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社會許多人還在用禮貌與否的簡化邏輯，檢視台灣青年走上街頭發聲的正當性，導演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已在半自傳電影《五月風暴》（Après mai）直白呈現了法國60年代學生運動的樣貌，描述一群高中生在1968年的學潮遺緒中，如何從保守政治與道德窠臼解放，揮灑騷動青春。

　　阿薩亞斯以寫實而詩意的電影語言，敘述主角吉爾與一群夥伴攻擊學校警衛後，經由左派組織安排，到義大利避難的經歷。不同於太陽花學運具有特定議題訴求，這群青年的反叛涵括各個文化層面，除了示威遊行外，他們閱讀前衛理論文學，聆聽美國民權運動民謠，汲取異國藝術靈感創作，藉由性愛解放身體。阿薩亞斯並未以聳動窺祕的風格處理這些行為，反以大量戶外鳥瞰鏡頭與搖鏡，追蹤脫離都市人造空間的年輕軀體，徜徉在義大利的陽光、田野和蒼翠山巒間，奔跑、擁抱、纏綿，宛若歐洲版「花之子」（Flower Child，美國反戰世代別稱）再現。

　　在初嚐自由的狂喜催化下，這群年輕人嘗試決定自己的未來，有人想學習東方儀式舞蹈，有人沉溺於印度冥想，主角吉爾則鍾情繪畫與電影。意見分歧導致團體內的人際關係起了變化，理論與現實的落差變調也滲入旅程輕盈氛圍。當吉爾針對書籍揭露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慘況發問，運動組織資深成員卻斥之為帝國主義對革命的污衊；而吉爾被安排觀看共產黨拍攝寮國革命成功的電影時，對影片的僵化風格提出質疑，認為新理念需要新的美學風格，卻得到電影為革命服務的制式答案，使吉爾對組織的教條主義感到失望，決定離開組織，繼續專注於繪畫。

　　在此阿薩亞斯點出，當運動組織建構起層級體制，專業理性驅使資深者與新進者轉為支配與服從的關係，領導者成為新權威，壓迫個人意志的表達。這是反抗主流體制團體運動一大弔詭之處，也是這群年輕人始料未及的衝擊。

　　而隨著情節推進，現實對年輕人的考驗愈發嚴苛。吉爾的初戀情人洛兒，也是他的精神繆思，迷失於徒具顛覆表面的享樂主義，藥物成癮。導演安排了一幕嬉鬧歡樂的場景，映襯洛兒疑似出現幻覺跳樓的暴烈，令人觸目心驚。遠赴東方追尋內在精神的夥伴大病一場；學習儀式舞蹈的女孩放棄堅持，墮胎後返回中產階級家庭；留在組織工作的男孩服膺領導階層，自我審查修改文章。當吉爾的繪畫逐漸受到矚目，發展出迷幻瑰麗的嶄新風格，跟隨紀錄片小組離開他的前女友克莉思汀，卻無法如願拍攝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只能為男性決策圈處理零碎庶務，落入社會運動中女性參與者被邊緣化的困境。運動讓這群少年少女逃離沉悶的教育體制，探索教室外的廣袤世界，但強烈的效率與目的導向也消磨了他們的純真熱情，以及對真理的執著。

　　電影的結局十分耐人尋味。吉爾進入倫敦電影圈，加入特效片劇組。電影製造幻象的運作過程，和更為虛矯複雜的人性算計，令吉爾在片場環境影響下，對藝術的態度轉趨冷漠犬儒。然而當影片放映時，吉爾看到的卻不是虛擬的人工特效。銀幕上鄉間搖曳的野花佔滿他的視域，美得宛若精靈的初戀情人遠遠向他走來，在迷濛陽光中伸出手，帶領他前往自由的新世界，定格為腦海的永恆風景。

　　由此回到電影開頭，課堂上教師引用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一段話：「不需特別提升靈魂層次就能理解，此生無法完整並真正被滿足，我們所有愉悅都是浮誇的，我們的罪惡永無止盡，至死方休……在我們與天堂地獄與虛無之間，全世界最脆弱的唯有生命。」這段話賦予吉爾在五月之後（原法文片名）那段時光重大的意義。阿薩亞斯似乎藉此暗示，學運或許無法抵抗文明規訓，讓吉爾獲得嚮往的自由解放，但在運動中與現實衝撞的體驗，為吉爾打開了理性思維遮掩的世界深淵，從中窺見個人直觀情感所創造的美與藝術，比起意識型態，更能讓渺小的生命發熱燃亮，燭照自身與世界。

　　對照當下，台灣也有一群年輕人，尋覓實踐追求公義的勇氣，並從運動中感知體制異化所失落的真實。《五月風暴》所追緬的街頭青春，或許就在初春的台灣，再度湧出無畏的鮮活力量，改變我們。

電影資訊

《五月風暴》（Après mai）－Olivier Assaya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