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一個沒有戰亂的國家，出生在一個有乾淨飲水的國家，成長在一個父母健全的家庭，沒有出生成為某個國家的少數族群，每天離開家移動沒有被車撞死……能夠活著看到現在這段文字都需要很多的運氣。

 

　　然而，儘管多數人承認生或死需要一點運氣，但運氣在其他方面也有微妙的影響力，個人成就就是其中之一，人們卻經常抗拒用運氣來解釋成功。就像作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E. B. White）所寫：「運氣是一個不能在白手起家的人面前提起的字眼。」

 

　　康乃爾大學管理學和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H. Frank）發現，運氣在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意識到的還多。然而，最幸運的人似乎更不可能為好運感恩。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更可能認為「致富主要是因為自己夠努力」。而其他調查也證實了這點：富人將成功絕大部份歸因於努力不懈，而不是運氣或正確的時機。

 

　　這種現象令人擔憂，因為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相信成功全憑個人努力而無視運氣成分的人，容易變得不那麼慷慨和公益，甚至不去維持那些使他們成功的環境，比如更好的基礎公共設施和教育品質。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如果鼓勵人們反思自己的好運時，他們會變得更願意為公共利益付出貢獻。

 

 

　　弗蘭克舉了作家麥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的例子，路易斯在2012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講上，講述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這些事件後來幫助他成為知名作家。路易斯出身於富裕家庭，並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教育。他說：

 

　　「某天晚上，我受邀參加一場晚宴，我旁邊坐著華爾街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一位高層的妻子，她或多或少強迫丈夫給我一份工作。我幾乎對所羅門兄弟一無所知，當我到職的時候，他們隨意地指派了我去做一份很好的工作，觀察越來越熱門的金融商品：他們把我變成了公司裡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專家。」

 

　　由於路易斯在所羅門兄弟上班過，後來他把這些經歷寫成1989年的暢銷書《老千騙局》（Liar’s Poker），書裡描述了華爾街的金融操作如何改變這個世界。

 

　　路易斯接著說：「突然之間，大家都稱讚我是天生的作家。這些讚美聽起來很荒謬，因為連我也知道背後還有另一個更真實的解釋：是我很好運。當天晚宴坐在所羅門兄弟高層的妻子旁邊的機率有多大？空降華爾街具代表性的大公司，從而寫出這個時代故事的機率有多大？我被指派到可以一窺金融商業全貌的位置的機率又有多大？這不是假裝謙虛，而是我的例子說明成功是如何被人們合理化。人們非常不喜歡聽到自己的成功被解釋成好運，特別其那些已經成功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成就，人們越來越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命中注定。」

 

 

　　心理學家對人類認知的理解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解釋了為何人們可能認為成功是命中注定。這種心理認知捷徑讓人們單純依據記憶中的難易程度，來評估事件或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尋找更多相關資訊。當然，成功是由許多因素造成，肯定包含努力、天賦和運氣。其中一些因素經常出現，所以它們很容易被想到；也有一些偶然發生的因素，當我們構建敘事時就很容易忽略掉這部分。

 

　　因此，當生在發達國家、有才華又努力的人發家致富時，他們自然而然把成功歸功於天賦和努力。他們大多數人都清楚意識到自己很努力，他們可能也明白如果生在別的地方結果就會完全不同。然而，日常經歷很難提醒他們思考自己的好運，假如生在飽受戰爭蹂躪的辛巴威，他們還能有同樣的成就嗎？

 

　　我們的個人敘事還存在另一種偏見：我們更常回想到艱難、不利於自己的事件，而不是有正面影響的事件，以逆風和順風的比喻來說：「當你在強風中跑步或騎腳踏車時，你非常清楚不可能等待風向的改變。當順風的時候感覺很棒，但是很快就會忘記，也不會去想到順風帶來的幫助。這就是我們的思維與世界運作的基本特徵。我們更常意識到困難與阻礙，而不是推動我們向前的事物。」

 

　　我們經常高估自己對成功的貢獻，並不是說不應該為成功感到自豪，驕傲是股強大的驅動力，但我們也不該忽視運氣的重要性，以及它使我們在面對阻礙時堅持不懈。此外，不知道自己的好運也有負面影響，這會使幸運的人不將好運傳遞下去。

 

　　弗蘭克認為有一種運氣勝過一切，那就是「出生在高度發達的國家」。他經常想起在尼泊爾做志工時聘請的不丹籍廚師：「他可能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雖然他從沒有讀過書，但他幾乎能在所處的環境中高效地完成任何任務，從蓋屋頂到修鐘錶，再到進行艱難的討價還價並且讓雙方滿意。即便如此，我付給他的微薄薪水，幾乎已經是他一生中最高的收入。如果他生長在一個富裕國家，他可能會更有錢，而且擁有更驚人的成就。」

 

 

　　出生在一個良好的環境就是好運，但要維持這樣的環境必須從各方面進行大量的公共投資，包括基礎設施與教育，但美國人越來越不願意支持這些投資項目。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美國邊際稅率最高級距的長年縮減所導致的預算赤字。

 

　　政治學家班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賴瑞‧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和傑森‧西沃特（Jason Seawright）在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最富有的1％富人「在政治上極其活躍」，而且與其他美國民眾相比，他們更抗拒徵稅、法規和政府支出。最富有的美國人相信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這一點也不奇怪吧？他們忽視運氣對成功的影響力，進而覺得自己有權保留大部分的收入，然後就更不願意維持（使他們成功的環境）公共投資。

 

　　然而，這種現象並不是永遠無法解決：研究表明，讓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好運可以鼓勵他們變得更慷慨。美國東北大學心理學家大衛•德斯特諾（David DeSteno）的實驗提供了證據，感恩使一個人更願意支持共同體的利益。他與同事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實驗，他們讓一組參與者產生感恩之情，然後製造一個讓他們能犧牲個人利益造福他人的機會。結果顯示，那些被激發出感恩之情的參與者，隨後對陌生人的慷慨程度比對照組高出了25％。這個結果與其他心理學家的發現一致。總之，當我們被提醒審視好運的重要性時，就更可能把好運分享給公共利益。

 

　　意想不到的是，意識到自己的好運甚至能帶來更多好運。社會科學家對「感恩」已經進行將近20年的深入研究，並發現它會產生一系列顯著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變化。加州大學戴衛斯分校的羅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和邁阿密大學的邁克‧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們讓第一組人記錄感恩的事情，第二組人記錄惱怒的事情，第三組人單純記錄一些事件。10個星期後，那些記錄感恩的人發生了巨大變化：頻繁和劇烈的疼痛減少、睡眠品質有所改善、幸福感和警覺性提高，他們認為自己變得更外向、更富有同情心，也不太感覺到孤單和孤立，而第二組和第三組則沒有觀察到類似變化。其他心理學家也已經證明感恩的其他益處，比如減少焦慮和侵略性衝動行為。

 

　　弗蘭克總結說：「事實上，如果你和別人談論他們的幸運經歷，就會發現只需要一點提示，即使是那些從來沒有多想這個話題的人，他們也願意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故事，回想起一路上碰到的貴人和幸運的事情。這些對話總是讓人們感到快樂，因此不難想像好運的感染力有多少。」

 

 

原文出處：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