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寫道：「我們每個人都構建和生活在一個『敘事』裡，這個敘事就是我們。」美國認知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說：「自我是不斷被改寫的故事。我們最終藉由『敘述』自己的人生成為自傳體的故事。」美國心理學家丹‧麥亞當斯（Dan P McAdams）：「我們都是說故事的人，我們就是自己所說的故事。」美國道德哲學家大衛‧威勒曼（J. David Velleman）說：「我們創造了自己……而我們其實就是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美國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說：「我們都是大師級的小說家，發現自己參與各種行為……而我們總是盡其所能展現最好的『一面』。我們試圖把所有事情整合成一個好故事，這個故事就是我們的自傳，自傳裡最主要的虛構人物是一個人的自我。」

 

　　「我們是說故事的敘事者，我們為自己編的故事構成了自我，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場完整的敘事」，這樣的想法非常流行，無論在人文學科還是心理諮商領域，人們對這個觀點具有強烈的共識。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這個故事很破碎且不連貫呢？如果這不是好故事呢？如果我根本不想講故事呢？

 

　　英國分析哲學家和文藝評論家蓋倫‧史特勞森（Galen Strawson）認為這個觀點是錯的，錯在我們以為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編故事，錯在我們以為故事永遠是好的，他寫道：「這些都不是人類的普世真理——即使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心理正常的人類身上，即使它是某些人、許多人或大多數人的信念，但它仍然不是人類的普世真理。」史特勞森懷疑，敘事者只是以一種過於人性化的方式歸納自身情形，他們所說的頂多是對自我的精確描述。

 

　　敘事觀點受歡迎或許是真的有人活在這個概念之下，但許多人其實並沒有這種敘事感受。我們生來就是非敘事的，我們的本質是反敘事的，即使當我們嘗試記住一系列短暫且連續的事件，對我們來說記憶仍然非常零碎且雜亂無序。這種情形更為普遍，它關係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就像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說，生活是「混亂不堪的」。生活從來沒有呈現故事般的形狀，從道德角度來看也並非如此。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丹‧韋格納（Dan Wegner）表明，將掌控歸於自我的傾向是一種「人格特質」，而且只有一部分人擁有，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這是一個經過實驗證明的差異，有些人對自己的想法帶有所謂的「作者情感」，但有些人（例如史特勞森自己）就完全沒有這種情感，純粹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哲學家馬里亞‧施特曼（Marya Schechtman）為敘事和透過自我敘述「構成一個人的認同」給出日益複雜的解釋。她現在特別強調，一個人的自我敘述很多是隱晦且無意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讓步，因為她最初認為一個人「必須擁有一個完整且明確的（人生）敘事，才是得到充分發展的個體」。新的觀點似乎更站得住腳，因為這使她有理由反駁：像史特勞森這類人可能正在敘事，只是自己不知道或不承認而已。

 

　　施特曼在2014年的著作《Staying Alive》堅稱：「人的一生是個統一的整體。我們透過發展和運作自傳式敘事來構成自我，這個自傳式敘事就像我們體驗世界的鏡頭。」但史特勞森仍然質疑這個說法的真實性，更懷疑這是普遍存在的人類狀況。他不認為「自傳式敘事」對自己體驗世界的方式有何重要，但他知道自己目前的整體觀點和行為深受遺傳基因與社會文化的地點與時間影響，尤其是早年的成長經歷。

 

　　他說：「跟施特曼一樣，我（借用約翰‧洛克（John Locke）對人的定義）是一個可以『在不同時間地點，同樣可以將自己視為自我來思考』的生物。跟施特曼一樣，我知道『預期的麻煩已經緩和現有的快樂』是什麼感覺。雖然我的記憶力很差，但我對一生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還是很清楚，也沒有以任何頓悟或病態的方式欣喜若狂地『活在當下』。」

 

　　但他確實跟美國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生命中有一種持續的感覺……好像我才剛剛起步」。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筆下的「異名者」阿爾貝托‧卡埃羅（Alberto Caeiro）是個怪人（他寫作時所使用的75個不同自我形象之一），但他捕捉到許多人的共同經驗：「每一刻我都覺得自己仿佛剛出生／進到一個無窮無盡的新世界。」有些人能立刻明白，但有些人可能覺得困惑或懷疑。簡單來說，這就是不同人的感受差異。

 

　　麥亞當斯是社會心理學家中首屈一指的敘事者，他在《The Redemptive Self: 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一書寫道：「從青春期晚期到成年早期，我們對自我進行敘事整合，有選擇性地回憶過去，滿懷希望地預期未來，為我們的生活提供統一、有目的和認同的表像。個人認同是我們每個人在成年生活中進行內在的、不斷發展的生活故事……我直到更多理解我的敘事認同時，才真正知道我是誰。」

 

　　如果這是對的，那我們不僅要擔心非敘事者——除非他們喜歡缺乏個人認同——還要擔心發展心理學家愛利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在《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裡描述的那種人：「各式各樣的自我……構成了複合的自我。這些自我之間存在持續、經常令人震驚的轉變……事實上，一個健康的人格才能讓『我』說出所有這些情況，並在任何時候證明一個合理連貫的自我。」

 

　　英國道德哲學家瑪麗‧米雷（Mary Midgley）在《Wickedness》寫道：「《化身博士》裡有一部分是對的：我們每個人不只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每當我們想做一件稍微困難的事情，這些人就得開會來找到有能力完成這件事的自我……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智慧想辦法組織內部自我，取得他們的同意，並安排他們作為整體行動。文獻表明，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不可思議的是艾瑞克森和米雷認為「所有人都這樣」，而且許多人也同意他們的觀點，米雷補充說：「當然，其他人顯然沒有這種感受，他們聽到這些描述只覺得驚訝，並覺得這麼想的人腦袋有問題。」

 

 

　　然而，我們不應該用一種理論來質疑其他人的真實感受。英國作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A Writer’s Notebook》寫道：「我意識到我是由幾個人所組成，那個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我，將不可避免地讓位於另一個我。但哪個才是真的？他們全部都是真的，還是沒有一個是真的？」

 

　　如果敘事統一的支持者是對的，那這些人又該怎麼辦？史特勞森認為他們應該保持現狀，他們的內心世界或許能共享某種愉快的自我敘述。但是在施特曼、哈利‧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和克里斯汀‧柯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等人提出的當代個人統一的主流哲學中，似乎並沒有明確的規範。

 

　　此外，經常規律且積極回憶自己過去的人與幾乎從不這麼做的人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奧地利出生的物理學家奧托‧弗里施（Otto Frisch）在自傳《What Little I Remember》寫道：「我總是活在當下，只記得那些值得複述的事情。」以及：「就像我說過的，我始終活在當下，因此很少見到更廣闊的視野。」

 

　　大體而言，拋開疾病的記憶喪失不說，史特勞森和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站在同個陣營，蒙田在散文《Of Liars》探討自傳式記憶時寫道：「我在自己身上幾乎找不到（記憶）的痕跡，我懷疑世界上還有其他記憶比我的記憶更荒謬！」蒙田知道這樣寫可能會被誤解，例如他說：「友誼勝過一切，但那些用來表達我有這方面困擾（記憶力差）的話語，卻被別人視為忘恩負義；他們根據我的記憶來論斷我的情感，這完全錯誤。然而，我從自己的缺點中也得到了撫慰。」

 

　　糟糕的記憶力讓蒙田很少亂說話，迫使他為自己思考事情，因為他不記得別人說過的話，他表示還有一個優點是：「我不太會記得曾經受到的任何屈辱。」除此之外，記憶力差和非敘事的性格對於撰寫實體的自傳並不是阻礙。蒙田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或許是最偉大的自傳作者之一。

 

　　蒙田寫的是非故事性的生活，史特勞森認為這才是唯一重要的生活。他毫無偏袒，他的誠實雖然極端，但沒有自我表現慾或多愁善感。他在寫作人生中尋找自我認知，他知道自己的記憶絕不可信，並總結出自我認知的基礎是「認識自我的無知」。

 

　　當一個人在尋找關於記憶的評論，就會發現它們無處不在，而且意見總是不一致。英國作家詹姆斯‧米克（James Meek）精準地描述了美國小說家詹姆斯‧索爾特（James Salter）的著作《Light Years》，他寫道：「索爾特去掉了敘事的過渡、解釋和語境，將我們實際記憶中不存在的小說式連結抽離，為我們留下一組記憶片段，有些光采，有些醜陋，有些令人費解，有些瑣碎。它們不容易連結起來，更無法當成一個整體。」

 

　　米克認為每個人都是如此，而且或許是最常見的情況。索爾特在《Light Years》裡發現生命本身也存在一種脫節：「沒有完整的生命，只有碎片。我們生來就一無所有，讓它從我們手中流逝。」

 

　　英國劇作家亨利‧泰勒爵士（Sir Henry Taylor）在1836年觀察到：「一個富有想像力的人傾向於在生活中看到他的生活故事；因此，他的行為方式是編織美好的故事，而不是美好的生活。」他認為這是一種錯誤，一種道德危險，是不真實的配方。

 

 

　　有些人似乎對過去瞭若指掌，但人們總是用「好的方式」去記住自己的過去，而這些都不真實。荷蘭心理學家威廉‧瓦格納爾（Willem Wagenaar）在論文《Is Memory Self-Serving?》提出了這個觀點，而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里奇（Ivan Ilyich）在臨死前也是如此。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1954年的詩作《Continuing to Live》裡寫道：「隨著時間流逝／我們識別出一半認同的盲目印記／我們所有的行為承受著。」然而，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連拉金所說的一半認同都達不到，頂多知道一些零碎的片段，而非一個完整的故事。

 

　　拉金的進一步主張令人震驚，他說：「當你走出自己思維的長度，你所能掌握的就像提貨清單一樣明顯。」但我們發現即使到了老年，我們仍然不清楚自己掌握的是什麼，我們不清楚自己是誰、自己是什麼。正如尼采在《Untimely Meditations》裡寫道：「人怎能認識自己？它是一個黑暗、蒙著面紗的東西；兔子有七層皮，人能蛻皮七十個七次，但仍沒辦法說：『這是真實的你，這不再是軀殼。』」

 

　　尼采繼續寫道：「但是有一種方法可以進行這個極為重要的查詢。讓年輕的靈魂回顧生命，問問自己：到現在為止你真正愛過什麼？什麼吸引了你的靈魂？什麼掌控你卻又使你快樂？把這些值得尊敬的事物排列在你面前，或許根據它們的性質與順序，它們會給出一個法則，一個真實自我的基本法則。」

 

　　史特勞森總結寫道：「這樣看來我要麼否定尼采的觀點，要麼對敘事論者的觀點退讓：在走向自我理解的過程中，掌握順序可能很重要。我承認順序考量（或者說敘事）可能對某些人很重要。然而，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我認為自我認知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而這樣的讓步絲毫不影響我最初的觀點。」

 

 

原文出處：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