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義的起源──法國存在主義學者西蒙．波娃曾經於其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透過「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為女性的境況下了總括性的註腳。自波娃於1949年出版《第二性》至今已七十餘年，「如何建構女人？」不僅是女性主義、也是社會學者所持續關注的問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該問題被提出前、女性對於此問題的自我意識並不存在，於是無從提出問題，但是此問題在女人的歷史上、從來未曾缺席過。

　　不論是厄瓜多電影《長夜驚魂》（La mala noche, 2019），或是另一部同樣以妓女為主要角色的法國片《巴黎妓院回憶錄》（L'Apollonide: Souvenirs de la maison close, 2011），我們皆可以看到兩部電影刻畫妓女與一般女性的相似性的努力。化名為Dana的妓女Pilar，為了替生病的女兒積攥治療的費用，此生必須接受各種男性──從自己的客人，妓院入口處的警衛，皮條客Nelson──的剝削及虐待，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僅能靠藥物來麻痺。同時間，她傾心於關心自己的醫生Julián，並且義無反顧地想要救出被囚禁的小女孩Lulu，避免她落入無數位同她悲慘的女人的人生輪迴裡。至於《巴黎妓院回憶錄》，我們看到一個十九世紀末的巴黎妓院拉普蘿奈 （l'Apollonide）的樣貌，以及賴娼妓為生的女人們，她們對生活的期盼、渴望與恐懼，渴望著回歸所謂正常的生活、對單純的愛情有所憧憬、擁有同性之間惺惺相惜的情感。

　　即便這些電影深入挖掘了妓女作為一門職業的生態與傳統、以及構成她們生命的基本物質，這些傳統從不脫離線性的歷史、文化結構與女性在兩者中所處的位置。如波娃所說，「女人本人也承認，這個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男性的；她從未作為主體昂首挺胸地站在群體其他成員的面前。」若將女性主義論述對女人身份的描繪，與大多數以「妓女」為主要敘事核心的電影進行對照，我們便能發現「妓女」的角色在這些電影中多已經跳脫了單純對於一種職業、工作或是身份的描述。《長夜驚魂》及《巴黎妓院回憶錄》中對於妓女形象的塑造，實際上也是對於一位女性、一位女人的塑造：她們原先是單純的女孩，在經歷世界的險惡與絕望後，成長為女人；她們畢生聽命於男人，透過滿足他們的慾望與需求來溫飽自己；她們孕育生命，卻也掙扎、懼怕於讓自己的女兒重蹈自己的複轍；她們即便被踐踏得血肉模糊，卻始終保有一份對世界的溫柔。

　　誠如邁爾斯 （Rosalind Miles）所言，「男人喜歡將這觀念盛裝成『女人生來就是要做母親』的概念，但那只是障眼法。男人心裡真正想說的是，女人之所以被創造，主要是為滿足男人的性欲，其次是為男人生小孩，男人要生多少就生多少。」若女人在陽性社會中的功能與目的是「滿足男人」，那麼身為女性或是身為妓女、在根本上並沒有不同，唯一的差別只在於價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約時間長短的不同──一般女性經由婚姻而終身只歸屬於──同時意味著只服務──一個男人，而妓女則歸屬所有男人、免除排他性的專制。

電影資訊

《長夜驚魂》（La mala noche）─Gabriela Calacache，2019 [女性影展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