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文明」社會的醜行：《古羅馬惡行錄》

「文明」社會的醜行：《古羅馬惡行錄》

2020/07/22 12:00

《古羅馬惡行錄》中文版書封。

文｜Jerry Toner

譯｜筆鹿工作室

　　暴力犯罪的類型

　　暴力犯罪具有各種形式。在人類社會中，謀殺普遍受到譴責，羅馬也一樣。羅馬法律確實已理解預謀殺人和意外殺人之間的區別。如果有人用劍砍另一個人，這樣做的意圖毫無疑問是為了殺人。但如果是在一場爭鬥中，一名男子用浴池中的銅壺打了另一名男子，即使武器是由金屬製成，也不會構成謀殺，施加的懲罰會比較小（Digest 48.8.1.3）。我們還會看見，在某些情況下，殺死竊賊可能不致受罰，與我們今日常在報章媒體中讀到的家暴或闖空門竊案並無不同（受害者正當防衛而殺死竊賊）。

　　令人驚訝的是，羅馬帝國中許多暴力犯罪是發生在地方社區那種面對面的環境下。西元四七年，一份來自埃及的訴狀，描述一個牧人和他僱用工人之間的爭執，工人聲稱被欠薪。他說，老闆先說話侮辱他和妻子，然後不顧妻子懷孕，不停打她，導致孩子流產。後來妻子無法下床，並有失去生命的危險（P.Mich. 228）。此文獻讓我們非常清楚認識了羅馬人居住的競爭世界，那裡沒有和睦相處的鄰居關係。相反地我們發現，在羅馬社會中，每個人都固執地抓緊著自己僅有的一切，同時也願努力做任何事來改善命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世界的經濟成長並不迅速，絕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準可能只夠維持生計。由於資源不足，很容易遭受經濟衝擊。因此，這種社會背景孕育了一種競爭激烈的景象—由於缺乏資源，會將鄰居視為競爭對手，而非可以分享的朋友，這並不足為奇。

　　在另一份訴狀中我們還得知，有人對官員赫拉克利德斯（Aurelius Heracleides）的財產進行了某種復仇的暴力攻擊。有一次他出差，有隻驢子跑掉了，因此鄉親組織了一個搜索隊，但他們找到驢子時，驢子已被綁起來殺死了，推測是附近對這位官員懷有怨恨的人所殺（SB 6.9203）。另一個例子，有個女人向百夫長報告，她的丈夫涅梅西翁（Nemesion）是一名稅務官員，他於西元二○七年三月二日下午離開位於費拉德菲亞（在現在的埃及法尤姆）的家，自此失蹤，幾次搜索都沒有結果（P.Gen. 17）。他的命運仍是個謎，但暴力結局似乎最有可能。

　　這種一連串的肆意破壞性暴力，貫穿於埃及的史料中。一名男子報告，他在新托勒密村（New Ptolemis）附近的曬穀場，被不明人士放火（BGU 2.561）。另一個叫做佩特瑞斯（Petsiris）的人，抱怨他被帕吐紐恩（Patunion）打一頓後，才發現是因為自己騎著騾子走過人家剛種好的菜田（P. Mich. 5.229）。許多爭執都聚焦在土地權利上，這種鄰居間的衝突會永久破壞關係。有條法律提到，有人會在夜晚偷砍果樹，這往往是鄰居出於嫉妒或憤怒，對當地對手所進行的惡意攻擊。兩相對峙下，很快就會出現暴力。西元二一八年，阿芬奇斯（Aphynchis）控訴糕餅師傅阿奇留斯（Achilleus）打傷了他的女奴，嘴唇都破了。他前去理論，「和他討論所做的可恨醜事」，倆人很快就開始互毆。阿芬奇斯聲稱：「然後他也打我，不僅暴力相向，也咒罵我，甚至還丟石頭打中我的頭」（P. OXY. 33.2672.11-18）。從這些訴狀顯見的是，人們發明了不少相互攻擊的方式：劍、棍棒、家具、拳頭以及文字。

　　我們可清楚看見，在許多訴狀中，還明顯體現出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以及對罪犯不文明和不被接受行為的憤概。原告經常會詳細說明自己所受的創傷，並要求懲罰違法者。訴狀中經常可見兩個字，分別是希臘文代表武力或暴力的「bia」，以及代表自大傲慢的「hubris」。另外還有一個常見的形容詞，描述被告的行為「像強盜」。受害者覺得自己所受待遇遠低於同樣地位應該有的程度，違法者亦無視於文明團體生活的不成文規則。然而，抱怨與投訴的高頻率表明，以暴力和傲慢的態度行事也是生活在埃及小城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暴力的發生，通常是在彼此認識的人有所爭端時，但也有時是隨機發生。如果一個人遭劫，且因為設法反抗而被打，這是否因為他知道，如果放任財產被奪取，從此就再也無法奪回？因此這是否反映了你必須努力保衛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或者這些原告是為了給法官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加油添醋強調案件的嚴重程度？三者皆有可能。但這在在顯示出地方團體地位的重要性：即使是輕微的傷害，都被視作非常嚴重。在這個世界中，人人都在爭奪地位。

　　羅馬城也為我們提供了街頭生活的暴力面證據，分量可謂與埃及相當。哲學家塞內卡（Seneca）警告，下流階級更有可能「使用武力、爭吵，一言不合便打架，肆意發洩憤怒」（《論仁政》On Clemency 1.7.4）。同樣地，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描述了四世紀時，羅馬人在公共場所暴力爭執的情景，其中有些與賭博有關，特別是在酒吧裡（Histories 28.4.28-31）。例如龐貝城薩菲烏斯（Salvius）的酒吧有這樣的畫面：打架的賭徒被老闆趕出酒吧。狹小、品質不良的城市生活條件，很可能加劇人們的暴力傾向。有時候發生打鬥是因為人們覺得必須護衛個人名譽，也就是說，他們覺得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名譽受到攻擊。西塞羅認為，一般的羅馬人，榮譽感雖不如精英，但仍受其驅使（Divisions of Oratory 91-2）：「沒有人如此粗鄙，以致於不受羞恥和侮辱所驅動。」事實上，每個人都非常關心他們在地方團體的名聲，努力保衛自己的榮譽。

　　地方團體之間的競爭和對抗，確實會變得險惡。塔西佗（Tacitus）寫出兩個例子。一個例子來自於西元五九年龐貝城舉行的角鬥士表演，他稱為「角鬥士表演的微不足道事件」（Annals 14.17）。附近紐塞利亞（Nuceria）市民和當地人從互相嘲弄開始，然後是辱罵、互扔石頭，最後演變成拔劍的流血事件。另一例位於現在的利比亞海岸，是關於伊爾城（Oea）和理普提斯城（Liptis）兩城之間的鬥爭，原本只是不同族群互相偷竊農作物和牛隻，後來衝突升級到爆發戰爭的地步。伊爾城比較小，他們找來加拉曼特人（Garamantes）—這是生活在帝國邊境的兇猛部落—結果造成理普提斯城的重大傷亡，只能躲避在城牆的保護之下（Histories 4.50）。這些都是極端的例子，像塔西佗這樣貴族階級的歷史學家，原本對一般人民沒有特別興趣，卻認為這件事值得記錄。然而我們知道，即使對鄰人展現忠誠度，也可能導致悲慘事件。

　　有一種暴力犯罪形式，屬於一些鄉村地區的地方性問題，就是土匪。為了抵禦土匪的攻擊，富人出門旅行都會帶著隨從。很明顯地，卑下的人無法負擔護衛，但他們可以想辦法跟隨這些富人一起出遠門。愛比克泰德（Epictetus）便建議，有安全意識的旅行人士，如果聽說路上有土匪，不要隻身出門冒險，要等待大人物出門，例如大使、總督或官員等，旅途就可以保平安（Discourses 4.1.91）。即使如此，重要人物仍會失蹤。小普林尼記錄了百夫長羅布斯圖斯（Robustus）如何消失無蹤，還補充說，同樣的事也發生在老同鄉克里斯普斯（Metilius Crispus）身上：「不知是被奴隸殺死，還是被土匪殺死，沒有人知道。」（Letters 6.25）。西塞羅在寫給朋友阿迪克斯（Atticus）的一封信中，抱怨沒有收到另一位朋友昆克圖斯（Lucius Quinctus）的信，因為他遇到搶劫受傷，倒在路邊（7.9.1）。

　　不讓敵人離開視線

　　遺產也可能是暴力罪行的原因。在一起案件中，有位婦女名叫塞亞，傳給兒子提提烏斯五磅金，兒子卻告發母親謀害父親致死。訴狀還沒送到法庭上，塞亞便去世，死後才還她清白。於是法院討論，塞亞的其他繼承人是否有義務要承擔她兒子錯誤指控所產生的費用（Diqest 34.4.31.2）。如一般所見，問題在於，這個例子是否只是反映一個假設的情況、一個例外的情況，還是反映了更常見的社會問題。這當然值得考慮制定另一條條款，規定藉由犯罪所獲得的任何財產都不應保存，例如「他可能就是造成親屬死亡的罪魁禍首」這種情形。

　　毒藥是一種常見的謀殺方式（如Digest 48.9.7）。《阿斯特蘭普斯克斯神諭集》（Oracles of Astrampsychus）中有個問題是：「我被下毒了嗎？」這本神諭集是由九十二個問題組成，煩惱的原告可以向神詢問這些問題，指示他們應採取何種行動。這份神諭廣受推崇，僅在埃及的垃圾堆中就發現了十份，羅馬帝國滅亡後，基督教版本的流傳更是廣泛。每個問題都有十個可能的答案，在有關毒藥的問題中，十個答案中有四個是肯定的。雖然這個比例並不表示實際中毒的可能性，但它確實顯示，人們在感覺不適時，容易疑神疑鬼，懷疑自己被謀殺。

　　這種懷疑具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意義。狄奧講述了圖密善皇帝時代，有一個地下團體，他們的生意是在針頭上塗抹毒藥，然後刺殺目標，也就是付錢買兇。許多人在不知道原因的情況下死去。這不僅發生在羅馬，還遍及整座帝國。狄奧聲稱在康茂德（Commodus）統治期間曾發生類似的中毒事件（67.11; 73.14）。這實在令人好奇。但可注意到兩個事件都發生在瘟疫爆發、死亡率上升的期間，無須直接歸咎於有人策劃大規模謀殺事件。在圖密善時代的案例中，人們表示這種現象實際上發生於帝國各地，再度顯示原因應更為普遍，例如自然疾病，而非整個帝國都爆發惡意的毒殺事件。

　　也許這顯示，當發生一連串無法解釋的死亡事件，人們自然反應是歸咎於幫派，羅馬人對幫派犯罪的恐懼甚為顯著，就像今日我們對幫派也同樣害怕。是否真有那麼多幫派份子？其實很難說，因為證據薄弱，但他們不太可能必須對這些下毒的嫌疑負責。

　　暴力亦普遍存在家庭內部，無論是對奴隸、兒童還是女性。羅馬神學家奧古斯丁描述許多婦女臉上都留有挨打的傷疤。奧古斯丁的母親說，他們應該把婚姻誓言想成是「成為奴隸的手段」，並告誡女性「不要對她們的主人無禮」（Confessions 9.9），因為大眾普遍都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有個古老的故事說，主教伊格納久斯因喝酒而毆打妻子，這種作為竟得到讚賞（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6.3.9）。從一些訴狀中還可嗅到男人恐嚇女人的味道。在西元三八一年的一篇訴狀中，一位名叫奧里利婭的女人投訴與一位「想要終結我性命」的男人發生激烈爭吵，男人「頤指氣使對著我的臉叫罵」。可以想像，他的臉簡直是貼在了女人臉上（P. Mich. 18.793.2-5）。

　　但女性也會扮演攻擊者的角色。有訟文說，一位廚師安格斯．戴蒙的妻子蒂蒂姆，如何在一天晚上來到原告家中，「她找到我，當時我和家人都站著，她便對我們高聲叫罵，有些話我都說不出口」。原告表示對攻擊者的看法：「她簡直是個無恥到極點的女人，滿口謊言」。爭執愈演愈烈，「她激動到精神失常，攻擊了我，她本性就脾氣暴躁，還打了我，咒罵了站在我身邊的幾個孫女」（SB 6.9421）。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只看見這個故事的一面，而且事件有誇大之嫌。受害者指出這場攻擊毫無理由，但想必背後是有故事的。同時有趣的是，它將攻擊者描繪成一個刻板印象的壞女人—瘋狂、暴力，滿口髒話。也許這是讓男法官起訴的方法？但無論如何，這些案例每一個都與現代暴力攻擊事件並無大不同。通常我們很難從兩個相互矛盾的版本間決定孰是孰非，但可確定羅馬帝國肯定是一個家庭暴力普遍存在，且大體而言被接受的世界。

　　另一方面，古代作家則特別關注性侵，但這種關注並非源於對婦女安全的關懷。相反地，是因為女兒要在父親的指導下成為家庭的一份子，對她的任何攻擊都代表對其父親品德和榮譽的攻擊，以及對整個家族的攻擊，甚至可以延伸到對社會團體的攻擊。正如一條法律明文指出，就算女方的父親願意原諒性侵犯對他所造成的傷害，性侵犯也應受到懲罰（Digest 48.6.5.2）。即便父親願對女兒所受的攻擊寬恕以待，這種罪行仍公認為是在挑釁社會秩序的結構，因此對父親品德所遭受的攻擊，社會必定會懲處。有一種人們公認可接受，且完全合法的性侵—主人對奴隸的性濫權。在阿提米多羅（Artemidorus）的解夢書中，夢見與奴隸女孩發生性關係，表示作夢者只是想要從資產中獲得樂趣。

　　關於暴力犯罪，人們會很想要用其他比較數據來闡述羅馬可能有過的經驗。但有個問題是，不同社會的犯罪率差異很大。例如，在現代的第三世界中，許多城市與古羅馬具有相同的特徵，但謀殺比例卻低於許多美國城市。另一點則是羅馬的特殊之處。是的，羅馬是個工業革命前的城市，但除了中國以外，它比其他所有工業革命前的城市都要大得多。中世紀時期，表面上看來與古代有相似之處：普遍貧窮、高度不平等、低度警衛維護治安。但中世紀的數據與古代相較，問題並沒有比較少。一位歷史社會學家認為，中世紀倫敦的年度謀殺率，每十萬人口約有五十人（現在不到兩人）。問題在於，目前尚不清楚倫敦從前的人口有多少。估計十四世紀的倫敦人口總數是三萬五千到十五萬不等，無法確定的原因是，我們不知道大多數建築物的人口密度。以最高人口估計值，會將謀殺率降低到十萬分之十，高於今日的倫敦，但低於許多美國城市。也許最大的單一差異是現代具有急診醫療照護的便利性。現代容易處置的傷口，在古代卻會死亡。將羅馬與其他社會比較，往往具有風險，再加上犯罪，問題要比一般更大。

　　如果我們想要獲得羅馬犯罪的統計圖，古代史料並無多大幫助。頂多只能強調一些特點：對人的暴力行為至少可能與財產相關的犯罪一樣普遍。這反映了財產所有權的程度低得多，也反映了這個社會在個人關係中對於「使用暴力」的接受程度較高。暴力不管在鄉村還是城市都一樣普遍，但形式不同。鄉村是結夥，城市是單獨行動。富人較少遭受暴力，因為他們可以付錢買保護。城市中貧民的居住環境很擁擠，為犯罪分子提供了大量機會。羅馬的人口是呈垂直而非水平分布，表示當時城市土地並沒有根據地位和財富分為不同區塊，中產住宅建築物與宏偉的城市別墅比鄰，沒有犯罪禁區。婦女受到的侵犯不僅來自外界，也來自家中。

　　虛構的罪行

　　在我們所持有的證據中，有一種很有趣—法律學校中富裕階級年輕人所用的法學教材。這些文本稱為演說（declamation），是高等教育的骨幹。學生受邀對虛構的法庭犯罪事件，以原告或被告的立場來發表演說。主題涉及各種恐怖暴力犯罪，包括謀殺、中毒、誅殺暴君、殺嬰、殺兒童、酷刑、性侵、虐待妻子和奴隸等。以下是弗拉克斯（Calpurnius Flaccus）演說中的一例，他是二世紀上半葉的雄辯家。有一個年輕男子約定要與一個女子結婚，卻遭到女子母親反對，表示除非她死，女兒不會嫁給他。然後女子死了，調查有中毒的情況，於是女子的父親嚴刑拷打、審問了家奴。後來有個女奴承認，與女兒訂婚的年輕男子，和女兒的母親發生了通姦事件。於是父親指控是妻子毒死了女兒（Declamation 40）。

　　這些演說經常把女性描繪得很負面，性侵受害者表現出一種殘忍的復仇慾望。令人震驚的是，婦女有多常成為性侵的受害者。有個案件是關於一個女子拒絕對她的痛苦表示意見，在治安官面前，她只是一直安靜地哭泣（16）。在審判期間，她受到辯護律師的交叉盤問，律師述說被告儀表高貴，表示他是一位優秀的年輕人，任何父母都希望能有這樣的兒子或女婿。事實證明，被告已向女子求婚，但不耐煩等待。律師說，他只是一個典型的情人，而且，「該怎麼說呢，是說他性侵了她，還是先入了洞房？」畢竟，她沒有提出任何正式的投訴。儘管她拒絕提供證據，但治安官卻將處死了性侵犯，造成女子發狂，最後自殺了。這雖是一個虛構案件，卻清楚顯示了羅馬男性不在乎性侵的態度。正如一位律師在另一個虛構的性侵案中所說：「妳真的受到什麼痛苦嗎，女孩？所以妳失去了童貞，這在妳這個年齡層很平常，說不定妳還急著想要趕快失去童貞呢！」（43）

　　就現代人聽來，這些盤問非常荒謬。從某種意義上說，羅馬人卻可能是贊同的。塔西佗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些演說過於荒謬，主題「脫離現實太遠」，每天在課堂上討論的東西很少能在法院中運用（Dialogue on Oratory 35）。為何如此？可能因為教材的主題是面對十幾歲的男孩。雄辯家也必須吸引學生，因此駭人聽聞的內容是鼓動演說的一種方式。並且毫無疑問，這些主題錯綜複雜的性質，確實能夠促進心懷抱負律師的法律技能。

　　或許我們更能看見的是，這些誇張的演說是用來訓練帝國的精英。這樣的演說過程，有助灌輸統治階級的社會價值觀，並顯示出人們對富裕男性的想像，他們所關注的重點與現代讀者大不相同—羅馬人不關心受害者的感受，不願嘗試尋找適當的證據，卻窮究受害者背後的家庭發生了什麼，並且相信他們有能力對他人的人格做出道德判斷。

（本文為《古羅馬惡行錄：從殘暴的君王到暴民與戰爭，駭人的古羅馬犯罪史》部分書摘）

《古羅馬惡行錄》中文版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