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一種奴性感染了我──《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一種奴性感染了我──《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

2020/03/09 12:00

「如果你想了解一個階級，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他們。」知名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頂著60歲的身軀，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再到明尼蘇達；她當了女服務生、旅館房務員、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以及沃爾瑪的售貨員。她梳理出低薪工作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工作都需要技巧，不論它有多基本；最底層的工作，也要求精神和體力上的龐大付出；以及，如果想要有個安穩的小窩，你至少需要兩份工作。

文｜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譯｜林家瑄

　　就跟我下修的生活條件一樣，一種新型態的醜惡也出現在傑瑞餐廳裡。首先，我們是透過用來輸入點餐內容的電腦螢幕告示才得知，從今以後有個新規定：旅館附屬的酒吧禁止餐廳員工進入。我透過祕密情報網得知，肇事者是那位訓練我的超能幹二十三歲女生。她其實也住在拖車屋，而且是三個小孩的媽。有天早上不知道什麼事情使她失控了，所以她溜出去喝口酒，結果神智不清地回來。這項禁令對愛倫造成的傷害最大，因為她習慣在下班後解開一直被橡皮筋綁得緊緊的頭髮，到旅館酒吧裡喝幾杯便宜琴酒再回家。我們其他所有人也都感受到這項禁令帶來的壓力。就在隔天，當我要進乾貨儲藏室拿吸管的時候，發現門是鎖著的。這道門以前從來沒鎖過，我們整天都要進進出出，拿紙巾、果凍盒及外帶用的保麗龍杯。魁梧的協理維克過來替我開門，他跟我說，他抓到一個洗碗工想從裡面偷東西，而且很不幸地，那個惡棍得一直跟我們待在一起，直到代替的人來為止，所以他把門鎖起來。我當時忘了問他，那人到底想偷什麼，但維克告訴我那個人是誰：理平頭戴耳環的小伙子，妳知道，他現在就在門後。

　　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當時立刻衝回去問喬治，了解他那邊的說法是什麼。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起而對抗維克，堅持替喬治找一名翻譯，讓他能為自己辯白，或宣稱我會找到願意義務處理這個案件的律師。最起碼，我應該要作證說明這孩子很誠實。我想不通的是，乾貨儲藏室裡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至少沒有半樣值得在黑市買賣的東西：「我是喬治啦，我手上有兩百包……也許兩百五十包的小番茄醬。你要不要買？」我的猜想是，就算喬治真的有拿什麼東西，也只會是一些鹹餅乾或一罐櫻桃派配料粉，而且動機只是因為飢餓。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插手干預？絕對不是出於所謂記者的公平客觀，那往往是在掩蓋背後的道德麻痺。相反地，某種新的、令人作嘔的、奴性的東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終於能脫下衣服時，我還能從內衣上聞到的那股廚房怪味一樣。在真實生活裡，我算是有一點點勇敢，但許多勇敢的人在戰俘營裡被淘空了勇氣，而也許，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整體環境有如戰俘營的美國低薪工作場所。也許，在傑瑞餐廳待上一個月或更久之後，我可能會重獲我的十字軍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後，我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說不定就是變成一個會把喬治出賣的人。

　　但這並不是當時我火燒眉毛要解決的事。跳入貧窮生活一個月之後，我終於找到夢寐以求的工作：房務人員。因為我去了唯一可能對我的能力有點信心的地方：傑瑞餐廳從屬的旅館。我到人事辦公室裡，急切地吐露我的狀況：我必須找第二份工作，否則就付不出房租；還有，不，我不能當櫃檯接待員。「好吧，」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煩地說：「那妳就當房務員。」之後就趕我去找房務經理米莉。她是個瘦小而神經質的西班牙女子，叫我「寶貝」，然後遞給我一本小手冊，內容強調員工必須有積極的態度。時薪是六點一美金，工作時間從早上九點開始，直到「能完成工作的時間」為止，我希望這是指下午兩點之前。看到負責帶我的中年非裔美國人卡蘿塔之後，我就知道根本不必開口問有沒有健保。因為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前排上方的牙齒已經完全掉光了。

　　我當房務員的第一天，也是我這一生在西嶼過低薪生活的最後一天，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這點。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們被分配要打掃十九個房間，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續住」，退房的房間要進行全套清潔整理，包括換床單、吸塵以及擦洗浴室等。當我們發現其中一個原本被列為續住的房間結果卻是退房時，卡莉打電話向米莉抱怨，但當然毫無用處。「那就把這個該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於是我負責弄床鋪，她在浴室噴噴擦擦。一連四小時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單褪下來，再重新鋪床，每張大床平均花四分鐘半，我是可以加快到三分鐘，但看不出有必要這麼做。我們用手把較大的灰塵髒物撿起來，試圖減少使用吸塵器的機會，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努力把重達三十磅的巨大吸塵器拽下清潔車，費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有時候卡莉會遞給我一個噴瓶，上面的標籤寫著BAM（實際上，那是幾個字的縮寫，第一個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開始，但其他的字已經磨損得看不見了），然後她就讓我清理浴室。在這裡，可沒有服務生面對客人的責任感能激勵我，我只能全神貫注把浴缸裡的陰毛撿乾淨，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髮。

　　清潔續住房間的時候，我原本滿期待那種私闖別人空間的感覺，以為有機會檢視陌生人祕密的一面。但這些房間裡總是乏善可陳，而且整潔到令人訝異：拉鍊袋裝的刮鬍刀組、整齊地貼牆放置的鞋子（房間裡沒有衣櫃）、浮潛之旅的宣傳單、最多再加上一、兩個空酒瓶。使我們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電視，播放的節目從傑瑞．斯布林格秀（Jerry Springer Show）、莎莉．拉菲爾秀（Sally Raphael Show），再到檀島騎警（Hawaii Five-O），最後則是肥皂劇。若電視上出現特別有趣的東西，比如傑瑞秀著名的那句「我們可不接受『不』這個答案」，我們就在床沿坐下來咯咯笑一會兒，彷彿我們正在開睡衣派對，而不是在做一份毫無出路的工作。肥皂劇是最棒的部分，卡莉會把音量調到最大，這樣她在清潔浴室或開著吸塵器的時候也不會錯過任何對白。在五○三號房的時候，瑪西雅質問傑夫跟蘿倫的關係；在五○五號房的時候，蘿倫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憐瑪西雅；在五一一號房的時候，海倫要給亞曼達一萬美金，條件是亞曼達不能再見艾瑞克，這段對話使卡莉從浴室裡走出來，仔細瞧著亞曼達困惑的臉。「當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會拿。」

　　不久之後，我們所打掃的觀光客房間，開始漸漸跟肥皂劇裡的高級裝潢融合在一起。我們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裡只有舒適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著被浪漫的邂逅填滿。然而在這個夢幻世界裡，我們只是兩個闖入者，被迫要為自己的出現付出代價—背痛和永遠只能乾瞪眼的份兒。旅館裡有太多鏡子，不斷映照出一個身影，樣子就像推著破舊超市購物車在馬路上蹣跚前進的人：邋遢，穿著大了兩號的潮濕旅館馬球衫，汗從下巴淌下來，宛如口水一般。當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時吃午餐的時候，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時才發現，原來她一直放在清潔車上的那袋乾癟熱狗捲，並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頓時，我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於有電視，再加上身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沒有什麼資格打開話題，因此我對卡莉所知不多，只曉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時她都慢慢移動，低聲抱怨著關節痛之類的，但這點也許會使她失去工作。因為年輕的外籍房務人員（來自波蘭和薩爾瓦多）都會在下午兩點把房間打掃完，而卡莉則拖到六點才做完。她說，反正我們是領時薪的，實在沒必要這麼急。然而管理階層已經僱來一名女子，進行工作效率評估之類的工作，而且據說以後可能會改成以打掃的房間數來計算薪水。她也對於種種不尊重她的小動作感到耿耿於懷，而且不只是管理階層這麼對待她。「他們壓根兒不在乎我們。」她如此形容旅館住客；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注意到我們的存在，除非房間裡有東西被偷了，「這會兒他們可不會放過妳。」我們並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維修人員制服的白人男子走過，卡莉出聲叫他。「嘿，」她語氣很友善：「你叫什麼名字？」

　　「彼得潘。」他說，人已經背向我們走開。

　　「這一點都不好笑。」卡莉說，她轉頭看我。「那根本不算回答，為什麼他要開這種玩笑？」我大膽回答說他是在擺架子，於是她點點頭，彷彿這是醫生做的診斷：「對，他是在擺架子。」

　　「也許他今天很不順。」我繼續多說點，但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替白種人辯護，而是從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傷。

「另一名房務人員對我提出忠告，到目前為止，從來沒人能一面在傑瑞餐廳當服務生一面還當房務員。」

　　我在下午三點半要求下班，此時另一名房務人員對我提出忠告，到目前為止，從來沒人能一面在傑瑞餐廳當服務生一面還當房務員，「一個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妳已經不是小伙子了。」我把這項有幫助的資訊記在心裡，然後衝回第四十六號拖車屋。我吞下四顆布洛芬（Advil，這次的止痛藥名），沖澡，彎著身體擠進淋浴間，努力讓自己穩定下來，迎戰即將來臨的另一輪工作。這大概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意思是，一名勞工得做一些事情讓她能再度進行勞動。雖然我想一氣呵成地從一個工作轉換到另一個，傑瑞餐廳規定要穿的那條褲子卻成了意外阻礙。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時候，那件褲子在四十瓦的燈泡下看起來還過得去，但在白天的陽光下，我才發現它上面都是沙拉醬弄的汙漬。結果兩份工作之間大約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裡，我幾乎都在試圖用海綿除去褲子上的食物斑，然後把褲子攤在車子引擎蓋上曬乾。

　　若我能灌下足夠的咖啡，又不對喬治越來越糟的狀況耿耿於懷，理論上我應該能同時做好這兩份工作。被懷疑偷竊之後的頭幾天，喬治似乎並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麼麻煩，我們快活的會話課仍持續進行。但他最近來上班都顯得無精打采，鬍子也沒刮。跟我擔心的一樣，今晚他看起來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掛著兩個深深的黑眼圈。有那麼一刻，我因為必須把配烤馬鈴薯的酸奶油醬裝在一些小紙杯裡，而暫時站著沒跑來跑去，他於是走上前，顯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字彙跟我談一下，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被叫去外場負責一張桌子。我當場決定，今晚我賺到的小費全都給他，管它什麼低薪生活實驗的省錢原則。八點的時候，愛倫和我一起站在廚房裡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圇吞幾塊點心，但我只來得及吃下兩、三根義大利乾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幾塊麥克雞塊而已。我告訴自己，我一點都不累，但也許「我」只是連感覺累的力氣都沒了。若我對整個情況更有所警覺的話，就會看到毀滅的力量已經朝我逼近。餐廳裡只有一名年輕廚師當班，名叫「耶穌」（請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剛接這份工作。另外還有喬伊，我們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現，腳上穿著高跟鞋，身穿一件緊貼身體曲線的白色洋裝，氣得七竅生煙，顯然剛從某個雞尾酒吧被硬叫過來。

　　然後，巨大的人潮來襲。我負責的桌子有四張立即客滿。如今四張桌子的客人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但前提是他們大發慈悲，別在同一時間進餐廳。當我去服務二十七桌時，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八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著。當我服務二十五桌的時候，二十四桌的客人則對我怒目而視，因為還沒人去幫他們點菜。二十八桌是四個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樣菜他們都有意見，連雞肉凱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二十五桌的是一對中年黑人夫婦，他們抱怨冰茶不新鮮、桌面黏黏的，雖然這些抱怨其實不無道理。但二十四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嘯級的：十名英國觀光客，他們似乎下定決心要完全透過嘴巴來吸收美國經驗。每個人都至少點兩份飲料：冰茶和牛奶雪客，麥格（Michelob）啤酒和水（請在水裡加上檸檬片），還有數量龐大、種類繁雜的食物：早餐特餐、義大利乾酪棒、雞肉條、墨西哥薄餅，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漢堡，配料是薯餅，要加切達起司、加洋蔥、加肉汁，還要調味炸薯條、原味炸薯條、香蕉片。耶穌累慘了！我也是！當我終於端著他們的第一波食物抵達時（在此之前因為要幫他們加點，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個大概自以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絕把雞肉條跟鬆餅及香腸特餐一起吃，因為她現在才說，她點雞肉條是要當作前菜。其他人原本會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經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卻堅持，他們在吃前菜的時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廚房去。同時，那些雅痞正召我過去幫他們添更多無咖啡因咖啡，而那對黑人夫婦看起來就像隨時要叫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的人來抗議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多淹沒在一片戰雲中。耶穌開始撐不住了，他面前的小印表機吐出點餐單的速度比他把單子撕下來的速度還快，更別談趕得上進度出餐了。一種逼人的躁動不安開始從客人之間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滿客人。就連堅不可摧的愛倫都因壓力顯得臉色蒼白。我把二十四桌重新加熱的主菜拿去，他們立刻要我退回廚房，理由不是微波得太冷就是太硬。當我帶著他們的托盤回到廚房時（一次拿三個托盤，連跑三趟），喬伊雙手叉腰等在那裡質問我：「這是什麼？」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幾盤被退回的煎餅、各種口味的炸薯餅、土司、漢堡、香腸、蛋。「呃，切達起司炒蛋，」我試著回答：「而那是──」「不對，」她對著我的臉尖叫：「它是傳統炒蛋，巨無霸炒蛋，還是特製炒蛋？」我假裝研究菜單找尋線索，但混亂的程度已經達到頂峰，不只那些餐盤如此，我的腦袋也一樣。而且我得承認，我已經根本想不起原始的點餐內容了。「妳不知道特製炒蛋跟傳統炒蛋的差別？」她狂怒地逼問我。事實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雙腿已經沒興趣再繼續支持下去，它們大喊著要彎下來。我被一名雅痞給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負責那桌的雅痞們），因為他選擇在這一刻衝進廚房裡，大吼他點的食物已經過了二十五分鐘還沒來。喬伊尖叫著請他滾出她的廚房，接著暴怒地朝耶穌發火，順便還把一個空托盤扔過廚房表達她的憤怒。

　　我離開了。我沒有大喊「我不幹了！」，就只是離開。我沒有完成分內的雜項工作，也沒有從收銀櫃檯那裡拿走我的小費（如果有的話），更沒有要求喬伊允許我走。而令人驚訝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經允許就走出去，門會打開，厚重的熱帶夜晚空氣會散開來讓我過去，我的車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廳，我沒有沉冤得雪的感覺，也沒有罵了「去你的！」之後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敗感籠罩我和整個停車場。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就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試煉，而顯然我沒通過。我不只沒能力身兼房務人員和服務員，也忘了把小費給喬治。對此我感到很難過，像蓋兒和愛倫這種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緣由。我並沒有大哭，但多年來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淚腺還在，而且仍然有實力發揮它的功能。

***

　　我搬出拖車屋公園的時候，把四十六號拖車屋的鑰匙交給了蓋兒，並設法把我的押金轉給她。她告訴我，瓊安還住在她的廂型車裡，而史都已經被爐邊餐廳開除了。根據最新傳聞指出，他透過餐廳電話訂的毒品是快克，而且他被抓到偷收銀機裡的錢來付帳。我一直沒打聽到後來喬治怎麼樣了。

（本文為《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部分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