詹姆斯．懷特案（薩弗克勒絞殺手 Suffolk Strangler），2008

這裡是倫敦最汙穢街道、罪惡又墮落的人沉溺的汙水池。於是他們說，出沒在這裡的女人，就是社會的垃圾。

文｜哈莉．盧賓霍德（Hallie Rubenhold）

譯｜聞翊均

　　愛德華．費爾菲德是一位資深的政府殖民部官員，住在倫敦貝爾格萊維亞的南伊頓廣場高級住宅區。安妮．查普曼死後沒多久，他因為對這件事十分感慨，便拾筆寫下了一封信寄給《泰晤士報》。他特別擔心白教堂區的連續謀殺案。不過令他憂慮的並不是「多塞特街與佛勞爾迪恩街的墮落居民」被謀殺這件事。愛德華．費爾菲德更擔心的是，像安妮．查普曼這種惱人的女人會從她們原本位於斯皮塔費茲的可怕巢穴往外擴散，來到他住的地區，「污染原本沒有受到污染的街道」。

　　「白教堂那四個被社會放逐的人，被謀殺後引起了恐懼與興奮，這代表我們普遍認為她們具有生存的權利......」這位政府代表繼續寫道：

如果她們的確有生存的權利，那麼她們也就有權利在英國的寒冷夜晚中租用遮風避雨的地方。如果她們沒有這樣的權利，那麼整體而言，她們落入了這位不知名的外科天才的手中其實是一件好事。無論如何，他都已經貢獻了一己之力，為我們解決了部份的「清理東區墮落居民的問題」。

　　雖然如今我們可能會在看到這樣的評論時感到毛骨聳然，但愛德華．費爾菲德表達的，其實只是他覺得適合公開討論的言論，甚至有可能是一八八八年的普遍觀點。費爾菲德是一位單身漢，他常在俱樂部流連，那裡的人認為他「個性有一點輕率、有一點放蕩」。不在俱樂部時，他通常在家中，接受一位廚師與一位接待女傭的照顧，也經常找男性友人來參加小型晚宴。

　　費爾菲德就像絕大多數識字的人一樣，他對於「墮落居民」的所有認識全都來自報紙。他從報紙上的片段資訊得知那些令人厭惡的、貧困的、酗酒的生活。他對於貧民窟女人的瞭解不多，但很快就用「常識」補足了他對那些女人的印象：她們全都是絕望、骯髒又滿嘴髒話的娼妓。他把安妮．查普曼那一類的人稱作「典型的安妮．查普曼」，令人遺憾的是，他和其他《泰晤士報》的讀者都不知道，那些「典型的安妮．查普曼」背後的故事，遠比報紙上描述的還要更加複雜。愛德華．費爾菲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早就「帶著她的污染」來過他居住的這個區域了，安妮．查普曼曾在這裡度過她人生中很長一段歲月。安妮．查普曼的家人所住的房子，距離費爾菲德的前門不過十五分鐘的路程而已，在她人生中的最後幾年，衣衫襤褸、罹患重病、沮喪又「墮落」的安妮曾來拜訪過她的手足。愛德華．費爾菲德說不定曾在前往哈洛德百貨的路上，和她在布倫頓路上擦肩而過。

　　這五位女人的人生並不簡單，而樂於誇大其辭的十九世紀媒體，根本沒有打算把全盤的故事說給愛德華．費爾菲德這樣的讀者聽。所有報導相關新聞的編輯或記者，都不認為深入挖掘這些被害者的生平是一件有必要或有價值的事。歸根究底，沒有人真正在乎她們是誰，以及她們是如何來到白教堂區的。

　　波麗、安妮、伊莉莎白、凱特和瑪莉珍，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經落入了不利的情勢中。她們的人生在開始時就已陷入赤字。不只是因為她們之中絕大多數都出生在勞工階級的家庭中，更因為她們全都生為女人。在能夠說出第一個字詞之前，所有人就已經認定她們比哥哥和弟弟更不重要，比其他有錢的女性同仁還要更是這個世界的負擔。在她們根本還沒嘗試證明自己的價值之前，她們的價值就已經受損。她們永遠也無法賺取男人能賺取的收入，因此她們的教育也比較不重要。

　　她們能獲得的工作，全都是用來幫助家庭經濟狀況的工作，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帶來成就感、使命感或個體滿足感。勞動階級女孩的黃金門票就是做一輩子的家務傭人，成為家務傭人做了幾年的辛苦勞動後，或許能升職，成為受人尊敬的廚工、管家或小姐女傭。像凱特．艾道斯或波麗．尼可拉斯這種窮人家的女孩就算能讀會寫，也不可能有文書工作能做，其中有不少女孩都必須每天在血汗工廠縫製褲子，或黏火柴盒長達十二小時，卻只能賺取勉強足以支付房租與生活必需品的薪水。這些貧窮女性供給的勞動力十分廉價，因為貧窮女性是可拋棄的資源，也因為當時的社會不把她們當作賺錢養家的人。不幸的是，許多女人都必須負責養家餬口。如果家庭中的丈夫、父親或伴侶離開、死亡，原本由男性贍養的勞動階級女性會發現自己幾乎難以存活。整個社會制度本來就是設計來使沒有男人的女人變成多餘的人的。

　　女人的整體功能就是支持男人，如果她們家中的男性所扮演的角色是支持其他更有錢男人的身分與需求的話，那麼底下的女人就必須像木樁一樣更努力地插進更深入的地下，承受眾人更加沉重的需求。女人的角色是生產與養育後代，但由於避孕觀念並不健全，窮人又幾乎無法接觸到與節育相關的出版品，因此他們─就像艾道斯家的女人、就像安妮．查普曼的母親、就像波麗．尼可拉斯一樣──沒有實際的方法能控制家庭成員的數量，也無法防止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經濟上的窘境。

　　在女人一肩扛起的許多負擔中，最沉重也處於最頂端的一個負擔，就是女人必須在道德與性事上保持純潔無暇。由於女人是家庭生活正中心的基石，所以她的個性必須無懈可擊，只要她的個性有一絲瑕疵，那麼她就必需為其他人的失敗負責。她運用自己的謹慎行事與自我犧牲調校孩子的道德標準，她運用對丈夫的奉獻防止丈夫犯下罪行──防止他靠近酒館和其他女人。

　　這樣的雙重標準代表的是，雖然當時的人無法完全贊同男人和許多女人發生性關係，但他們都認為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行為。但若女人嫁給了一位男人，那她就只能和一位男人發生性關係。上述這些概念遍及社會各個角落，這也代表了，就算在比較自由的勞動階級社群中──勞動階級的伴侶經常不結婚、發生婚外性行為、每隔一段時間就分開又復合──女人依舊必須承受道德批判的攻擊，在主流的中產階級維多利亞社會中尤其如此。在這個世界瞇著眼睛的苛刻眼光中，波麗和安妮在離開丈夫並把命運交給其他男人時，就已經是墮落的女人了。凱特因為在婚姻之外和兩個伴侶一起生活，就被認為是和瑪莉珍一樣放蕩的女人，伊莉莎白的人生則毀滅了兩次：一次是她在哥特堡被登記成娼妓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在她的婚姻失敗，透過拉客養活自己的時候。

　　這樣的雙重標準使她們的生活只剩下黑白雙色。雖然傳教士能提供憐憫與救贖的承諾，給那些走上了錯誤道路的女人，但這些女人必須先經歷多年的羞辱與譴責，才能得到這種慰藉。那麼波麗離開考卓家、安妮無法告訴手足她住在哪裡、伊莉莎白始終沒讓任何人知道她是誰、凱特丟下她的孩子、瑪莉珍在二十五歲變得嚴重酗酒，這些事也不算那麼難以理解了，不是嗎？

　　謀殺案發生時，「開膛手傑克是娼妓殺手」這個認知也加強了這套判斷對錯的道德標準。不過，雖然該認知符合一八八八年的普遍看法，但到了現代，這種經過多次重複的說詞是無法達到任何立即的明顯效果的。儘管如今在談及這個謀殺案時，「娼妓殺手」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事實」，但這個事實卻禁不起考驗。

　　從一八六○年代政府頒佈《傳染病法》開始，直到白教堂謀殺案發生的這段期間，幾乎所有政府機構，包括倫敦警察廳，都對於何謂「娼妓」以及如何辨識娼妓沒有任何共識。娼妓應該是像瑪莉珍．凱利那種只靠著性交易賺取收入，並自認為娼妓的人，又或者「娼妓」這個職業應該有更廣泛的定義？娼妓指的是接受男人請的一杯酒，然後讓對方陪著她到寄宿房屋，由對方付錢並發生性關係，又留下來過夜的女人嗎？是為了賺錢在酒吧後面為男人手淫，但不和他們性交的女人嗎？

　　是為了三便士而讓男人把手伸進裙子裡的女人嗎？是每週為了賺錢和男人發生性關係一至兩次，直到找到洗衣房工作並認識一位男人，然後決定要和他共度一生，但不結婚的女人嗎？是曾在娼妓院工作，但離開後成為其中一位客戶的情婦的女人嗎？是在街上流浪，又因為孤單與受到威脅，而同意和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女人嗎？是在工廠工作時因為男孩熱烈追求又贈送禮物，而同意發生性關係的少女嗎？是深夜逗留在酒吧痛飲，又被許多人說「免費又容易上鉤」的女人嗎？是帶著三個來自不同父親的孩子，又為了讓自己與孩子有遮風避雨的屋簷，而和另一個男人同居的女人嗎？

　　有些女人會被分類成專業或「職業娼妓」，其他女人則可能會被稱做「臨時娼妓」，另一些女人則是依據自己身處的社群認定的社會常規，進行婚姻之外性行為的女人。但正如倫敦警察廳逐漸注意到的，區分這幾種女性的分隔線時常太過模糊，以致於他們幾乎無法分辨她們之間的區別。

　　一八八七年七月，誰應該或不應該依法被稱做娼妓的問題陷入了緊要關頭，原因在於一位名叫伊莉莎白．卡斯的女裁縫師在一天傍晚獨自出門購買手套，在她站在攝政街欣賞五十週年紀念橋上的燈飾時，警方把她誤認為娼妓並逮捕回警局。隨之而來的審判宣告卡斯無罪，這個結果迫使警方重新檢視自己對於「單獨外出的女人的道德標準」抱持的既有假設，也讓他們在往女人身上一巴掌拍上「娼妓」標籤之前三思而行。查爾斯．華倫爵士想要設立一個標準，規範警察要如何正式定義娼妓，他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十九日發佈了命令。該命令寫道：「警察不應假設任何特定女性是職業娼妓」，而且警方在「沒有正當理由時不該把任何女人稱做職業娼妓，除非她自稱為職業娼妓，或者被定罪為職業娼妓......」

　　此外，若警方要以身為娼妓作為罪名起訴女人，他們必需找到該名女人曾「拉客」的對象正式作證。一年後，華倫在判斷白教堂區寄宿房屋中的住戶是否為「娼妓」時，依然十分謹慎，他知道「沒有任何方法能確認誰是娼妓，誰不是娼妓」。警方在一八八七年初次嚐到苦果，之後他們便不得不承認，那些沒有參與性交易的勞動階級女人，與真正執行性交易的女人之間的差別幾不可見，他們無法分辨這兩種女人。但此一事實依然無法防止警察直接忽視華倫下達的命令，遵循偏見行事。

裁縫師伊莉莎白．卡斯的烏龍逮捕事件，讓開膛手傑克案件負責人華倫爵士痛定思痛，要求警察不准隨便指控女性賣淫。

　　在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波麗、安妮和凱特曾涉及職業賣淫的情況下，許多人都指稱這三名女人涉及「臨時賣淫」。這三名女人一輩子都生活在他人的道德批判中，而眾人用「臨時賣淫」這個籠統的詞彙，直接涵蓋了她們的人生模稜兩可的性質。眾人認為這些女人因為各種行為有罪，因為她貧窮又酗酒、因為她拋棄孩子、因為她與人通姦、因為她未婚生子、因為她住在寄宿房屋、因為她深夜外出、因為她不再有吸引力、因為她沒有一個固定的家、因為她乞討、因為她露宿街頭、因為她打破了身為女性應遵守的所有規範。

　　此論點也解釋了為什麼警方完全沒有考慮到波麗、安妮和凱特無家可歸這一點可能與謀殺案有關連，在他們眼裡，「無家可歸者」和「娼妓」毫無差別，都一樣是道德淪喪的人。貧困的勞工階級女性有很多理由會在入夜後出門，並不是每一個人上街都是為了拉客。失去了家園或家人的人、酗酒的人，與無依無靠的人並不會依附傳統慣例過生活。她們吸引兇手，是因為沒有人知道或在意她們做了什麼事或去了哪裡，而不是因為與性相關的動機。

　　若警方用倫敦警察廳委員會制訂的官方準則，來判斷波麗、安妮和凱特是否符合「娼妓」這個職業的話，他們馬上就會知道這三個女人的身分並不能算是娼妓。就算從調查中的證詞來看，他們也沒有證據能證明這種主張。同樣的，他們也沒有實證能證明伊莉莎白．史泰德在謀殺前那段時期，是否回到了性交易產業。這件事其實很簡單明瞭，警方沒有證據能證明，這四名女人認為自己是娼妓，她們的社群中也沒有任何人認為她們涉及性交易產業。此外，沒有任何人出面作證說，在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晚上曾遇到波麗、安妮、凱特或伊莉莎白對他們拉客。驗屍官們在聽完所有證人提供的證詞之後，都對被害者的身分做出了明確的結論。下列文字是寫在這五名女性的死亡證明書上「職業或專業」欄位的紀錄。瑪麗安．尼可拉斯的欄位上寫著「印刷技工威廉．尼可拉斯的妻子」。

　　安妮．查普曼被認為是「馬車夫約翰．查普曼的寡婦」。伊莉莎白．史泰德被紀錄為「木匠約翰．湯馬斯的寡婦」，而凱瑟琳．伊莉莎白則是「應為單身女人」。只有曾公開承認自己在性交易產業工作的瑪莉珍．凱利被描述為「娼妓」。我們理應把這些官方文件視為結論，以此決定我們能否合理宣稱「開膛手傑克是娼妓殺手」。反對此結論的人，其實就是在依賴維多利亞時代的偏見做出專斷的假設。

　　現今只有一個理由，使我們繼續相信開膛手傑克是娼妓殺手：因為如此認定將能支持一個源自於神話的產業。開膛手傑克的故事無疑是極佳的素材。這是一個歌德式童話，裡面的怪獸逍遙法外，在一片霧茫茫的倫敦中，潛伏於黑暗的街道上。這個故事充滿懸疑與驚悚，還包含了性刺激的元素。不幸的是，這也是一個只有一面之詞的故事，人們把兇手的狩獵過程放到了舞臺的正中央。過去數個世紀以來，這名惡人變成了主角：一名邪惡、精神失常又神秘的男人，他聰明到能夠避開所有調查直至今日。為了能夠好好欣賞，與檢視這場邪惡的奇蹟，我們象徵性地跨越了他謀殺的屍體，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在經過時停下腳步，踢了那些屍體一腳。眾人對他的描述越是詳細，那些被害者的形象就越是單薄。隨著時間流逝，兇手與他謀殺的被害者都逐漸脫離了真實形貌，他們的經歷與名字，都和民間傳說與陰謀論糾纏在一起了。

　　對於某些將這個故事商品化的人來說，兇手與被害人不再是人類，而是可以印在襯衫上的血腥卡通人像，他們可以把被害者的死亡放在明信片上任人嘲笑，可以用她們的內臟做成裝飾貼紙。若過去我們從來不認為她們是真實存在的，也不認為她們對我們來說有任何重要性的話，那麼社會大眾沒興趣瞭解這五位公認被害者的人生，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不是嗎？

　　堅持開膛手傑克殺的是娼妓，也會使得這個邪惡的連續謀殺故事顯得比較容易入口。如今的狀況和十九世紀相差無幾，被害者「只是娼妓」的這個概念，旨在讓人們相信女人有好女人和壞女人的分別，有聖母與婊子的分別。旨在讓人們覺得，女性的行為有一個令人滿意的準則，而偏離準則的女人理應受到懲罰。同樣的，這個概念也重複強調前述的雙重標準，使男人在做出與女人相同的行為時得以被免除罪責。

　或許我們會覺得這些看法，在如今的社會不如一八八八年盛行了，但它們依然存在─雖然我們不再像愛德華．費爾菲德的年代，會在對話中光明正大地提出這種觀點，但它們隱隱纏繞在現今的日常文化結構之中。這些脈絡在法庭案例與政治之中特別明顯，也交織在掌權人士的發言之中。

　　我們可以在二○一五年的特勒案（People v. Turner 2015）看見這種觀點，在該案件中，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布洛克．特勒，被控訴強暴與性侵害一位喝得非常醉的女人，經減刑後被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而他父親抱怨說：「這個懲罰對於二十分鐘的行為來說太嚴重了」。也正是因為此觀點的存在，在薩弗克連續殺人犯史蒂文．懷特的庭審中，法官必須在陪審團決定被告的罪刑之前，先引導陪審團摒除他們對五位被害者的偏見，其中有四位受害者是性工作者。他在提醒陪審員時，說了一段同樣能應用在一八八八年的話，這件事簡直令人毛骨聳然：「...你可能會在知道這些相關人士的生活型態時感到厭惡......無論她使用什麼毒品、無論她們做什麼工作，都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傷害這些女人，更遑論殺掉她們。」

　　當女人打破常規並違反了女性常態時，無論是在社群媒體中，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街道上，都會有一些人在心底暗自認為一定要有人把她丟回原本的位置上。在被害者身上貼上「只是娼妓」的標籤之後，那些描寫波麗、安妮、伊莉莎白、凱特和瑪莉珍的人便可以繼續貶低她們，將她們性化與去人性化，繼續增強聖母／婊子的價值觀，直至今日亦然。這些標籤允許許多作者，用這些被謀殺女性的屍體照片來評比她們的魅力等級，並宣稱：「對白教堂殺手而言，外表是否美麗並不在考慮範圍內」，之後又下結論道：「瑪莉珍．凱利很漂亮，史泰德外表活潑又...至少有一點魅力...除此之外，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琴酒裡的邋遢鬼。」這種觀點允許這一類作者如同脫韁野馬一樣，帶著色欲揣測這些女人在被謀殺之前的性行為頻率。這種觀點使人們不去思考，他們其實是在把這些女兒、妻子和母親視為「垂死又酒醉的一桶發霉物質」，開膛手傑克對她們「做的只是處決，然後除去內臟罷了」。這種觀點把兇手的地位拉抬到名人的高度，並使人們認為受害者應該因為「與全世界最有名的男人有過密切接觸」而感到與有榮焉。

　　歸根究底，開膛手傑克這個故事在描述的就是，一名殺手對女人抱持的深沉且持久的憎恨之情，而我們在文化層面對神話的著迷心態，只會正常化這個故事特有的厭女情節。

　　我們已經習慣了「開膛手傑克」這個概念，習慣了這個高深莫測、戰無不勝的男殺手，以致於我們沒有發現他其實依然遊走在我們之中。他頭戴高禮帽，身穿斗蓬，手拿一把沾滿血的刀子，你常會在倫敦的海報、廣告和公車上看到他。酒保可能會用他的名字為調酒命名，商店拿他的綽號作為招牌，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循著他的足跡到白教堂朝聖，又去參觀專門描述他暴行的博物館。

　　世界各地的群眾開始在萬聖節穿上他的服裝、想像成為他的感覺、向他的才能致敬、嘲笑謀殺女性的行為。接納了他，我們就等於接納了一八八八年圍繞著他的那套價值觀：女人的價值比較低，理應被羞辱和欺凌。我們強化了「壞女人」應該被懲罰與「娼妓」是次等女人的觀念。

　　為了讓開膛手傑克繼續存活，我們必須忘掉他的被害者。我們變成了消除她們的共謀者。若我們一再接受報紙、紀錄片影集，和網路上的開膛手傳奇，若我們不去質疑這個故事的由來與資料來源，也不去考慮形塑這個故事的證據與假設是否可靠，就把這個故事教給學校的孩子們，那麼我們做的事不但推動了社會繼續偏頗地對待波麗、安妮、伊莉莎白、凱特和瑪莉珍，而且也寬恕了最基本的暴力型態。

　　想消滅開膛手與其代表的觀點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這些女人再次成為有血有肉的人。藉由允許她們發話、藉由努力試著瞭解她們的經歷，並看見她們人性的一面，我們將為她們找回她們本應擁有的尊嚴與憐憫。開膛手傑克的被害者從來都不「只是娼妓」，她們是女兒、妻子、母親、姊妹與愛人。她們是女人。她們是人類，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足夠了。

（本文為《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部分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