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njamin Y. Fong

　　在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乃至爭取平等和反對警察暴力的抗爭行動後，美國各所大學紛紛尋求證明與重申在各層面對於種族正義的承諾。校方正制定制度性計畫以解決結構性的種族問題，教師也調整課程大綱更強調多樣性與包容性。這些遲來的改變相當受歡迎，也是解決高等教育集團長期存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的一個機會。

　　但善意無法阻止錯誤的做法。舉例來說，企業的反歧視訓練不僅起點和效果有待商榷，還提供雇主「對員工展現更大權力的機會」。如果不沖淡當前濃厚的政治能量，就必須警惕試圖馴化、姑息並因此背叛過去種族、社會和經濟正義運動的可能性。

　　學術界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危險與一種頑固觀念有關，即大學不僅要教育學生有關社會變革，它也是變革發生的地方。許多教師與管理層相信，只要用正確的態度教育學生，就能從政治與社會上一次性改造成沒有歧視的校園。

　　毫無疑問，學生可以在批判性探索，以及參與多樣且豐富的文本接觸過程中被改變。問題在於這種個人轉變本質是小規模的社會轉變，而這種做法造就出一連串令人擔憂的後果：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誇大了大學的重要性。沒錯，課程應該納入各種不同的觀點，但美國社會的未來並不取決於集體教學大綱有無審慎衡量種族與性別議題。

　　如果這聽起來很傲慢，請考慮以下事實：縱觀美國歷史，社會對種族歧視的態度與結構的改變和瓦解，都是因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透過抗議、暴力、非暴力、組織動員與政治策略來重新平衡美國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因為人們接受更開明的教育。所有人都知道這點，但在今天關於教育學的學術對談中，那些自我吹噓的誇張說詞往往缺乏一個有根據的觀點。

　　然而，學術界自戀的更大問題在於它蒙蔽了我們，使我們看不見教學大綱的靈活性所帶來的真正益處。理想的情況下，目前著重在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做法教會學生歧視的結構性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能透過克服個人偏見、消除自滿和影響他人盡一份心力。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可能只教會學生怎麼做好表面功夫，最終導致諷刺性的「文化智商」。

　　這不是說學生在遇到不同觀點的聲音時不會從中獲益，只是這種遭遇本身並沒有讓他們接觸推動爭取種族正義運動背後的政治考量。如果我們擺脫「教育即為社會變革」的觀念，那我們就能開始思考「關於社會變革的教育」。

　　必須澄清的是，這不是說教室應該變成政治空間，而是教室應該是一個思辯現實政治問題的空間。

　　具體地說，我們可以審視美國反種族不平等的政治抗爭中最重要的兩個時期：19世紀中期的廢奴運動，以及20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在這兩個時刻，人們對於運動的未來願景有著不同看法，也經常為了爭奪主導權相互爭鬥，而這些願景背後的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都是放在課堂討論的好題材。

　　例如在1850年代，許多廢奴主義者變得相當悲觀，甚至呼籲黑人乾脆從美國移民出去。但其他人站出來抵制這種做法，因為更多民眾開始反對奴隸制度，共和黨也採取更激進的廢奴言論。同樣地，在民權運動的巔峰時期，菲力浦‧藍道夫（A. Philip Randolph）和貝亞德‧魯斯汀（Bayard Rustin）等知名領袖呼籲「從抗議轉向政治」，並且更加重視經濟問題和普遍的社會福利。與此同時，年輕一代的黑人社運人士唾棄這些呼籲，傾向實際改善黑人權利，他們也遭到保守派的嚴厲批判。

　　正是在這種政治路線互相競爭的空間裡，種族正義抗爭才得以貫徹。1967年，魯斯汀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講《燃燒彈還是自由預算》（Firebombs or a Freedom Budget）中，就能感受到各種互相衝突的策略與觀點，但正是這種衝突為一場運動注入了實質意義。大學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但它可以成為探討與瞭解問題的地方。

　　教授政治抗爭的觀點還有一個額外的優點，那就是讓學生不再以膚色斷定黑人作者的身分認同，正如政治學家塞德里克‧詹森（Cedric Johnson）所說：「美國黑人的人口數量接近4600萬，比加拿大人口還多，是希臘人口的三倍，略多於整個大洋洲人口的總和。」認為任何一個黑人作家都能代表「黑人經驗」是一種荒謬的既定印象，然而他們卻經常被要求這麼做。

　　最後，以這種態度教授社會動盪的時刻有其重要意義：事情是有可能改變的。儘管種族歧視與其他形式的壓迫很棘手，但它們並非美國社會永遠無法改變的特徵。學校是個獨特的空間，使學生接觸到使國家變得更好的社會運動的戰略、衝突、策略及其歷史意義。

原文出處：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