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論改變了人們思考世界的方式，然而，創造「適者生存」一詞的人其實不是達爾文，而是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史賓賽於1820年出生，他在1851年發表第一篇關於演化論的著作，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還早了八年，所以「適者生存」是達爾文引用的詞。史賓賽在1864年出版的《生物學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解釋，他發現自己對經濟學的觀點與達爾文對自然界的觀點具有相似之處，他寫道：「適者生存，我在這裡嘗試用術語來表達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也就是在生存競爭下保留有利的物種。」

 

　　多倫多約克大學的科學史學家伯納德‧萊特曼（Bernard Lightman）表示：「在19世紀末的短短幾十年間，他變得舉世聞名。」

 

　　史賓賽跟同時代的作家一樣醉心於演化論，但達爾文只關注生物學方面，而史賓賽認為演化理論可以應用得更廣泛且深入整個社會。今天，當人們談到史賓賽時，通常是因為他啟發了一種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成功的人就應該成功，而失敗的人就應該失敗。

 

　　可想而知，現代的學者和公眾不可能認同這個說法。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將社會達爾文主義描述為「對達爾文思想的可惡誤用，用來為冷酷無情、令人髮指的政治理論辯護」；記者羅伯特‧萊特（Robert Wright）則表示社會達爾文主義「現在只能躺在思想史的垃圾桶裡」。如今，很少有人願意再去閱讀史賓賽晦澀難懂的著作，也很少有人教授他的思想。倫敦大學歷史學家葛列格里‧克萊斯（Gregory Claeys）寫道，在維多利亞時代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中，史賓賽無疑是「名聲跌到最谷底的人」。

 

　　然而，一些學者和歷史學家對史賓賽的理論提出異議。他們承認雖然史賓賽很多方面誤解了達爾文的理論，他試圖將整個哲學體系應用在該理論之上是註定失敗的方式，但他們認為史賓賽不應該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由此衍生的有害思想掛鉤。他的理論可能有誤，但那些以「適者生存」為種族主義辯護的人才是真正把這個詞汙名化的人。

 

 

　　史賓賽出生於英格蘭中部的德比郡，大部分知識是自學成才。他曾做過鐵路工程師和記者，後來他的哲學著作在英國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並收錄進一系列的著作裡，使他聲名大噪。最後，他得以完全靠寫作養活自己。他在倫敦定居成為倫敦高級紳士俱樂部的常客，並結識當時許多知識份子。

 

　　從1860年開始，史賓賽將精力集中在《綜合哲學體系》（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上，這是一本涵蓋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和形上學的多卷著作。其中有九卷在1862年至1893年間出版的。史賓賽跟達爾文一樣受演化論的解釋力震撼，但他比達爾文又更深入地研究該理論。

 

　　萊特曼說：「史賓賽接著問：演化論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社會、政治、宗教和思想有什麼影響？演化是將『綜合哲學』結合在一起的黏著劑，它是一種全面的世界觀。」

 

在史賓賽的演化論觀點中，自然被看作一種「好」的力量，引導個人與社會的發展，競爭的力量允許強者繁盛，同時消滅弱者。在他的第一本著作、1851年的《社會靜力學》（Social Statics）中，他認為苦難雖然對個人有害，但對整個社會有益；這都是大自然的「計畫」，隨著時間推移促成改進。

 

　　史賓賽寫道：「無能的人貧窮，魯莽的人痛苦，遊手好閒的人饑餓，而那些被強者一肩擔起的弱者留下太多『泥沼與苦難』，這是一種宏大且富遠見的仁慈善行。」

 

　　雖然史賓賽的觀點大部分令人厭惡，卻吸引了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者——其中包括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當然也激怒了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萊特曼說：「史賓賽厭惡社會主義，因為他認為社會主義只會保護弱者。對他來說，這是干預自然發展的演化過程。」

 

　　北卡羅來納州威克森林大學的政治學家大衛‧溫斯坦（David Weinstein）表示，史賓賽設想一個更好、更道德的社會，並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放任市場」。溫斯坦指出，史賓賽主張這樣的觀點：「從定義上講，那些在鬥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不僅最健康，而且道德方面也最好。所以他將『好』定義成『生存』。按這個定義來看，任何能倖存下來的東西都是好的。」

 

　　後來的思想家們（尤其是20世紀初的思想家）對史賓賽的邏輯大力抨擊，他們指責史賓賽犯下所謂的「自然主義謬誤」——即試圖從自然中汲取道德和倫理的錯誤。這個詞是英國哲學家喬治‧摩爾（G. E. Moore）在1903年的著作《倫理學原理》（Principia Ethica）提出，這本書對史賓賽的思想持高度懷疑的態度，溫斯坦說：「摩爾的抨擊確實讓史賓賽在哲學界名譽掃地。」

 

 

　　然而，最近一些學者試圖挽救史賓賽的聲譽。2014年，馬克‧法蘭西斯（Mark Francis）和邁克‧泰勒（Michael Taylor）合編的《赫伯特‧史賓賽：遺產》（Herbert Spencer: Legacies）探討了史賓賽深遠的影響與思想的多樣性。例如，雖然史賓賽的思想經常被拿來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辯護，但法蘭西斯指出，史賓賽本人致力於和平主義，包括公開反對英國參與波耳戰爭。雖然史賓賽認為戰爭或許是人類歷史中必要的組成部分，但他同時也相信進步的社會是一個和平的社會。在史賓賽看來，暴力是即將成為過去式的東西。

 

　　萊特在著作《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表示，史賓賽「不像現在人們記憶中的那麼冷酷無情」，並指出史賓賽強調利他主義、同情心和和平主義。阿德萊德大學的潘蜜拉‧里昂（Pamela Lyon）更進一步認為史賓賽只是用「適者生存」來諷刺。他並沒有把大自然視為殘酷無情，而是把它看作仁慈善良；大自然是一個不斷進步的事物。

 

　　與此同時，萊斯特大學的高文‧道森（Gowan Dawson）認為，左派和右派的意識形態都支持史賓賽的觀點，特別是社會演化這方面。溫斯坦還指出，史賓賽的著作「受到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引用與盜用」，並斷言他的思想塑造出現代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強納森‧特納（Jonathan Turner）則寫道，史賓賽的許多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天，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這些想法源自史賓賽，並對他的思想避之唯恐不及」。以當時的社會標準來看，史賓賽也具有進步的性別觀念，他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有智慧，主張女性應該享有充分的政治與法律權利。

 

　　史賓賽終生未婚，他的晚年似乎一直很孤獨。他花了將近20年時間撰寫與重寫兩卷自傳。他努力控制自己的公開形象，甚至要求對方把信件還給他，然後毀掉那些可能損害名聲的信件。

 

　　與此同時，英國政治越來越左傾，歷史學家露絲‧巴頓（Ruth Barton）說：「政治氛圍正在改變，他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都難以接受，任何帶有政府管制味道的東西，他都將其與社會主義連結。」

 

　　科學和哲學也在不斷前進，萊特曼說：「早在1890年代，他就說過：『所有人都忘記了我；而我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它。』所以他成為一個非常悲劇性的人物。」如今，史賓賽最後葬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而諷刺的是，他的墓地對面就躺著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儘管史賓賽和他的思想在今天似乎很遙遠，但在那個時代，史賓賽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巴頓評論說：「他似乎什麼都懂，這讓他顯得出眾。他自信十足；他對宇宙有非常宏大的見解。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是少數完全擁抱科學的哲學家。」

 

 

原文出處：Smithson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