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九十分鐘真的是很棒的片長，可以看完準時去上廁所的長度，而且《聖誕殺戮日》的主旨也是相當有趣的，要讓在和平年代的人重新思考戰爭，因為戰爭正是因為人們逃避思考戰爭而導致的，然而因為本片的敘事以及過多角色還有涉及不同時間段，使得本片九十分鐘完全不夠用。

　　電影改編自日本小說家秦建日子的《サイレント・トーキョーAnd so this is Xmas》，從電影的架構來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從小說改編，因為可以在本片看到相當零碎的多線敘事，而電影的劇本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好處。電影必須讓觀眾迅速的投入故事，而小說卻可以讓讀者慢慢來，自由調整節奏，所以就算每一章都換個角色與敘事者也沒關係。除非你對電影節奏能敏感得像林克雷特的《城市浪人》，讓所有戲份都很少的角色具有一種指向模糊群體的共性，就像隸屬不同拼圖的零件可以拼成一幅共同的圖畫一樣，可以拼湊成一個世代的面孔，很可惜的《聖誕殺戮日》並非這樣的作品，以下不會涉及角色名稱以保留觀影樂趣給大家，但還是可以談一談本片問題。

　　因為電影原著是推理小說，這也是秦建日子的專長領域，所以你在看本片的時候仍然可以感受到原本架構具有的懸疑，也就是「炸彈客」是誰。然而電影從一開始卻只有最多兩位角色看起來像炸彈客嫌犯，其他角色都沒什麼作為炸彈客的動機，等到主嫌真的被抓出來時，電影才開始補述主嫌的動機，這無疑是破壞了猜「誰是炸彈客」的樂趣。但這也沒關係，因為有時候推理小說的誰是犯人的推理不夠精采也不會是致命的，反正在找炸彈的過程將角色們推入一種情境展示出各自的性格以及彼此的張力也能讓觀眾感到樂趣，就像丟一顆石頭產生的漣漪那樣，石頭可大可小，漣漪各有千秋。

　　然而在《聖誕殺戮日》裡，角色之間的關係實在太薄弱了，而且大多時候觀眾能夠知道的角色關係實在太淺薄了，於是電影就不斷陷入他丟我們撿的狀況，觀眾沒辦法拿到夠多的線索，在電影角色還沒發覺真相前就發覺真相，而時常拿到「答案」。拿到「線索」與拿到「答案」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線索可以有排列組合的不同結果，讓觀眾陷入期待與興奮，最好還能選擇觀眾最猜不到的排列組合為答案。但答案就是答案，不會再有更多可能，一下子我們知道Ａ是犯人，然後我們又知道Ｂ才是犯人，接著我們發現原來Ｃ才是犯人，但我們無法從揭露Ａ是犯人前就取得足夠的Ａ是犯人或Ａ不是的線索，Ｂ與Ｃ的狀況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變成只能欣賞片中的人的困境，也就是電影剩下可觀賞的部份是災難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觀眾情緒被堆疊到最高的部分，恰好是炸彈客在澀谷引爆炸彈的那一刻，觀眾獲得最大的滿足，甚至可以跟炸彈客的心態可以高度同步，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一群故意找死的群眾，沉浸在刺激與新鮮中，知道炸彈卻還是要靠近，並且故意要聚集在澀谷，倒數炸彈爆炸的愚蠢行為，因此當我們看到這些死鴨子嘴硬的人終於被炸飛，明明也是平民百姓的我們反而會很滿足，因為我們已經期待過炸彈爆炸，但電影第一次的炸彈已經沒真的爆，而僅是聲音與光線，所以第二次就編劇的角度必須讓炸彈爆炸以滿足觀眾，可以說編劇把自己逼到了絕路，如果第一次是真的爆炸，第二次爆與不爆就比較有彈性操作空間。

　　不過讓觀眾對爆炸感到滿足是很諷刺的，因為電影的主旨是反對戰爭，這也是炸彈客的訴求，用炸彈引爆的小型戰爭，讓人們警覺政府的擴權的軍事政策並加以反對，但這其實是本片主要邏輯最詭異的地方。因為越多恐怖攻擊，實際上會增強的，乃是人民對政府的依賴性，既然社會如此危險，自然要支持政府增加安檢站，並提升警方的權力，使警方能做更多安全搜索。美國在受到九一一攻擊後，大部分民眾非但沒有憤怒政府對中東的作為導致恐攻而反對政府的中東出兵政策，反而更加支持政府的中東出兵政策。原因很簡單，因為缺乏安全感，如果戰爭可以發生在國外就可以抵消掉國內的戰爭，多數人都會支持政府的國外戰爭，讓足以威脅本土的能量消失在本土之外，這是人性。

　　或許也正是因為對於人性的描寫失準，導致最後犯人「寄託未來給大眾」懺悔從良的轉變也讓人覺得不夠感動，片中大眾除了經歷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爆炸外有何領悟？他們甚至到最後都沒接收到任何關於犯人的理念宣傳，而僅是被炸而已。也導致片中渴望讓觀眾體驗的戰爭的恐怖與哀痛其實不夠，觀眾對兩位犧牲的角色不夠熟悉，這種熟悉不是資訊上的多寡而已，還需要足夠的時間長度以及一個觀眾得以同理的位置。這正是本片另一個缺乏著力點處，無論如何《聖誕殺戮日》是一部少見的拍了九十分鐘，但其實可以再拍更長的電影，甚至會讓人懷疑是不是好幾場戲被剪掉了。

電影資訊

《聖誕殺戮日》（サイレント・トーキョー）─波多野貴文，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