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Peter E. Gordon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與許多同時代的學者齊名，例如德國的齊梅爾（Georg Simmel）、英國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法國的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美國的杜波依斯（Du Bois）。韋伯在讀完《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後曾與杜波依斯通信，表達希望把這本書翻譯成德語，並提到：「我非常確信，『膚色界線』是未來時代最主要的問題，無論在這裡或是在世界各地。」

　　我們很難界定韋伯的學術領域，在他出版最著名的作品時「社會學」這個字還很新，而考量到他對人類思想具有深刻地影響，將他歸類在單一領域似乎也過於狹隘。他的好奇心和學習能力無窮無盡，他自信地書寫了中世紀歐洲的貿易法和印度教思想、研究了古代王權與現代官僚制度，甚至寫過一篇關於音樂社會學的論文。然而，他終其一生都害怕自己是個外行的半吊子，當同事問他為什麼把自己逼得這麼緊時，他只冷冷地回答：「我想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少。」

　　在韋伯所有社會學著作中，「把工作視為個人使命」的思想不斷反覆出現，而他最知名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主題正是談論一種使命感（或天職）。這本書經常被引用，但也經常被誤解，從韋伯那個時代就常有人指責他提倡「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新教促成」，但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

　　韋伯的論點要微妙許多。儘管現代資本主義最早興起於近代早期的北歐，但當時的基督宗教文化背景不同，過去對經濟活動抱持不信任態度，並把追求財富視為一種罪惡。在整個中世紀，教會也對借貸施加限制，經常把這些工作交給猶太人和外邦人，這導致了特定的刻板印象並延續到今天。就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助長這種古老的偏見，認為金融活動等同貪婪。

　　韋伯則提出了問題：在這樣的基督教信仰模式下，企業家的習性是如何形成？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資本主義貿易是如何在歐洲蓬勃發展，使荷蘭共和國和英國及其北美殖民地繁榮壯大，並對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根本上的改變？韋伯的回答很有獨創性，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只是一套制度或交易體系，還是一種由許多態度與傾向構成、獨一無二（也許是前所未有）的行為或文化風格。北歐國家之所以有異乎尋常的力量，部分是由於商人有條不紊的思考能力與克制精神。他們雖然掙得大量財富，但也避掉物質享樂，帶著一種責任感引領他們走向更偉大的成就。

　　但要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的行為呢？韋伯提出，資本主義的「世俗禁欲主義」可能源於新教的教義。喀爾文主義的宿命論把神的恩寵變成不可知的東西，一種賜予選民的禮物。這麼做的結果把神的主權提升到超越一切可能的高度，但對信徒來說這是心理上的重大打擊，因為人的行為被完全剝奪了意義。事實證明，官方的教義難以承受，因此喀爾文派的傳教士做出了微妙的修改：讓世俗的成功變成上帝選民的證明。

　　無論是路德或天主教，他們都接受天職或「呼召」的概念，也就是一個人被上帝撿選成為祭司。然而，喀爾文主義把呼召的概念應用在基督宗教過去譴責的世俗追求上。當然，撿選仍然無法確定，因為信徒無法透過工作得到救贖。但是，上帝與世界之間重新建立了一種聯繫：如果一個人以虔誠和克制的精神行事，那麼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成就，或許意味著他就是上帝撿選的子民。

　　對韋伯來說，喀爾文派的微小改動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新教允許信徒投身世俗的活動，而資本主義企業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具有精神意義。正如韋伯指出，這種行為有一些不理性之處：它要求人們自願推遲滿足自己，自願為不確定的未來儲蓄與投資。但正是新教文化的宗教倫理為商業活動賦予了更高的意義。顯然，這個理論沒有因果關係，而是說明了一種「選擇性契合」（韋伯從歌德1809年的小說中借用的一個詞）：資本主義和新教在歷史上獨立發展，但結合在一起時形成了特殊且強大的關係，共同了改變現代世界。

　　今天的美國人經常吹噓：美國公民是「新教工作倫理」的受益者，以此解釋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但韋伯提出了一個更悲慘的觀點，在他看來宗教激發的工作倫理在很久以前就已消亡，成為推動理性化過程的犧牲品。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現在獨立運作，像機器那樣對所有的精神價值漠不關心，而「呼召」這個概念「就像曾經信仰的宗教信仰幽魂一樣，縈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與此同時，那些被困在這個體系中的人只剩下一種盲目的衝動感，韋伯寫道：「清教徒想成為被呼召的人，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這麼做。」特別是在美國，對於財富追求已經「失去了形上學的意義」，更多是與「純粹自然的熱情」有關。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語，韋伯將他那個時代的典型資本家描述為平庸之輩，就像被尼采稱為「最後一人」那樣發育不良的生物。在這個由沒有靈魂的人所組成的世界，不是基於個人的主動性，而是基於體系的必要性，韋伯寫道：「今天，這個強大的宇宙以壓倒性的強制力，不僅決定了那些直接參與商業活動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決定了每一個出生在這個體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可能一直這樣下去，直到消耗掉最後一噸化石燃料的那天。」

　　最後幾句話頗有先見之明。儘管韋伯沒有預料工業化造成的氣候變化災難與環境破壞，但他清楚知道資本主義在全球無限制擴張時，很難被視為社會或歷史進步的象徵。在記錄現代世界的崛起時，韋伯保持著冷靜的懷疑態度。社會學的目的並不是發現一般規律，而是理解人類行為的複雜性。這種對獨特性而非普遍性的強調，使韋伯的作品難以被歸類。

　　韋伯在關於政治的演講中對革命不屑一顧，並警告聽眾在未來十年內，他們應該會經歷一個黑暗和政治反應的時代。他認為現代國家只不過是一台機器、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龐大官僚實體，唯一的問題在於這個實體是由真正的領導者領導的民主，還是會滿足於一群平庸的政客所管理的「無領導民主政體」。

　　然而，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必須在理想中融入現實。即使是最烏托邦的改革，如果他們想繼續掌權，最終也必須放棄自己的理想主義。韋伯宣稱，政治就像「在硬紙板上緩慢且艱難地鑽洞」。因此，那些感覺被政治「呼召」的個人必須在「個人信念的道德」與「責任的道德」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真正的領導者需要的不止是桀驁不馴的魅力，還需要懂得拿捏與掌握現實。韋伯警告說：「沒有比暴發戶（投機者）更具破壞性的政治權力腐敗了，他們四處吹噓為自己掌握的權力得意洋洋。」

　　1920年6月韋伯死於肺炎，死因可能是西班牙流感，他還來不及看到德國羽翼未豐的民主進展，但跡象並不樂觀。他譴責赦免暗殺巴伐利亞總理艾斯納的奧地利貴族阿爾科‧瓦利伯爵，而右翼學生舉行示威抗議反對他。儘管韋伯厭惡社會主義革命，但他更厭惡政治謀殺，他擔心如果公民對既定的法律慣例失去信心，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韋伯或許渴望有一位強大的領導者掌握歷史的車輪，但他以某種宿命論的眼光看待現代官僚國家的發展；預言和傳統的時代已經過去，不再是適合幻想的時代。

原文出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