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醫療人類學學者，精神醫師凱博文在《照護的靈魂》一書中，回顧自己與通曉漢文的妻子瓊安於1960年代造訪台灣的觀察。他提到了這塊土地對待原住民族的不公，以及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權力鬥爭和壓迫。凱博文發現，中國殖民投下的陰影，影響了整體台灣人的精神氣質。

 

 

文｜凱博文（Arthur Kleinman）

譯｜王聰霖

 

　　我首次造訪台灣是在一九六九年，那次經驗讓我又驚又喜。我沒想到，居然會有如此強烈的新鮮感朝我猛烈襲來。然而，久而久之，相較於台灣社會、文化取向與實現根本地轉變了我對於人類互動的觀點，這些景象、聲音、味道還有街道生活的混亂喧囂，還算容易習慣。在研究華人社會五十年後，包括住在台灣和中國七年半的時間，我可以說，我還在學習如何解析表面上的差異性與類似性，以了解其中更深層的意涵。

 

　　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男人是軍方徵兵的目標。我最初來台灣，是為了履行我的兵役義務，接受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派遣，以美國公共衛生署的臨床研究員身分，與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一同工作。這個單位在傳染疾病方面有著強大實力的研究傳統，而在越戰如火如荼開戰期間，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醫院在越南峴港的後備實驗室。大多數時間，我在鄉村與都市這兩種環境下進行田野研究，研究的病患都罹患高度汙名化的疾病，比如痲瘋病和肺結核。

 

　　在抵達台灣後不久，我就與同隊的病理學家一起登上中央山脈前往霧社。一位聖公會傳教士在當地建了教堂，服務貧困的原住民部落（中國來的移民占領了平地的肥沃農地， 這些屬於南島民族馬來人種的台灣原住民於是被驅趕到高山上）。我同事和我在當地設置了診所，兩天來照顧著從未接受過現代醫學醫療的人。上百位排隊等著檢查，很遺憾地我們的設備十分匱乏，難以應付他們的需求。

 

　　我們甚至外出到府訪視，在一座小村落裡，我們來到一間木造農舍，發現一位中年女子居住環境極為髒亂，她穿著簡陋衣物，被關在籠子裡。她的家人之所以關著她，是因為她有慢性精神病史，而且嘴裡長了腫瘤，讓她難以開口說話，腫瘤大到她一微笑我們就會看見。我們既震驚又恐懼，極力解釋她很明顯得了癌症，最迫切需要的是接受治療，而不是隔離。但是她的家人回答，他們因為她的瘋狂與腫瘤而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相信她中了巫術的詛咒，如果讓她太接近，自己也會受到影響。

 

　　我對所有人感到最深切的悲哀，而在更理性的層面上，又對這種殘酷的不公感到憤怒。我對自己承諾，一定要努力終結這種虐待行為。傳教士把我帶到一旁告訴我，他已經懇求這家人好幾個月，希望他們放了這個女人，但是一點用也沒有。這是我在那時期最直接的一次對質，我當時的想法是，出於照顧的初衷居然是完全不把一個遭受莫大痛苦的人當成人來對待。

 

　　診所裡有類似檢傷分類的安排，我們發現一些病患如果早點就醫還有機會，但是他們太久沒有接觸專業醫療，我們實在無能為力，貢獻不了太多。由於病患數量實在太過龐大，牧師光是翻譯他們抱怨不適狀況就已經應接不暇，更不要說引導他們描述出有意義的病症。除了少數一些明顯和急性問題我能幫上忙，在缺乏足夠病史、紀錄、實驗室檢驗和治療選擇的情況下，我完全沒有辦法處理慢性病。我只有幾分鐘時間為一位病患看診，只能提供極少的治療，我開始懷疑這座診所是否有任何價值可言。但是即使在這個之後被醫療人類學家保羅．法默（Paul Farmer）稱為「醫療沙漠」的地方，這樣的照顧仍舊有其意義。一位接一位的村民熱心又誠摯地感激我們前來探視他們的症狀，至少試著幫助他們。關於這些人在這次經驗中究竟獲得什麼具體意義，我始終想不透，但是很清楚的是，醫生展現出的象徵性力量可能比實際結果來得更加重要，只要是看起來像樣的治療，這些身處赤貧的人都非常感激。

 

　　以我的經驗所及，這些狀況並未完全顛覆我的世界觀。那些不算特殊、而且較為基礎的差異，才更挑戰了我對於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概念。首先，我得吸納中國文化的觀念，我們並非生來就是完整的人，我們的人性是存在於某種光譜或連續體中，因此，嬰兒並不是完整的人類，女性在光譜上占有獨特卻是比較低下的地位。這種觀念從正面來看，表示出人類終其一生都要培養品格，有益於促進自我薰陶與養成良好習慣。但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觀念將一些行徑正當化，如弒嬰、可能造成傷害的幼兒體罰，以及以較不人道方式對待女性等等。

 

　　其次，對我而言更大的衝擊是，我發現每個人的人格特質，很大部分受到了他（她） 與家庭和社交網絡的關係所決定。個人不被期望太過出色、太過獨立，而是要更加合群。確實，這些人際關係是最重要的事，幾乎你所有的時間都在與他人相處。比起你所在的團體，個人的需要與慾望不是那麼重要，你必須學習透過家庭和朋友的連結來表達自我。並非每個團體都很重要，也不是比較大的團體就最重要，你的價值決定於家庭與其人脈。所以，當小孩在大街上走失時，家人要負起最大責任，而不是陌生人。也因此你不會去管和自己無關的人的閒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這種過於狹隘的倫理框架仍是我無法接受的）。

 

　　第三點，我學到了在地的思維，而非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相，主導了我們如何感覺和詮釋味道、美麗，甚至是善良。對台灣人而言，最重要的事──人脈、在道德上與宗教信仰上的目標──與我覺得重要的事並不相同。因為這一點，我可以參與他們的世界，但不會完全歸屬其中，而他們也不屬於我的世界。

 

　　這些逐漸嶄露出的真相正好吻合了把我帶來台灣的研究，透過這個研究，我試圖將生療法加以比較，比如算命師或是乩童。我發現所有這些民俗治療者加起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提供病患照顧的服務。家庭提供了最多的照顧，與病患保持連結。這份研究結果與美國、其他地方所得到的結果相同，顯示出無論世上哪一種文化，家庭都壓倒性地承擔起照顧的重任。

 

　　當我更深入挖掘病痛的經驗如何因為治療方式不同而有所改變，我發現生物醫學醫師會花較少的時間陪伴病患，只在最膚淺且機械的層面上和病人打交道。對於診斷與治療，他們所提供的解釋也最少，而且不想回答太多問題。他們也不太尊重病患的個人偏好與家庭照顧者所遇到的麻煩。相反地，傳統中醫師與病患及其家人的關係較長久與溫暖，並且彼此尊重。中醫師會和病患及其家屬分享時下受歡迎的中醫觀念，像是食補、養身功法、草藥和茶，跟他們講述氣和陰陽等其他亞洲傳統文化法則。家庭脈絡不意外地，是所有照護關係中最為親密的，從家屬的參與和他們共同的價值觀上可以清楚看出來。

 

　　在我和流行病學家的合作研究中，這一點變得非常明顯，不只是慢性病案例，在醫學無法解釋的症狀出現的狀況下（可能是心理壓力或社會壓力所造成的）也是，照顧的品質以家庭、民俗治療師、宗教治療師為最高。生物醫學醫師，甚至包括資深醫師，所提供的照顧品質為最低。最重要的是，前者提供照顧的結果也優於後者。我對於這種身心性疾病，或說是身心症，深感興趣，這種疾病會產生沒有明確生物學病理的症狀，影響病患的正常生活，可能是由憂鬱症、焦慮症、職場或家庭的問題所引起。這是我研究了五十年的主題。

 

　　瓊安和我接納了這些從各式各樣意外之處冒出來的陌生觀點。我的一位朋友，是台灣頂尖的公共衛生專家，他曾在美國受訓，並且在世界各地從事我們現在所謂的全球公共衛生的工作。他得了癌症，癌細胞快速擴散時，我前去拜訪，但是他的家人提醒我不要在他面前提到癌症，也不要提到治療過程。所有臨床診斷上的重大決定都掌握在我朋友家人的身上，而不是我的朋友，就算他是位成功的醫生。他的言行舉止就像他對治療一無所知。他告訴我最好不要談這些事情，因為他的家人負起照顧他的完全責任。即使當時，在華人社會當中，這也算是關係主導權優於個人決定權的極端案例。到了今天，個人已經擁有了較大的發聲權，但是家庭關係與朋友網絡依然會左右個人的生活。

 

　　其他我們所陌生的社會慣例，也是基於關係與互動最優先這一點而衍生，比如，在市場或商店裡，就算是買點小東西都要殺價的行為；過去一夫多妻社會所遺留下的另組家庭養小老婆的習慣；拚命追求高學歷，視其為飛黃騰達和帶來更多財富的特快車（即使從美籍猶太人的觀點來看也是如此），以及可能賦予一個家庭更高的社會地位。對於窮人與精英等不同的社會階層而言，這些社會慣例也不一樣。社會階層猶如城堡──幾乎是你代代相傳、與生俱來的一種生物標記遺傳符碼。你所遇到的人可能會告訴你，他是第六代的學者或是第五代的醫生。人們接納自己的社會地位，沒人會假裝關心社會是不平等的。窮人被忽視或受欺負，而且不會被認為有可能長進。善行義舉很少見，因為人們只會對家人和朋友伸出援手，陌生人只能自求多福。一九六九年，台灣的權貴外省族群的生活讓我們大開眼界，了解為什麼中國會成為共產黨發動革命的一塊沃土。

 

　　政治、民族與文化認同，以及複雜、血腥暴力歷史難以抹滅的回憶，瀰漫於台灣的集體意識當中。這座島嶼在數百年前便有中國人移民定居，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又成為日本帝國的領土之一。日本的語言與文化主導著台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在二戰期間，台灣為日本而戰。日本戰敗之後，台灣被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一九四七年時殘暴地以武力鎮壓反抗勢力。兩年之後，毛澤東帶領共產黨發動革命，占領了全中國，蔣介石帶著他的國民黨人敗逃到台灣，並且以鐵腕手段進行統治。這些「外省族群」成為統治精英，權力與特權超過了百分之九十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本省族群，作威作福。

 

　　當瓊安和我來到台灣時，共產黨革命與國共內戰已經結束二十年了，政治緊張與歷史仇恨依然存在於每天的互動當中。外省統治階層依然占據上位，公開討論任何嚴肅話題還是十分危險。許多我們的熟人是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一起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對於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懷有強烈仇恨。這些外省人是瓊安在故宮博物院學習時所認識的古物鑑賞家，或是屬於瓊安被引介而認識的其他權貴圈的人士。相對的，我所認識的朋友，是台大醫院的年輕醫生和護理人員，幾乎都是本省人。他們來自受過教育的家庭背景，與父母說日語，他們的父母從小就說日語，自認是日本人。

 

　　我們朋友圈的這個區隔，讓我和瓊安對於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代間撕裂台灣的斷層變得十分敏感。無論是我或瓊安都對美國國內的政治不太熱衷。在台灣，我們感受到強烈的歷史力量製造出的政治壓迫感，我們無法只是旁觀而不採取行動。我深深地受到台灣同事所感動，他們迫切地希望台灣獨立，但也感受到那股存在於受教育的台灣家庭和外省族群之間的政治張力，前者依然重視日本文化的影響，後者依然憎恨日本入侵中國。

 

　　我們與台灣的弱勢族群並肩作戰，盡其所能提供幫助，感覺自己就像是潛入外省權貴中的間諜；我們也知道，那些人幾乎是時時刻刻緊盯著我們。

 

　　長年以來，中國、日本帝國及外省人的統治，在台灣人的精神與行為舉止上留下了影響。舉例來說，在政治、經濟和醫療等層面忍受風險與困苦的能力，已經成為台灣人基本的文化特質，驅動了許多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我見證了無數的例子：老人家將家庭放在自己的健康與幸福之上；為人妻者忍受姻親家人、丈夫的其他妻子和情婦，只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享有更美好的未來；個人會先暫緩個人志向，只為了維持團體的和諧。

 

　　人們耕耘家庭和社交人脈，透過行動間接地傳達愛與關懷，而不是語言文字。你不會把「我愛你」 說出口，而是放進你所準備的餐點裡、你促成的生涯規畫裡、你安排的旅行或是你出錢資助的課程。愛本身的觀念並非一種自發的感覺，而是稍縱即逝的不可靠天性。愛與關懷並非存在於長時間的承諾中、深化彼此間的連結羈絆，而是為家族的未來煩心憂慮，就像細心修剪盆栽或是餵養小池塘裡的鯉魚一樣地照顧家人，所謂的愛幾乎就是照顧的同義詞，這樣的照顧可以讓你和你的家庭更加美好圓滿。

 

　　在緊密連結的社交圈當中，不但你自己會受到照顧，你也有照顧周遭人的責任。他們或許不會把關懷與愛掛在嘴邊，卻當成日常的理想來實踐，值得承擔痛苦、付出努力、忠誠與勇氣。事實上，中文裡有許多字和詞可以用來表達英文 care 這個字的意涵，呈現出關心付諸行動時的不同面向。care 在中文裡可以解釋成控制、管理、關懷、保護、照顧、謹慎注意細節、處理事情、擔心和焦慮，和英語一樣，非常多樣，隱含著許多不同的意義。

 

（本文為《照護的靈魂：哈佛醫師寫給失智妻子的情書》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照護的靈魂：哈佛醫師寫給失智妻子的情書》 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
作者：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
出版：心靈工坊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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