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譯｜劉道捷

 

　　梭倫一方面限制菁英對國家機器的控制、限制菁英對一般公民的宰割，另一方面卻提高國家的能力，這種做法並不是什麼古代文明的特例，而是制約國家巨靈的精義。只有社會樂於和國家巨靈合作時，國家機器才能建立更強大的能力，但是這種合作需要人民相信自己可以控制這頭怪獸。梭倫贏得了這種信任。

 

　　但是，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於信任和合作，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並不存在」的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並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后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后叫暫停。

 

　　愛麗絲十分驚訝地看著四周，說：「為什麼我真的覺得我們一直都在這棵樹下！一切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當然是這樣啦，」紅皇后說：「你們會怎麼說呢？」

　　「噢，在我們的國家裡，」愛麗絲氣喘吁吁地說：「如果你像我們剛才那樣，跑得很快、很久的話，你通常會看到別的東西。」

　　「像有點慢吞吞的國家！」皇后說。「噢，在這裡的話，你拚命快跑，目的是為留在原地。」

 

　　「紅皇后效應」（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這一切聽來都相當雜亂無章（所有這一切奔跑！）我們會發現，情形經常就是這樣：雖然雜亂無章，我們卻必須依賴紅皇后效應，促進人類的進步和自由。但是，紅皇后本人會在社會與國家的權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後之際，製造很多的波動起伏。

 

　　梭倫設法激發紅皇后效應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範圍比較廣大的問題，他的改革不但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也協助放寬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參與的規範牢籠。雅典人的牢籠不像其他社會的牢籠—例如本章即將談到的蒂夫族（Tiv）社會牢籠那麼令人窒息，卻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擋紅皇后的去路。梭倫藉著打破牢籠的這個部分，開啟了社會的根本變化，也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政治形態，能夠支持受到制約的新興國家巨靈發展。

 

　　必要時如何自我放逐？

 

　　梭倫只當了一年的執政官（這一年也太忙！）然後就自我流放十年，以免玩弄自己制定的法律。他認為他制定的法律應該會維持一百年不變，但實際結果卻相當不同。菁英和社會之間的競爭一再出現。

 

　　梭倫曾經試圖把雅典變成較有能力的國家，把對民眾的控制制度化，同時讓菁英過得很快樂，或是夠快樂。但是，多快樂才是夠快樂呢？雅典很快地就爆發衝突，隨之而來的是實際上是獨裁者的一系列暴君，這些暴君有時候用武力掌權，有時候靠著人民的支持掌權。但是，梭倫的改革很得民心，也具有合法性，因此所有雅典人，連急於變成暴君的人，至少都必須向這些改革致敬，而且這個過程經常深化了改革。

 

　　梭倫之後的第一位暴君是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os），他的著名事蹟是善於用狡滑的方式，推翻雅典的政治制度。有一次，他故意傷害自己，欺騙公民讓他接受武裝保鑣的保護，然後他卻用武裝保鑣來控制雅典人。另一次是他被廢黜後，和一位裝扮成雅典娜女神的端莊女性，一起駕著馬車，回到雅典，愚弄人民，讓人民認為他是雅典娜女神親自挑選，以便統治雅典的人。然而，庇西特拉圖一旦掌權，並沒有完全否定梭倫的遺澤，反而是繼續提高國家的能力，推動雅典的重大建設，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把雅典和周遭的阿提卡地區整合起來。這些創新包括設置鄉村巡迴法官、興建以雅典為中心的道路系統，開創結合雅典和鄉村神殿與泛雅典娜節的遊行隊伍。這些宗教節日直接起源於梭倫的若干其他措施，因為梭倫曾經試圖限制菁英私人的節日，主張推廣比較具有社會性的公共節日。庇西特拉圖也是第一個鑄造雅典錢幣的人。

 

　　這是行動積極的紅皇后，梭倫熱心開創這種動力十足的行動路線後，庇西特拉圖跟著遵照辦理，不管過程中出現的狂野轉折。暴君崛起掌權後，會讓國家機器和菁英得到優勢，卻不能宰制社會和人民，而且他們也要爭取人民的支持。庇西特拉圖的王位由兒子西庇亞斯（Hippias）和西巴祝斯（Hipparchus）繼承，然後由對手城邦國家斯巴達支持的伊薩哥拉斯（Isagoras）接任，但是人民終於還是出手還擊。西元前五○八年，大規模的人民起義把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推上當權的地位。克里斯提尼再度以強化國家和社會為目標，推動改革；但是，他更進一步，推展八十多年前梭倫試圖達成的三個目標—強化社會對抗菁英的力量、增加國家的能力，以及放寬規範的牢籠。

 

　　我們先從國家建設開始說起。克里斯提尼發展出一種精心設計的財政制度，對外國人居民課徵人頭稅；對富人直接課稅，使富人必須繳納節日費用或裝備戰船的費用；同時開徵海關通關費用和規費，尤其是在皮雷埃夫斯（Piraeus）港課徵，同時也對阿提卡的銀礦課稅。克里斯提尼擔任執政官期間，國家開始提供一系列的公共服務，不僅提供安全維護和鑄幣服務，還提供城牆、道路、橋樑、監獄、孤兒與殘障救濟等基礎建設。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某種國家官僚體系開始出現，亞里斯多德宣稱，在亞里斯底德（Aristides）治理的西元前四八○年至四七○年間，有七百人在阿提卡為國家工作，有七百人在國外為國服務；另外，碼頭上有五百名警衛，雅典衛城有五十名警衛。

 

　　這個國家由人民控制的程度，也比梭倫所建立的國家更加深入。克里斯提尼為了實現民主控制國家的目標，知道自己必須進一步削弱規範的牢籠，並擺脫以部落為基礎的政治權力形式。因此，他採取大膽行動，廢除了組成梭倫所創眾議會四百位成員的四個部落，改由五百位議員組成新眾議會。新議員從十個以雅典英雄命名的新部落中抽籤選出，每個部落在眾議會中各有五十位代表， 每個部落再分為三個比較小的單位，叫做「 三分之一部落」（trittyes）；每一個「三分之一部落」再細分為區域性政治單位，稱為「民區」（demes）。整個阿提卡地區，一共散布了一百三十九個民區（如地圖二所示）。在建國過程中，區域性單位的創設，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幾乎完全抹煞了過去以親屬為基礎建立的身分識別遺跡。亞里斯多德總結這種改革的影響後，指出克里斯提尼「 把住在每一個區的人變成同區區民，因此他們對他說話時，不再用父親的姓名，而是用自己的區名，揭露自己的新公民身分」。

 

　　克里斯提尼為了在政治上，進一步強化雅典公民對抗菁英的力量，也取消了從梭倫時代就有的機構成員階級限制，眾議會的席次現在向所有年逾三十歲的男性公民開放，而且因為眾議員任期只有一年、一生至多以兩任為限，大部分雅典男性一生中，都可能在某一段時間裡，擔任眾議員。眾議會議長則是隨機選任，任期為二十四小時，讓大部分雅典公民在某個時間點上，能夠擔負重責大任。亞里斯多德總結這一切後表示：

 

　　人民已經控制了政務。

 

　　眾議會有權管理支出，雅典設有一系列行政官員委員會，負責執行政策。雖然這些委員會是靠抽籤選出，而且只服務一年，卻有充當國家公職人員的專業奴隸協助。

 

　　克里斯提尼追隨梭倫的腳步，繼續以有助於強化雅典公民政治力量的現有規範為基礎，推動現有規範的制度化，同時也跟規範牢籠搏鬥。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流放制度正式化，以便限制有權有勢的個人宰制政治。根據這項新法，群眾集會每年可以投票決定是否放逐某人，如果至少有六千人投票、而且至少半數以上的票數贊成放逐，那麼每位公民必須把希望放逐者的名字，寫在一片陶片上〔ostrakon，這個字也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的起源〕，名字在最多陶片上出現的人會遭到流放—逐出雅典十年。亞里斯多德指出，這項法律「是由懷疑當權派的人通過」。這項法律和梭倫的《侮慢法》一樣，是用來改造社會規範、懲戒菁英的工具。連地米斯托克利（­emistocles）這位當時最有權勢、主導雅典人在薩拉米斯（Salamis）之戰中打敗波斯人的天才，都在西元前四七六年左右遭到流放；因為人們開始擔心他權勢過大，而且他把斯巴達而非波斯視為雅典真正敵人的打算，也讓雅典人擔心（寫了地米斯托克利名字的陶片，請參見書中照片插頁）。《陶片放逐法》用的次數不多，實施這種制度的一百八十年裡，只有十五個人遭到流放，但光是放逐的威脅本身，即為公民用來規範菁英的有力方法。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雅典憲法的演變並未止於克里斯提尼。克里斯提尼制定的憲法原本是雅典人十一次立憲中的第六次（還記得紅皇后效應可能變得雜亂無章嗎？）在這個過程中，雅典同時朝向加強公民權力和國家力量的方向穩定前進。紅皇后的性質名副其實，沒有一次不出現曠日持久的鬥爭，菁英和社會總是背道而馳。

 

　　這段期間裡，雅典人逐漸（在頻繁的拉鋸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受到公民有效控制、能力高強、受到制約的強大國家巨靈。雅典人的這番成就要歸功於紅皇后效應：國家不能宰制社會，但是社會同樣不能宰制國家；一方的進展會遭到另一方的抗拒和創新，社會的制約使國家能夠把職權範圍和能力，擴展到新的領域中。社會的合作也使國家在人民的控制下，同時得以強化自己的能力。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中，紅皇后侵蝕規範牢籠的方式至關緊要。社會要約束國家巨靈，就必須合作，形成集體組織，參與政治；如果社會分成被典質的人、主人、氏族、部落或親屬團體，這一切會變得很難做到。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逐漸消除了這些互相競爭的身分，創造了人們擴大合作的空間。我們在受到制約國家巨靈的創造中，會一再看到這種特徵。

 

　　酋長？酋長是什麼？

 

　　紅皇后效應並不美好，我們在本書後面會發現，所有與紅皇后賽跑的過程都充滿了危險；但是，這種效應發揮作用時，卻會為雅典人和美國人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創造出條件。但話說回來，為什麼很多社會還是處在巨靈並不存在國家的狀況中？為什麼他們不試著創造中央權威，再加以約束？為什麼不讓紅皇后效應釋放出來？

 

　　社會學家通常會把無法建立中央權威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國家機器的若干重要條件，如相當高的人口密度、已經成形的農業或貿易等條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認為，有些社會缺少必要的建國知識，根據這種看法，建立國家機構主要是一種「工程」問題，要引進正確的知識技能和制度性藍圖。雖然這些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都發揮了影響，另一個因素卻經常要加重要：這個因素就是避免國家巨靈猙獰面目的意願。如果你害怕國家巨靈，你會阻止別人積聚權力，建立推動國家機器所需的社會與政治階級。

 

　　我們可以在奈及利亞的歷史中，清楚看出這種恐懼阻止國家巨靈崛起的例子，離開拉哥斯和沿海潟湖後，你會進入約魯巴人（Yoruba）的故鄉約魯巴蘭。沿著A1號公路北上，首先會抵達伊巴丹。然後，如果你轉向東，沿著A122號公路走，你會經過約魯巴酋長傳統的聖靈故鄉伊費。接著，再沿著A123號公路走，會到達洛克賈（參閱前一章的地圖一）。洛克賈位在尼日河和貝努埃河匯流處，是一九一四年奈及利亞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盧吉爵士（Frederick Lugard）選擇的第一個首都。據說盧吉的準夫人芙洛拉．蕭（Flora Shaw）就是在這個地方，為未來的這個國家創造了奈及利亞的國名。從這裡繼續向東走，A233號公路會走在貝努埃河的下方，等你到達貝努埃河邊的馬庫爾迪時，你已經深入蒂夫蘭地區了。

 

　　蒂夫族是根據親屬關係組織成的種族，英國人把奈及利亞整併成殖民地時，蒂夫族是一支沒有國家的民族，卻形成條理分明的團體，擁有明確劃分、不斷擴張的龐大領土，也擁有不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我們對蒂夫族相當瞭解，要歸功於人類學家保羅和蘿拉．布哈南（Paul and Laura Bohannan）夫婦，他們從一九四○年代中期開始研究蒂夫族。他們和其他人的紀錄清楚顯示，蒂夫族和雅典人一樣，有著相同的問題：擔心有權有勢的個人變成擁有太大的主導力量，因而控制所有的其他人。這是蒂夫族社會關切的重大問題，但蒂夫族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大不相同。蒂夫族利用社會規範來處理這個問題，規範也促使他們懷疑權力，樂於採取行動，對抗有意建立權勢的人。然後這些規範會阻止政治階級的出現。因此，雖然蒂夫族確實有酋長，但對其他人而言，這些酋長幾乎沒有什麼不受挑戰的權威，他們的主要角色是調解和仲裁，以便解決衝突，以及支持我們在前一章所見阿散蒂長老所支持的那種合作，統治者或大人物沒有機會建立夠多的權威，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凌駕他人。

 

　　要瞭解蒂夫族怎麼抑制政治階級，我們必須回頭談談盧吉爵士。盧吉希望稱為「間接統治」、由本地貴族和土著政治權威協助治理殖民地的方法更趨完美。但是，在沒有半個這種權威的國家裡，你要怎麼用這種方法治國呢？盧吉要求土著帶他去見酋長時，蒂夫族的回答是：「酋長？酋長是什麼？」從一八九○年代起，隨著英國的權威擴大，間接統治制度已經在奈及利亞南部地區開始發展，英國官員在這裡創造出「委任酋長」，這個名稱的由來是英國人頒發委任狀，給他們任命為酋長的有權有勢土著家族。一九一四年後，盧吉希望推動更有野心的規劃，主張：「如果酋長不存在... ...在像伊格博斯族（Igbos）或蒂夫族等組織非常寬鬆的社會裡，要進步的第一個條件，是在進步酋長底下，創造具有某種規模的單位。」

 

　　什麼人才是「進步酋長」呢？必須先由盧吉和殖民官員決定。盧吉希望進步酋長執行命令、徵稅、安排勞工在蒂夫蘭鋪設道路和鐵路。如果蒂夫族沒有真正的酋長，他就要創造出酋長來。因此，他在一九一四年後，就在蒂夫族中，推行一種新版的委任酋長制度。

 

　　但是，蒂夫族不信這一套。他們對盧吉的計畫不大滿意，麻煩很快就開始醞釀。一九二九年，問題在附近的伊格博蘭（Igboland）爆發，伊格博蘭是另一個無國家社會，也是伊格博斯族「組織鬆散」的社會。到一九三九年夏季，蒂夫蘭的社會和經濟行動都停頓下來，問題出在一種稱為「粘布亞」（Nyambua）的邪教，這種邪教可以視為蒂夫族報復已經升為男爵、現在在英格蘭享受平和退休歲月的盧吉，也是蒂夫族對他所創設委任酋長的報復。這個邪教的首領是名叫柯克瓦（Kokwa）的男子，他會出售符咒，保護信徒不受姆巴薩夫（mbatsav）或「巫師」侵害。姆巴薩夫的字源是「薩夫」（tsav），在蒂夫族語言中，薩夫的意義是「力量」，尤其是加諸別人身上的力量。薩夫是長在人類心臟背後的東西，可以在人死後用切開胸膛的方式檢查出來。如果你有薩夫，你可以讓別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用偶像殺害別人。重要的是，雖然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薩夫，但透過吃人肉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薩夫。就像保羅．布哈南說的那樣：

 

　　吃人肉會讓薩夫長大，當然也會讓力量成長，因此最有權有勢的人，不管他們多麼受人尊敬或愛戴，你永遠都不能完全信任他們，他們是薩夫人—誰知道會怎麼樣呢？

　

　　擁有薩夫的人屬於一種叫姆巴薩夫的組織。姆巴薩夫有兩種意義，一是有權有勢者的複數型，二是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是一群巫師。這些巫師可能從事盜墓、吃屍體等窮凶極惡的活動。這個字詞的雙重意義很有趣，想像一下，如果英文中的「政客們」（politicians）同時表示「競選或控制民選政府職位的人」，以及「為達成窮凶極惡目的而組成的巫師團體」（這種構想好像不錯）。

 

　　加入「粘布亞」教派的人會獲得一根皮革製的手杖，還會得到一支蒼蠅拍，蒼蠅拍會讓人聞出靠著吃人肉而變成的薩夫。本書相片集插頁中，有一張保羅．布哈南拍攝的蒂夫族占卜師拿著蒼蠅拍的照片。一九三九年時，蒼蠅拍指著被指控為巫師的委任酋長，這種指控剝奪了委任酋長從英國人手中得到的任何權威和權力。這是蒂夫族反擊英國人嗎？答案是半對半錯，看得更深層一點的話，你可以看出，這種運動不僅反英，還反權威。就像蒂夫族長老阿奇佳（Akiga）告訴當時殖民官員盧伯．伊斯特（Rupert East）的話那樣：

 

　　土地因為（薩夫幹下）這麼多毫無意義的謀殺而敗壞時，蒂夫族都會採取強力措施，以便克服姆巴薩夫。這種大型運動從遠祖時代到現代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都在發生......

 

　　事實上，像「粘布亞」這樣的宗教教派，是一整套規範的一部分，發展這種規範，目的是要保護蒂夫族的現狀，也就是要防止任何人變得太有權有勢。一九三○年代時，委任酋長的權勢已經大到了有危險的程度，但是過去其他人也同樣變成太有權勢。布哈南指出：

 

　　得到太多權力的人... ...會因為遭到巫師的指控而削弱... ...「粘布亞」是一套正常系列運動的一種，蒂夫族對權力的不信任會引發政治運動，因此可以維護範圍比較大、以部族世系和平等原則為基礎的政治制度。

 

　　這段文字中，真正重要，而且會讓人聯想到雅典人對侮慢的觀點，想到雅典人用陶片放逐有權有勢個人做法的地方，是「對權力的不信任」。到目前為止，我們談論的是權力或國家機器的能力，但是國家機器本身受到一群代理人控制，代理人包括可以叫做「政治菁英」的統治者、政治人物、官僚體系和

 

　　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其他人。如果沒有政治階級，沒有什麼政治菁英、統治者或建國元勛，把權力加諸別人身上、下命令、決定爭執中各方誰對誰錯的話，你會無法建立國家巨靈。對權力的不信任孕育出對政治階級的恐懼，蒂夫族的規範不僅管制和控制衝突，也嚴格限制社會與政治階級，因為限制政治階級表示限制國家的權力，包括巫術的指控在內的若干規範，同時打斷了建國之路。

 

（本文為《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出版：衛城出版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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