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猶太大屠殺的以色列學者納坦．凱勒曼（Natan Kellermann）曾在其研究中指出「歷史創傷」（Historic trauma, HT）的存在，並且發現當某個族群在歷史上曾經歷過一段被壓迫、迫害的事件，其後代──即便該族群後代並沒有直接地經歷過創傷事件──也傾向於顯現創傷的相關症狀。

　　在韓國導演朱炫淑（주현숙）的紀錄片《再見世越號》(당신의 사월, Yellow Ribbon, 2019) 中，我們便能看到集體創傷的存在。電影雖然沒有記錄或追蹤自2014年經歷過世越號事件後生還的人們或死者家屬的身心健康狀況，但是從多位幾乎與世越號的沈沒毫無相關的受訪人中可以發現，事件發生後的五、六年間，其所帶來的傷痛已經不僅限於與該事件有直接關連的人──包含當年獲救，卻在兩天後自縊身亡的檀園高等學校副校長。

　　片中的受訪者，如在中學擔任老師的曹秀珍（조수진）在世越號事件發生後，不斷地質問、懷疑自己，「作為一個老師的責任是什麼？」帶著學生準備到濟州島出遊的老師，在事件發生當下、即便腦海中閃過家人及朋友的圖像，卻仍說「我先去救學生」，他們何以將對學生的責任看得比自己的性命更為重要；朱妍貞（정주연）在2014年看著新聞報導時，從對於上百人獲救的希望、到得知救援新聞造假後的無奈，以及身為畫家的丈夫為了工作必須不斷想像及揣摩當時被困在海上及世越號殘骸中的生靈；經營咖啡店的朴哲宇（박철우）看著新聞時，對於自己旁觀者的身份，感受到自己無從提供任何協助的無能感與自責；漁夫李玉英（이옥영）在事件發生後出海時，撈起了覆蓋著孩童屍體的降落傘；又或者是當年高三的李佑京（이유경）看著無數同自己年輕的生命逝去──他們多是透過間接的方式了解、而沒有直接地涉入世越號事件中，但是藉由當時播報的新聞及事件後續的處理及發展，他們皆間接地與世越號事件產生了連結。

　　不僅是這幾個人，上百萬在青瓦台請願及遊行的人們也程度不等地牽涉其中。在世越號事件中，媒體與電視將這件被政府官員定調為「交通事故」的慘案，透過其自身的影響力及技術、發送到韓國各地，讓所有關注新聞、甚至只是看了幾分鐘報導的韓國人，都接受到這份衝擊──這份被迫接受、觀看影像，卻因為其終究只是影像、而無能為力的感受。

　　接受衝擊的同時，他們的生活也產生了質變：他們開始自我懷疑，也對所有在事件中喪生或有幸生還卻終身處於惡夢中的人們感到不不安與虧欠。於此層面上，這些間接涉及事件的人們，一同共享了罹難者遺族及生還者的創傷──他們共感創傷帶原者的痛苦，並因為後者的痛苦而同樣感到痛苦。

　　透過《再見世越號》，我們可以想像此事件在韓國的歷史上將成為韓國人的集體創傷。然而，這樣的集體創傷不全然來自於被動──當時身在船上、觀看電視的人們──或主動──不論是曹秀珍透過教育讓學生了解世越號事件、明白此事的重要性，朴哲宇在遊行中製作餐點提供予參與的人們，李佑京擔任義工，投入檔案學、試圖梳理記憶與傷痛──投身事件中的行為。

　　這樣集體創傷的另一部分則是來自於人民及政府的對立，如同過去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或是二戰的猶太大屠殺，不只直接遭到迫害的人們及其家屬、後裔，一般民眾在長遠的歷史進程裡同樣要求轉型正義的促成。政府當年的無所作為、隱瞞事實（韓國政府）、對暴力的容忍與默認（二二八事件、軍官執行希特勒的指令），政府的行為所帶來的慘重後果無非對事件人產生影響及帶來創傷。

電影資訊

《再見世越號》(당신의 사월 / Yellow Ribbon）─朱炫淑，2019 [2020 台灣女性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