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的大部分作品都致力於探討巴勒斯坦與阿拉伯世界的問題，他於1978年出版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更成為後殖民主義思潮不可或缺的經典。

　　薩伊德非常喜愛沙特（Jean-Paul Sartre）、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等法國哲學家，也渴望與三位法國哲學家交流阿拉伯地區問題的看法。因此，當1979年收到西蒙波娃與沙特邀請他到巴黎參加有關中東問題的會議時，他的內心激動不已。他在日記裡寫道：「這就像是被科西瑪和理察‧華格納邀請到拜律特，或是被T‧S‧艾略特和維吉尼亞‧吳爾芙邀請去共度一個下午那樣。」

　　但是當薩伊德抵達巴黎時，他臨時得知由於「未知的安全原因」，會議地點被改到了傅柯家中，而接下來幾天的會議也以同樣混亂的方式進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沙特與一位熟人在沒有跟任何參與者商量之下選定，而任何阿拉伯學者都不會對主題感到滿意，薩伊德寫道：「涵蓋的領域範圍不是太遠就是太少，並沒有真正的思想交流，而且忽略了巴勒斯坦的處境。主題很快就變得非常明確，支持以色列才是這次會議的真正主軸，而不是阿拉伯或巴勒斯坦。」

　　這正是沙特、西蒙波娃與傅柯對中東問題的態度。

　　儘管薩伊德和傅柯聊得很愉快，也很高興看見自己的著作出現在傅柯的書架上，但傅柯不願與他談論任何關於中東的問題。而傅柯離開突尼西亞的經歷——他原本是突尼西亞大學哲學系教授——也從沒有真正的答案。一位教授同事告訴薩伊德，傅柯是在突尼西亞街頭爆發反以色列暴動後離開，而其他人則認為他與學生的同性戀運動才是被驅逐出境的原因。

　　親巴勒斯坦的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也曾告訴薩伊德，他與傅柯鬧翻正是因為傅柯的猶太復國主義立場。基於種種原因，薩伊德推測傅柯不願談論阿拉伯地區的問題，應該是因為他的反巴勒斯坦立場。

　　至於西蒙波娃，薩伊德則回憶：「她對任何願意聆聽的人講述她與凱特‧米列（Kate Millett）即將一起前往德黑蘭的事，他們計畫在當地進行反穆斯林女性黑色罩袍（chador）的抗議活動。」

　　薩伊德原本期盼與她探討中東問題，但見面後他才發現自己的期待顯得「很愚蠢」，因為他意識到西蒙波娃的自負性格，根本無法與之爭辯。

　　儘管對西蒙波娃和傅柯感到失望，但薩伊德仍對他的偶像沙特抱著很高的期待。畢竟，他反對自己的國家佔領阿爾及利亞，這個立場「對一個法國人來說，肯定難以與批評以色列的立場相提並論」。

　　然而，薩伊德錯了。沙特是堅定的以色列支持者。事實上，他的親猶太復國主義立場早已破壞他與親巴勒斯坦的法國小說家尚‧惹內（Jean Genet）的友誼。

　　此外，沙特還遲到了，在會議中也沒有太多發言。沙特只是讚揚了當時埃及總統艾爾‧沙達特（Anwar Sadat）剛簽署的大衛營協定（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和平協議），但從未提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

　　薩伊德寫道：「沙特對於阿拉伯世界的正義問題根本無動於衷……是因為他害怕被認為是反猶太主義嗎，還是因為他對猶太人大屠殺感到同情，還是因為他不允許自己深入地理解作為受害者的巴勒斯坦處境……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而我永遠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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