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美國女性在為期70年的抗爭之後終於取得了投票權，這項權益來得辛苦又緩慢，而且比黑人男性有投票權硬是晚了50年。從歷史看起來，女性加入3K黨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奇怪，因為就像為數不少的男性非裔民權運動領袖事實上是長達數十年的性別歧視與性剝削加害者，種族平等與性別平等向來不是同一件事。提倡女性主義的種族至上主義者其實顯示了，人們對於「公正世界」的追求跟利弊衡量相當複雜。

 

 

　　女性在美國社會經常被視為受害者，但她們其實也可能是加害者：最令人震驚與極端的例子之一是白人女性曾參與種族主義組織「女性三K黨」（Women’s Ku Klux Klan，簡稱WKKK）。

 

　　南北戰爭結束後，三K黨在田納西州普拉斯基迅速崛起，其成員對剛解放的黑奴獲得自由與選舉權心懷不滿，並渴望尋求意義、刺激與受到社會認可的空間實行暴力。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長在1871年證實，早期的三K黨人希望呈現「新潮、神秘與地下組織」的形象，並藉由設計複雜神秘的儀式與嚴格的階級制度達成。

 

　　不過，此時的白人女性並沒有直接參與三K黨，而是扮演輔助者的角色；一些女性負責縫製或出借衣服給丈夫和家人，協助他們的服裝打扮與種族主義活動。女性在這個時期的三K黨還是一種象徵性角色：飾演被白人男性保護、如天使般的無辜女性，以免遭受恐怖的黑色「魔鬼」傷害。

 

　　歷史學家威廉‧皮納（William F. Pinar）解釋說：「男性主導的三K黨（尤其是早期）有兩種矛盾的女性形象，一種是虛構的，另一種是對現實的妥協。在他們的想像中，白人新教徒女性是無辜善良的生物，存在的理由是為了支持與服務男性。另一方面，男性則保護脆弱且性感的女性不被性慾旺盛的惡魔（也就是黑人男性）侵擾。」

 

 

　　第一代的三K黨於1870年代瓦解，但這個組織還未達到全盛時期。第二代的三K黨始於1915年，整個1920年代新興的三K黨吸引300萬至600萬的美國人，它與第一代有著關鍵的差異：它公開出現在社會公眾眼中，並與美國政府糾纏不清；它的影響力遠超出美國南方，席捲了整個美國。復興後的三K黨將目標瞄準天主教徒、猶太人、亞洲人、摩門教徒、移民、社會主義者、勞權基進人士、舞廳老闆，並大肆提倡優生學等偽科學理論。

 

　　當時三K黨極力將影響力擴展到黑人人口不多的地區，他們的手段是透過三K黨高階幹部「Kleagles」拜訪與調查地方民情，指出白人新教徒應該擔心的對象，然後散播恐懼與仇恨，爭取居民對三K黨的支持（繳交入會費）。

 

　　第二代的三K黨成立了專為白人新教徒女性設立的獨立組織「女性三K黨」，但一開始是三K黨內部爭權奪利的工具：一名男性三K黨領袖成立女性白人至上主義組織「Kamelias」以擴張自身權力，而另一名領袖則與名為「The Queens of the Golden Mask」的女性秘密組織結盟。最終後者勝出並轉型為WKKK，於1923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獲得正式認證。歷史學家凱斯琳‧布里（Kathleen M. Blee）在《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解釋，WKKK的鼎盛時期在每個州都設立分會，特別是在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賓州和阿肯色州等地。

 

　　WKKK跟男性三K黨同樣有森嚴的階級制度，並積極執行三K黨的行動：招募新成員、收取會費和策劃活動等等，所有的任務與活動都圍繞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仇恨心理、保護家庭價值與「攻擊他們認為的道德淪喪」的思想下進行。

 

　　WKKK與男性三K黨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1924年WKKK成員集體參與暴動，但她們並沒有涉入男性成員的私刑與暴力行動。但正因為沒有實質上的暴力行為，許多歷史評論家就以為WKKK成員和所有參與種族主義運動的女性，都只是隱身在男性背後、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但事實是WKKK比人們想像得還要強大。根據布里的說法，她們是「幕後操縱者與文化組織者」，運用自身的社會權力推動組織的目標。這些女性之中有很多精明的社會活動家：一戰後的新教社交俱樂部和組織是WKKK成員的聚集地，她們領導團隊宣稱自己是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並散播謠言毀謗反三K黨政治候選人的聲譽。她們還嘗試驅逐天主教公立學校的教師、抵制相關企業，並為支持三K黨的候選人助選。另一方面，她們向學校孩童捐贈牛奶，向貧困家庭捐贈食物，藉由策劃婚禮、洗禮、葬禮、宴會、講座、演講與遊行來建立社會關係。

 

　　這些女性把三K黨及其價值觀編織到美國社會的生活結構，並相信「所有好人都屬於三K黨」。學者強調，這個組織之所以令人恐懼，正是因為它們很容易與同質性高的美國小城鎮相容。WKKK吸引女性也不是因為它新潮，而是因為它的理念與儀式非常符合美國白人新教徒追求的事物：安全的生活、保守的信念、有秩序的世界。

 

　　她們致力於傳揚仇外與種族主義，而且成員中有不少保守主義者（符合人們的預期），但更震驚與不安的是在爭取白人至上主義的過程中，一些WKKK成員和分會也信奉和支持進步政治與女性主義。

 

　　某方面來說這是一種宣傳策略。隨著遲至1920年代女性第一次獲得投票權（不幸地，比黑人成年男性透過美國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取得投票權竟晚了50年）並享受政治權力，WKKK將自己定位為「爭取女性權利的保護者」來吸收成員，並在招募廣告打著性別平等的口號。但這也不是單純的宣傳策略而已，有些人更把WKKK視為保障與鞏固白人新教徒女性權利的工具。這些偏見傷害或扭曲了一些支持女性選舉權的白人領袖的觀點，她們經常在宣揚性別平等的同時，同時散佈如「黑人都是強姦犯」之類的言論。

 

　　布里認為，這種把種族主義思想以女性主義包裝的動作使得1920年代的WKKK得以存在和壯大。當1920年代女性成功爭取到投票權後，女性主義者就不再為共同目標而團結，進而分裂成許多小群體，其中一些群體正是白人至上主義的信徒。這是女權運動中最為黑暗和虛偽的分支，WKKK承諾女性能夠維護她們新得到的政治權力，脫離家庭生活行使自主權，甚至鼓吹反抗丈夫或離婚來加入WKKK。

 

 

　　許多WKKK的領導者也在家庭生活之外活躍：WKKK第一位全國領袖露露‧馬克威爾（Lulu Markwell）致力於爭取女性投票權；在印第安那州和其他七個州領導WKKK的黛西‧道格拉斯‧巴爾（Daisy Douglas Barr）是貴格會的牧師，同時還是共和黨州委員會的第一位女性副主席，也是戒酒和婦女組織的積極參與者；蒙夕市WKKK的另一位領導者瑪麗‧貝納德姆（Mary Benadum）在社團、教會和名為印第安那州商業與職業婦女的組織中活躍，另一位領導者莉莉安‧西德維克（Lillian Sedwick）則是印弟安納波利斯市的學校董事會成員。

 

　　WKKK宣稱組織可以保護她們免受丈夫的性騷擾與性犯罪，而三K黨是在對抗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南方黑人的「反動文化」。還有很多自稱堅信女性主義與同工同酬的成員，宣稱WKKK讓白人新教徒女性在「傳統女性職責」方面得到更多尊重與保障。

 

　　這些承諾是認真的嗎？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每個人背後的真實動機，但布里——她花很多時間採訪年邁的WKKK成員——相信她們的訴求是認真的。皮納引用布里的話說：「一些三K黨的女性把仇恨的種族主義與宗教偏見輕而易舉地融入到進步政治。例如一名女性覺得自己參與三K黨，跟她支持經濟再分配和女性主義之間沒有矛盾。」皮納指出，這是一個進步與反動的「詭異組合」，但這些女性似乎認為種族主義與關心社會保障福利和同工同酬的議題沒有矛盾。或許，當時的WKKK是認真想提升「白人女性」的社會地位。

 

　　三K黨許多男性成員對於白人女性從需要被保護的甜美、母性、天使般的形象轉變為團結一致的組織感到不舒服，WKKK的敵人也利用反女性主義的言論批判她們。例如一間反三K黨的報紙抨擊說，WKKK的成員都是「留鮑伯頭的不男不女」和「亞馬遜女野人」，並稱該組織是「女性想通姦外遇的幌子」。但是，女性主義必須審視運動歷史中那些有害的分支，WKKK遭到反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不代表這些成員就值得被尊重。

 

　　1920年代興起的WKKK與男性三K黨差不多在1930年代逐漸消失，後來的三K黨並沒有專為女性成立的獨立組織，也沒有任何對女性權利的承諾。但是WKKK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提醒人們種族主義（以及其他仇恨心理）是多麼容易混入其他運動和政策裡，正如皮納所寫：「要想精確地描述1920年代白人女性參與三K黨運動，我們這些致力於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就必須承認，種族主義與歧視偏見很容易吸引到主流的美國公民，至今依然如此。」

 

原文出處：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