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恐懼症、強迫症、重度憂鬱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焦慮症都是描述心理健康問題的「標籤」，但以上這些是有用的「疾病」名稱嗎？臨床心理學專家梅麗莎‧布萊克（Melissa Black）認為，目前人們分類精神疾病的方式，有點像是把流行性感冒分為「咳嗽失調」、「高溫失調」、「流鼻水失調」，這些標籤本身是對的，但如果不整合起來幾乎無法知道該怎麼治療。因此，她主張以「跨診斷模型」（transdiagnostic model）來統合精神疾病的臨床治療。

 

　　我們自己或身旁的人都可能經歷過某些心理障礙，或者「同時」經歷過很多種。事實上，病患通常不只有一種症狀：例如除了社交恐懼（害怕負面評價），或許還有焦慮（持續和無法控制的擔憂）和憂鬱（情緒低落和不快樂）。許多人可能認為這些障礙是獨立存在，但精神醫學診斷手冊對「疾病」的稱呼，通常只是眾多的「標籤」而已，更多時候只是描述一種狀態，並沒有辦法說出原因（例如焦慮症，焦慮只是最後表現出來的狀態），即使全部加在一起也無法得知這個人怎麼了，必須深入理解病患的內心與遭遇才知道該如何處理。

 

　　當布萊克開始看診時，很快就發現傳統的分類診斷系統不適合應用在臨床，因為大部分的病患同時符合多種診斷標準。雖然指導手冊能協助判斷「誰有障礙，誰需要治療」，但它把每個人不同的經歷和遭遇都歸類為簡便的診斷類別，這種做法既不恰當也不精確。臨床醫生和病患從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但直到最近心理學家才注意到這點。

 

　　布萊克說：「這就是為什麼『跨診斷取向』如此重要，它把心理健康定義為一個連續過程。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具有共同的心理過程，例如非理性想法、焦慮和情緒低落，這些都是所謂的『失調』根源，只是每個人表現出來的程度不同。這有助於解釋精神疾病高度重疊的症狀，跨診斷取向有望找出影響心理健康的共同因素，從而改善分類方式、研究方向與治療方法。」

 

　　既然目前的分類診斷系統在臨床上不實用，為何還存在這麼久？繼續使用這個系統的好處和挑戰又是什麼？布萊克說：「平心而論，分類診斷系統並沒有那麼糟。它協助醫生判定『誰有疾病，誰需要治療』，並在臨床實驗和其他類型研究方面為參與者分組。」

 

 

　　分類診斷系統始於19世紀末期，當時的心理健康專家（主要是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學家）試圖找出一種方法描述病患經歷的心理障礙，而他們選擇的方法反映出那個時代慣用的做法：分類（生物學和醫學也採用了其他的分類系統）。他們將一系列的症狀分門別類，觀察症狀的發作和消失的過程與結果，作為標準的診斷類別。

 

　　德國精神病學家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於1883年出版的《精神病學綱要》（Compendium der Psychiatrie）其影響力特別大。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99年出版的第六版中，區分了躁鬱症和早發性失智（當時對思覺失調症的稱呼），為日後區分情緒性疾患（例如躁鬱症）和非情緒性疾患（例如思覺失調症）奠定了基礎。然而，克雷佩林自己也不滿意在病患身上觀察到的症狀描述，他認為自己只是捕捉到精神綜合症的大致型態，但整體的界限並不明確。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專家還在努力解決類似的問題。分類診斷系統最具權威性的兩本手冊——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DSM）和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國際疾病分類》（ICD）——幾十年來也進行了多次修訂。《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出到了第五版（DSM-5），《國際疾病分類》則出到了第11版（ICD-11），裡面涵蓋了大量的診斷類別：在《DSM-5》裡有541個診斷類別。

 

　　分類診斷系統只在某些情況下有用，而在多數情況下並不足夠。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為臨床醫生、研究者、醫療體系和決策者提供關於心理健康問題的特徵和症狀的指導，以及為「正常」和「異常」的惡性壓力和傷害程度制定出標準。

 

 

　　目前的分類診斷系統面臨三個挑戰：首先是「共病」，即同時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疾病。根據估計，57％至81％被診斷為「常見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同時有其他不同的單獨診斷。有些人認為，這種「共病」其實是系統所造成的誤解，並不是他們真的患有多種疾病。

 

　　第二是異質性：「同一種失調」在症狀表現方面的差異。例如，研究表明重度憂鬱症就有多達10377種不同的診斷方法。第三是可變性：心理健康問題在不同年齡階段的表現各不相同，人們很可能經歷到類似的困難，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失調。

 

　　所有問題都表明，精神疾病很難找出一種方式對所有症狀分類。然而，如果能更好地識別潛在的根源，就能採用最適合的治療方法。就像前面所說，如果把流行性感冒分成「咳嗽失調」、「高溫失調」、「流鼻水失調」，那麼要處理流行性感冒變得既複雜又困難。在心理健康方面，我們很容易把「情緒低落」、「憂慮」、「睡眠問題」、「食慾改變」、「易怒」和「難以集中注意力」視為個別疾病，但根源卻可能都是「惡性壓力」所引起的症狀。

 

　　在確定關聯的跨診斷過程中，焦點應該放在功能：也就是說，一個過程在心理功能方面是「適應」還是「正常」，以及我們是否有能力進行干預。例如在調查飛機失事原因時，墜機肯定與地心引力相關，引擎故障也可能相關。但為了預防未來再次墜機，最好是把精力放在改善飛機引擎方面，而不是該怎麼處理地心引力的影響。同樣地，雖然我們無法輕易改變一個人的過去經歷或個性，但我們能夠在一些看似對目前毫無幫助的過程中逐步引導他們。

 

 

　　現階段的心理干預措施只有50％至80％的常見心理健康問題患者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復，而被診斷多種症狀的患者情況則糟糕得多。針對干預措施的範圍和效果很有限，特別是在共病、異質性和可變性的影響下。假如你同時被診斷出社交恐懼症、焦慮症和憂鬱症，用目前的分類診斷系統只會得到三個臨床醫生的不同療程，這似乎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更別說額外投入的大量時間、金錢和情感。

 

　　布萊克說：「我們可以做得更好。跨診斷取向的治療方法正逐漸起步，藉由經驗豐富的心理健康臨床醫生所制定的個人化療程，嘗試提供更多證據使其標準化。雖然療程都是為病患量身訂做，但簡化療程架構並有效治療才是最困難的部份，開發和推廣這個方法仍有許多挑戰。」

 

　　儘管跨診斷的方法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它也不是萬靈丹，我們對這些分類瑣細的「病名／標籤」該如何歸類與統整，並看穿埋藏在眾多症狀底下的根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布萊克總結說：「整體來說，我們需要更有效的方式反映常見心理健康問題的個人與臨床現實，最後提升對他們的理解與治療選擇。跨診斷的方法提供一個有前景的觀點，但我們面前的路還很漫長。」

 

 

原文出處：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