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今年在台灣上市的新書《如何閱讀文學》，最後一章叫做「價值」。在經歷眾多的文學分析之後，我們不能迴避的最後一步，就是決定一部作品是否有價值。但，價值是什麼？

 

　　我們經常搞混自己「喜歡」的事物與「讚美」的事物，以為兩者必然相同。但事實上，我們可能喜歡而不讚美一部作品，也可能讚美而不喜歡一部作品。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文學院畢業學生，都不會有膽說《尤里西斯》是部糟糕的作品，甚至可能可以講出一百個它是經典的原因，但雷雨交加的失眠夜晚，這些白天醒著讚美《尤里西斯》的人，不見得個個都願意讀它入睡。她們可能更願意讀《哈利波特》或者《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讚美是一種價值，喜歡是另一種價值。如果我們無法恰如其分的區分這兩者，難免淪於把藝術片與商業片拿來一起比較的窘境。當我們說某部電影只是「爽片」的時候，我們清楚知道這部電影帶來的「喜歡」的感覺，遠遠高於讓人想要「恭維」的感覺。但是「喜歡」的情緒就一定比較沒有價值嗎？成功的商業片，一定得背負媚俗或者欠缺反思的污名嗎？

 

是讚美還是喜歡？

 

 

　　比起「客觀」評價一部電影的藝術手法、動畫成就、演員表現，成功分析自己何以在「情感上」被這部片打動，有時反而顯得更加困難。情感是一種比起論理更難以向外人說明的東西，也是在現代社會被嚴重貶低的事物。任何一個沒看過《Kano》的人，似乎都很輕易就可以給你一個看起來理性的論述：「《Kano》就只是美化殖民歷史而已。」「是皇民化的電影，沒什麼好看的。」他們的評論說出口很輕鬆，而你卻因此必須浪費時間，去分析為什麼在你心中《Kano》並不是一部這樣的電影。

 

　　網路上有人問說，嘉農高中棒球隊打進甲子園的故事這麼精采，就像是掉落在地上的無主寶藏，誰撿起來去拍攝就是誰的，為什麼卻遲到2014年才拍出來？為什麼沒人想到呢？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答案也非常簡單，因為我們的國家一直試圖扭曲歷史教育，抹殺日治時期的史實，你不會知道原來國家公園是日治時期就開始的項目，也不會知道原來許多號稱是國民政府建設的公路、水利設施，其實都只是建立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上。

 

 

　　我們很難想像，教科書會是錯的，但是事實上就是錯了，而且是有人刻意為之。台灣人記憶被迫斷裂的狀態就像是遭遇車禍失憶的少女，再度睜開眼睛之後發現有全新的書包、全新的課本、全新的制服，但是日記被撕光了。當有天少女撿到了一張過去的舊照片，裡頭有與以前朋友的合照，但拿去問現在同住的人說「那是誰？」，卻被打一巴掌喝道：「你這不知感恩的傢伙。」

 

　　《賽德克巴萊》與《Kano》都是失憶者追尋自己身世的作品。但是前者的追尋被主流媒體允許，後者卻不被允許。我們長久面對同樣的問題：分明是一個族群組成複雜、歷史記憶不同的島嶼，卻有人一直堅持只有他們的記憶是正統的、是合法的、是高尚的。分明是認同與情感的問題（你的祖先經歷過對日抗戰，我的沒有＼我的祖先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你的沒有），卻假裝那是理性與對錯的問題（殖民是錯的！皇民化是錯的）。

 

　　如果要真的討論理性與對錯，這些主流媒體的意見又經常自相矛盾。譬如，若日本來的日本人統治台灣的狀況是殖民，必須顛覆的話，那麼中國來的國民黨又何嘗不是呢？如果皇民化抹去文化根底是錯誤的，為什麼現在改教科書刪除「白色恐怖」四個字就可以呢？如果殖民是絕對必須抗拒的錯誤，那為什麼服貿即將帶來的中國經濟殖民就可以接受呢？

 

可以喜歡的殖民者

 

 

　　為什麼，有些殖民者是可以喜歡的，有些不可以呢？是誰來幫我們決定這件事情？

 

　　當我看著《Kano》，看到嘉南大圳落成的畫面，看見那滾滾的河水如何在農民的驚嘆之中流進田野。祖父一生都是農田水利工程師，也是農校畢業生，而我進入大學時歷史考了92.78分，應該不算是懶慢的學生，卻從來未曾讀到過這段歷史──是誰建造嘉南大圳？是何時落成？影響了誰？我對自己土地歷史的無知，是政府計畫的一環，如今有一部好看的台灣電影，簡單的補足了我彌補失憶的渴望，卻有人告訴我，喜歡這部片是不理性也不道德的？

 

 

 

　　我並不是想論證，《Kano》在藝術上有多成功。《Kano》就是一部誠意十足的商業片，擁有良好的編劇，不錯的考證，跟非常紮實的棒球情節。對於美國人來說，這可能的確只是一部傑出的棒球電影，對台灣人來說，則是一段一度蒙塵的歷史，混雜著日趨惡劣的政治經濟現況、許多對未來的失望、被壓抑的情緒，加上國片再起的期待，是混雜著國族感情的片子。觀影者看到片中沈默寡言的主角吳明捷抑鬱但又執著地繞著球場奔跑，旁白是教練的聲音，交錯響起：

 

　　「一、二、三，等待。」

　　「一、二、三，攻擊。」

 

　　多少意識到，這並不只是在講註定失敗的青澀戀情，也不只是高中棒球的成敗而已。這是台灣年輕人對於逆境或者不可為之事的看法，我們沈潛等待，然後我們攻擊。

 

 

　　伊格頓在「價值」一章中提到一個比喻，身為一個外國的旁觀者，你不能對喜瑪拉雅村子中的傳統儀式提出什麼判斷，說這個儀式舉行得好不好，細節執行得如何。對於根本「不」共有歷史記憶的人來說，去批評另一群人喜愛的文化是什麼、干涉他們應該對什麼產生感情，就跟外國人跑去喜瑪拉雅村落裡面下指導棋沒什麼兩樣。

 

　　任何人都有權利「讚美」或「不讚美」一個文本，但沒有人有權利干涉別人「喜歡」或「不喜歡」一個文本，這是至明之理。或許，這已經根本無涉於理性本身，而是純粹的美學問題。不去理解情感背後複雜的原因，動輒想像別人只是沒想清楚，進而強迫別人跟自己同一好惡，此舉就是失了格調。而這種沒格調的行為，本來就跟電影本身無關。

 

 

電影資訊

《Kano》－馬志翔，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