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2020這個多事之年，《流感》尤其是令人震撼的電影，在道路間開展開的塑膠病房、體育場改造的火葬場、用停車場改造的等死場、人群倉皇的奔竄、警察軍隊化管理，而政府高層在辯論權力與人道，從前景故事到背景故事，《流感》一氣呵成了全球化的當代警示預言，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與普世價值，竟如此的不堪一擊。

 

　　《流感》的前景鋪陳在盆唐地區發生的三條故事線：一個是女醫生的包包隨著車掉在洞裡，一個是負責搜救女醫生的一個盆唐救援隊員，還有從香港仲介近來韓國的非法外勞，在以貨櫃為包裝的現代奴隸船因病毒擴散而死去，使得協助運送與接待非法外勞的韓國兄弟的弟弟也因此得病，並護送到女醫生所工作的醫院。在進醫院前，他便沿途感染了不少人。這便是盆唐疫情的開端，其後便開始了2020的我們看起來十分眼熟的「封城」。

 

　　這是很常見的韓國電影的思考方式，一切問題從不道德的起源開始，非法的勞工與非法的人口販子造成了災難，而最後災難的解方在於代表人性道德面的女醫生的女兒身上。她因為一時的憐憫所以拿食物給帶有抗體的非法外勞男孩之上（當然就順序而言首先是這個非法外勞男孩拯救了女孩讓她沒被車撞），使得之後非法外勞男孩願意為了女醫生的女兒提供血液。

 

 

　　一般自然生長的病毒為了要增加傳染力，會降低致死性，讓宿主能夠活久一點傳播更多疾病。否則就是在致死性高的情況下，宿主死亡前最大化其傳播能力，例如讓其精神失常讓其做出不顧他人而莽撞行動，並讓其產生咳嗽以及吐血的症狀，使屍體也產生感染能力。很明顯《流感》的病毒就是後者的方式，極快速的飛沫、體液、血液濺射遍佈本片，伴隨著悲痛欲絕的慘叫與吼叫，還有身體不由自主的亂顫與晃動，秩序以飛快的速度瓦解，病毒將人間變成了煉獄。

 

　　那麼我們會問是什麼讓病毒傳播的更快？而不是讓病毒在小地區把人殺光後便自行滅絕？

 

　　首先是全球化帶來的巨大貧富差距與M型化社會，同時全球資本自由流動下也摧毀了本地的傳統與產業（產業與傳統總是相互支援）。原先在故鄉工作的人不願意待在故鄉，寧願出國賺取外匯，於是本地產業便無法自主發展起來，而只能指望外資進入。全球化前村與村的競爭，現在成了一個國家的村與另一個國家的村的競爭，徹底的斬斷了原先當地小共同體的聯繫。所謂的「地球村」，說到底是一個揭露造詞者對「村」了解不深的語詞，因為在村內，人們相互熟識，依賴著父祖輩的關係來發展新的關係，而「地球村」裡，關係是其次，成本考量才是首要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在《流感》裡要在前景安排身為地方救援隊的男主去替女主找尋包包時，女主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因為在她看來，男主不過是像警察那樣屬於公部門的人員，是所謂的「公僕」，一切服務成本早就在領薪給付給他，因此身為納稅人的她怎麼不禮貌的對待男主都是理所當然，甚至也可以在男主下班後要求他進洞給自己找東西。

 

　　殊不知，國家與地方之間其實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流感裡頭，我們看到了作為地方的「盆唐」與領導國家的「中央政府」之間的對立。中央政府內不乏要「犧牲盆唐」救「全韓國」的聲音，在2020聽來可以說極其熟悉。尤其片裡還出現了民眾的投票支持封死盆唐，完美詮釋了國族的虛有其表──與國族對立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地方既有人際網路；以及所謂的「沒事韓國人，有事盆唐人」的完美展演。

 

 

　　為了要讓韓國政府的形象不要太糟，於是代表此立場的高官是由金基賢飾演的國務總理，驚人的是，這是《流感》其中一個預言性質的例子，2013年拍成的電影影射的總統形象居然穿越未來，不是朴槿惠，而是文在寅。國務總理與美國在韓駐軍指揮官一搭一唱，誘引韓國人想起對過去軍政府的不人道記憶的反感與恐懼，認為「韓國的事情該由韓國人自行解決」的思想也像極了文在寅當前的路線，差別恐怕只在於片中總統比文在寅更理想化，例如有膽下令對美軍飛機開火，因為美軍打算在盆唐投入炸彈。

 

　　作為一部商業電影，《流感》沒有辦法將主要角色構造得太複雜，這樣觀眾有可能會否定他們，所以帥哥張赫飾演的男主必須是個人格無瑕疵的聖戰士，為了一面之緣的女孩好好看顧她的孩子；至於美女秀愛飾演的醫生女主一開始性格上的瑕疵也很快的被揭露，她是被家暴過的單親媽媽，而沖淡了她那種勢利性格的負面觀感。《流感》中關於疫情的對立，基本上還是地方對上中央，因此中央既然以強力鎮壓，比如把人關在有患者的超市，或者以槍彈禁止人員進出，地方也要有人強力回擊，以激進的行動回擊激進的控制。

 

　　為了讓這樣的必要之惡被分割出去順利留存，本片便需要由另一個角色承接地方反抗的勢力，在這裡是馬東石飾演的前軍人兼地方派系份子（如果這是在別的劇裡，馬東石就是那種中央政府失能後崛起的非法地方軍閥），而不能讓男主角承擔更多的黑暗面，以至於男主角成為了一個過於全面的好人。甚至你可以看到連馬東石這個一呼百應、引導盆唐居民走上街頭的關鍵角色退場的機制，也不是被男主角蓄意殺死，而是其自己跌在Ｘ型鐵架上被插死。如果再進一步檢視馬東石想要的東西，其實也無非是抽一些已有抗體的小女孩的血給自己用（搞不好他打進去自己產生排斥反應就死了），而他先前也算是有間接拯救了主角的生命，結果卻落到這樣的下場可以說是窩囊極了。

 

　　但是這樣的設計代表著什麼呢？無非是在喚醒觀眾的恐懼，再告訴觀眾：「軍政府和美軍的勾結都會被打倒，而現在獨立自主的韓國不需要有人上街抗議了，相信國家相信黨吧，人性的光明會拯救一切，我們唯一需要的結構改革就是擺脫過去。」如此一筆勾消解決觀眾的恐懼。

 

 

　　而在現實之中，2020的選舉文在寅所屬的政黨也取得了全面執政的勝利。正如《流感》當初在韓國大賣一樣，病毒議題只是個引子，最終所要勾起的還是民眾對於傳統政治的厭惡。人們不見得喜歡自己投的政黨，猶如台灣2018年的地方選舉與2020年的總統大選，是厭惡與恐懼而導致了跌破眼鏡的結局，人們發現最安全的作法竟然是維持現狀，而不是在災難後去積極改變，選舉乍看改變了一切，但實際上真的該改變與重建的從來不是中央，而是地方，然而全球化下地方的自理能力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的統籌規劃。

 

　　《流感》以緊湊的情節讓觀眾觀賞的過程心情起伏不斷，那種喪屍圍城的壓迫與軍政府的復辟召喚著觀眾心理的恐懼，藉由一層層空間的打開，觀眾一步步所逼近的是作為法西斯比喻的病患掩埋場。我們不知道色彩斑斕的屍袋裡裝的是活人還是死人。在這過程中，人們想起的是國家以處理病毒為由的結構性暴力，這種能高效處理「人」的結構性暴力被完美的視覺化、甚至聽覺化了。

 

 

　　又如另一場出現的在早晨的一連串槍聲，在畫面上鳥兒落下前，觀眾根深柢固的「國家殺人」印象首先被喚醒，而軍方特別強調「這是為了防止鳥兒傳播病毒的必要措施」、「裡頭裝的都是死人沒有活人」的宣告，更使得那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話語聽來更加驚悚，至於國家如何消滅「人」？電影裡男女被分開而被要求各自脫光衣服那裡我們可以得到一種具體的比喻，那就是「剝光人身上的符號」，去除差異以納入國家牲口式的高效管理。片中一個小兵見到母親被放在原為停車場的等死區時，直接崩潰的脫掉了作為士兵的面罩，不顧會感染的危險去抱住他母親，而母親透過他露出的臉孔辨識出了他，極權政府的弱點在於人那追求差異的本性，即便人不知道自己在追求差異，然而因個人的歷史本身就黏著著符號，那些符號與國家賦予的符號相互齟齬，這也是為什麼當兵要剃頭穿制服，這是去除差異的過程，這是人最原始的「地方性」對中央的反抗。

 

　　如何在疫情蔓延時拿捏國家權力的尺度而不致使其成為一種比疫情更有害的暴力，已經是當下各國被迫面臨的實際問題，或許從來應該強化的就不是中央，而是地方。探索如何從中央身上拿回地方自治的權力，以修補早已破爛不堪的地方關係，使得人群不會在突發事件中做出造成更大損害的行為，而不是期待國家解決一切問題，才能避免災難擴大之路。因為絕對的權力在誰手上都只會帶來絕對的腐敗，而這比病毒更致命，在人的生命與人的意義間，這部韓國商業災難片給我們上了意外驚喜的一課，病毒奪去人的生命，但極權奪去人的符號，而後者的奪取比前者更有害，因為那讓人成了牲口。

 

 

 

 

電影資訊

《流感》（The Flu / 감기）－金性朱，2013/ 2020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