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Jan-Werner Müller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思想、防衛民主、民粹主義。其2016年的著作《解讀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已以多種語言版本面世，台灣中文譯本由時報文化出版。近作為預定2021年六月出版的《民主辦事》（Democracy Rules）。

本文於2020年八月刊登於《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彼時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還有三個月。

 

 

文｜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

 

　　隨著大選日逼近，焦慮也不斷上升。人們特別擔憂的是：如果川普輸了，他會接受民意吞下敗選嗎？對競選連任的總統如此擔憂，實為罕見。如果選票趕他下台，他恐怕不會安靜離開。畢竟，他都可以宣稱四年前那場他紮實贏下的選戰存在「大規模舞弊」了，而如果離開白宮，他馬上就會面臨刑事指控。此前在推特，川普以通訊投票可能導致「舞弊和不準確結果」為由，拋出延後選舉的風向球。

 

　　對輸贏的執著非川普獨有。質疑選舉結果一直是威權民粹論者的標準起手式，這破壞了民主一個主要的功能：以一種非暴力的方式處理分歧。理論上，選舉應該會有助於和平。如同不談高玄講實際的政治學者Adam Przeworski所描述，選舉是一種不用拔槍比誰大，解決問題的手段。然而，威權的右翼民粹論者卻動搖了這種期待，他們政治事業的模式實際上就是發起文化戰爭、加劇衝突並深化社會分化。所以，即使川普當年確實贏了，他還是要在推特向追隨者喊話「輸家就是會要走你的東西，別給他們。我強就旺，他弱就去死！」

 

　　川式修辭屢見不鮮，也是可以當作咆哮怒吼要炸掉一切那樣無視。但這也讓我們注意到，在民主體制中，敗選事實上是一件值得細細深究的事，在民主競爭中落敗的人得要不斷在心裡琢磨兩個似乎彼此衝突的觀點：輸家的政策走錯路了，然後這些政策會被執行（畢竟，選舉贏家已經得到多數的授權可以這麼做）。應付這種魔考需要一種特別的態度，這裡指的並不只是高爾在2000年坦然對小布希認輸的紳士風度。而是，輸掉選舉整體上能夠強化民主，而且長期來說，它對輸家的命運有利。

 

　　有些失敗的形式會強化民主，但另外一些則會積極地削弱民主。今天的民粹領袖經常用運用一些傷害政治進程，玉石俱焚的手法，不管他們實際上有沒有當選。就我的理解，民粹主義無論是左是右，都是領袖訴諸「真正的人民」，宣稱這是唯一而且是真正的心聲。因此，他們認為其他所有的權力競逐者根本上就不正當：都是被腐化的，或者，用一個新詞來說就是「歪掉的」，當然也就暗地影射那些不支持他們的人，全然不屬於「人民」。所以，一點也不意外川普不會用論據捍衛其政策，而是譴責其批評者「不是美國人」，並直接說某些美國人並不真心，比如說，「讓美國再次偉大愛黑人」，就很清楚沒把黑人當自己人。

 

　　在選舉失利的民粹主義者，馬上就會面對一個明顯的矛盾：一個宣稱是人民唯一正當代表的政黨，怎麼就拿不到投票箱的多數呢？繞出這個矛盾的固定步數是民粹派最愛的詞彙之一：沉默大多數。就定義來說，如果沉默的大多數出聲，那麼民粹領導人就會執政。假如敗選，這類話術就會是，不是因為多數不支持我們，而是由於多數是沉默的。一定有些人有些事壓制了多數的聲音。所以，民粹論者經常暗示，他們才沒有輸掉選舉，而是幕後腐敗的菁英，操控了選舉。

 

　　川普就是最好的例子。2016年的時候，他公開自言自語自問是不是要接受希拉蕊的勝利，許多川普的支持者馬上就能意會他真正想說的。根據一項調查，70%的川普追隨者認為希拉蕊只有靠不合法的選票，靠操縱選舉才選得上總統。

 

　　當然，任何人都可以批評美國選舉體制，有太多可以批判的，多到驚人，從壓制選民，到用以最大化財閥影響力，完全失控的競選資金。這些批判都能強化民主，唯一與民主不相容的是民粹論者宣稱他們所在的這個體制一定是，而且必然就是腐化失能的體制。民粹論者為陰謀論推波助瀾，質疑沒有為他們送來勝選的一切，都毫無可信，他們所顛覆的是公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從而也就傷害了政治的文化，就算他們沒能靠近真正的權力博奕之處。

 

 

　　被趕下台的現任者還有一種更具體的方法逃避敗選苦果。想想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的黨，在去年伊斯坦堡的市長選舉輸給了世俗派的社會民主派政黨。起初威權領導人抱怨敗選導因於「不正常」還有「票箱的票被偷」。最後，他的政黨以更大的差距輸掉了重選，雖然這可以證明土耳其的選舉倖免於有心人士的挑弄，但樂觀的一日國際鄉民很少注意到接下來發生的事，安卡拉（土耳其首都）中央馬上全面性地削弱了伊斯坦堡市長對資源以及融資管道的掌控。

 

　　同樣的場景也發生在匈牙利去年秋天。左翼自由聯盟政黨在首都的勝選給了右翼的威權總理Viktor Orbán重重一擊，結果，明明已經是一個相當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政府還是馬上動手拿走了地方政府掌握的資金與權力，這對瓦解該城市新的統治聯盟相當有效。

 

　　不用看到國外去。在美國，共和黨人在輸掉的那些州，議會就拿掉主要是州長級辦公室的特殊權力，以弱化接手的政黨。這麼做等於修改了遊戲規則，實際上讓贏家變輸家，或者至少是強迫玩家玩一個跟他們一開始競爭完全不同的糞作遊戲，這類的濫用經常在美國議會任期最末幾天上演。

 

　　這類的破壞無論如何都是沒道理的。正如政治學者Danielle Allen所指出，願意遷就犧牲，對民主來說不可或缺，也就是說，為了遊戲的延續以及政體的團結而接受敗選。這類的破壞所衝撞出來的，還是某種絕望，一種只有在輸家真的一無所有時，才品嚐的到的絕望。但在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事情卻非如此。因此，這次一時的失足，鋪下了下次勝選的第一里路，並為整個政治體制啟動了新的生命週期。

 

　　這確切來說意味著什麼？可以說輸家並沒有輸掉一切，贏家贏得並不輕鬆或者輸家雖敗猶榮，敗選可以是修養的展現。高華達（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慘敗給詹森，他只贏下了自己的家鄉亞利桑那以及南方腹地幾州，可是，就像政治學者Jeffrey Tulis與Nicole Mellow在一項重要研究所指出的那樣，高華達雖敗猶榮，他守住了自己的政治風範，並為保守主義運動打造了一個平台，成功地為雷根拿下勝利，雖然雷根得用上他全然的魅力才能遮掩平台某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部分。勝選至關重要，而如何敗選也不遑多讓，如果敗選的姿態正確，即便是滅頂式的敗選，也能成為長期的勝利。

 

 

　　說姿態正確的敗選是民主的藝術再貼切不過，一種可以接受失敗的藝術。當敗選者承認敗選，說這個遊戲的規則相當公平，每個人都能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闡述己見，如果落選人沒有輸掉民主風範，他們實際上可以自詡超越了一時一地的選票勝負。具體來說，落選者以一個忠誠的反對者姿態，展現了其對民主的承諾，對於構成民主程序那些原則的忠誠，比如說，「正因為我們敗選，所以我們不會詆毀體制」。民主的風範也意味著接受政治過程的結果，像是「我們會服從法律，即便是我們的對手所起草，即便我們自信我們的政治方案還是優於他們的」。

 

　　不過，個別選舉程序與基本原則還是要區分開來。有些政治觀察家，把恪遵既行規範當作神聖不可侵犯，其實，輸家並沒有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遷就現狀，共和黨人經常揶揄民主黨一些重整既有制度的個別提案，都是左派又要改變遊戲規則好權力一把抓，比如說給予華盛頓特區與波多黎各州級地位，還有拆除投票壁壘等等提案。但這些規則都是可以基於人人可接受的原則而證成，這些原則類似沒有代表不繳稅以及投票基本權利一樣，都是人人可接受的。

 

　　與古代雅典形式的民主不同，現代民主一個重大的新意是忠誠反對（loyal opposition）的概念：出於原則性的理由反對政府，但不以黨派性的理由反對政治程序。換言之，一個民主的反對力量會批評政府，但不會否定政府的正當性，而執政的政黨也必須要承認反對派此一特殊的角色。

 

　　不與民主體系對抗的忠誠反對派非常重要。如果反對派的忠誠可以透過交涉與讓步體制化，贏家也能展現他們對政治體系的忠誠。將反對派制度化可以採取許多形式：讓反對派在議場即席質詢以凸顯其政策理念的差異與替代方案；對調查委員會的設置維持較低的門檻；接受「反對派日」（opposition days），讓選舉的輸家可以訂定國會事務的議程；甚至任命反對派領袖為重要委員會主席（到底許多國會的實際工作是在這裡完成），在這裡，朝野就得要在某些位置上彼此交流。就像政治哲學家Charles Beitz所說，因大是大非而衝突，而又不拘小節地共事合作，如此的混合，就與把民主規則粗糙地看作是「旨在讓社會往更大力量前進的壓力系統」形成對比。

 

　　然而，雖然反對派必須有一席之地，多數派終究還是要一遂己願。沒有這個認知，滿腹密謀的反對派，還是會把機運變成大權在握。比如說，他們或許嘗試阻擋贏家的立法程序，有時候是透過暗示政府非法。在這個面向上，美國參議員多數黨領袖麥康諾（Mitch McConnell）的手法堪稱傳奇。在驕傲地宣告自己的終極目標是讓歐巴馬成為一任總統後，他構思了一整套善用立法程序，但完全違背其精神的劇本，絆下國家領袖的腳步。麥康諾在兩個意義上是個糟糕的輸家：一來他拒絕接受失敗，二來他偏頗的黨派執迷，或者說他的個人考量，扭曲了整個政治體系。右翼民粹政黨以及其他反體系團體的崛起是果，體制中忠誠反對的消失卻是因。

 

　　要把右翼民粹論者與反體系領袖隔絕於公職之外，從極左到中道右翼不同光譜的政黨，得要攜手同心。特別是別像德國圖林根邦2019那樣，讓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有機可趁。但這種光譜上所有的黨，聯合抵制一個黨，讓一個黨得抗衡所有黨的方法，也會有不良的副作用。當不同的政黨聯手攔阻右翼民粹時，他們也就坐實了民粹政客的話術：舊政治的政黨們正想方設法結成同一陣線力阻人民的真正代言人，以保護自己不正當的特權，還有分贓所得。

 

 

　　當政黨間的大型聯盟強化了沒有其他政治選擇的印象時，另一個不是那麼明顯的副作用就會出現。民粹領袖會提醒支持者，警告這些「建制政黨」最終只想要掠奪國家。比如說在義大利，誰會想到左翼檯面上的總理，承諾要「重擊」舊體制的「拳擊手」（rottamatore）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居然會跟貪腐慣犯西爾維奧‧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就新的選舉制度達成協議？如此一來，完全坐實民粹論者對於舊政治腐化政客的抨擊。

 

　　但這個動作卻有一個更危險的副作用。假如唯一能執政是所謂建制政黨，而被排除的都是反體系政黨，沒有留下任何忠誠的反對力量，只會剩下反體系的反對勢力。體系中的另一個選擇，而不是反體系的另一個選擇，是代議民主的關鍵要素，而它卻在這樣的場景下被抹除。這對個別政黨來說不一定是損失，卻重重地斲傷民主。

 

 

原文出處：

Democracy for Losers / Boston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