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中心」（Baby Center）網站最近公佈了2019年最熱門的新生兒名字：分別為「連恩」（Liam）與「艾瑪」（Emma）。這兩個名字的排名已經上升了一段時間，多年來「諾亞」（Noah）一直是男孩名的榜首，「連恩」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奪得榜首位置。同樣地，在「艾瑪」登上榜首前，「蘇菲亞」（Sophia）佔據女孩名的榜首許久。再繼續看下去會發現，一些新潮的名字也逐漸流行起來。近年來，男性名字「傑納瑟斯」（Genesis）、「聖特」（Saint）和「貝克」（Baker）不斷增加，女性名字則有「狄奧」（Dior）和「阿達萊」（Adalee），或許十年後其中一個名字會登上榜首也說不定。

 

　　這些統計顯示了新生兒命名的趨勢：某些名字變得越來越熱門，然後享受一段熱潮，接著又變得過氣，為什麼會這樣呢？是什麼原因讓名字突然間流行，然後又迅速退燒？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幾十年來始終找不到滿意的解釋，但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循。

 

　　其中最明顯的原因是流行文化的影響，父母從喜愛的名人、暢銷書角色、流行音樂等事物中汲取命名靈感。蜜雪兒‧內皮爾斯基－普蘭克（Michelle Napierski-Prancl）的論文表明，熱門歌曲與女性兒童的名字之間存在相關性：1984年，當 Kool and the Gang 的〈Joanna〉登上單曲排行榜時，瓊安娜這個名字瞬間爆紅，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982年 Toto 的歌曲〈Rosanna〉。有些原本少見的名字也會隨著暢銷歌曲而流行，例如「坎迪達」（Candida）、「溫蒂」（Windy）和「愛麗兒」（Ariel）等名字過去從未進入命名榜前1000名，但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繼出現這些名字的歌曲後，它們突然之間登上了命名排行榜的榜首。

 

　　但流行的命名都稍縱即逝。內皮爾斯基－普蘭克發現，當歌曲掉出排行榜外不久後，名字的流行度也開始下降，她寫道：「最終造就一群名字相同的女性，她們的名字只流行了很短一段時間。」這種跟隨流行文化的命名方式，也讓父母日後對自己的「跟風」感到後悔，一項針對英國父母的調查發現，有20％的父母「不再喜歡最初為孩子取的名字」，原因之一是他們後悔選擇了一個在當時看起來「很酷或很厲害」的名字。

 

　　流行音樂的影響力仍然有限。此外，有些少見的名字就連流行歌曲也無法讓它們變得流行。1979年，Knack樂隊的〈My Sharona〉在排行榜蟬聯六周榜首後（該曲靈感源自歌手現實生活的女友「莎羅娜」），也未能讓這個名字擠進女嬰命名榜的前1000名。

 

 

　　影響命名方式的不只有流行音樂，任何大眾文化都可能引發新的命名熱潮——包括政治，正如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1941年的論文《愛國主義為嬰兒命名》（Patriotism Names The Baby）發現的趨勢。

 

　　清教徒移民美洲初期，經常用《聖經》人物名字為孩子命名，例如「以迦博」（Ichabod）和「撒母耳」（Samuel）；後來，父母傾向用「道德品行」取名，例如「費絲」（Faith，意為信仰）和「梅西」（Mercy，意為仁慈）。但在十八世紀末期，由於報紙刊登美國獨立戰爭與英軍英勇奮戰的故事，許多美國父母開始以開國先驅的名字為孩子命名，例如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施萊辛格寫道：「隨著與英國之間的戰事越演越烈，也激起了民眾情緒，人們開始在洗禮池前以孩子的名字宣誓他們對美國獨立的忠誠。」

 

　　1775年，理查‧蒙哥馬利將軍（Richard Montgomery）在魁北克戰役中陣亡，美國父母深受感動，也開始以他的名字為新生兒命名。康涅狄格州的一位牧師不僅把剛出生的兒子取名為蒙哥馬利，還在嬰兒洗禮時替他穿上軍裝藍的衣服，帽子上插著一根黑羽毛，並且戴上了哀悼的標誌。

 

 

　　事實證明，政治也對新生兒命名產生微妙的影響。兩位心理學家注意到長期以來美國人對西部人抱持「性格獨立」的刻板印象，因此他們想釐清這跟孩子命名是否有關聯。不出所料，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美國西北部的蒙大拿、華盛頓、俄勒岡、愛達華和懷俄明等州的父母，最不可能為孩子取流行的名字。另一項研究發現，某些父母喜歡將孩子的名字當作政治傾向的標誌。1980年代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美國總統後，「雷根」這個過去少見的名字開始變得熱門，更在2012年時打進命名榜前100名。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共和黨父母居住的選區為搖擺州，而且民主黨人占多數，他們更可能選用這個名字。而生活在堅定的共和黨州，則比較少父母為孩子取名為「雷根」。

 

　　為什麼會這樣？學者推測，可能是共和黨父母將孩子的名字當成一種宣示，在政黨傾向混合的區域展現他們作為保守派的意志，學者指出：「不是只有在堅定的共和黨選區會激起這樣的命名選擇，在民主黨人多數的地區也會刺激到共和黨人的政黨認同。」

 

　　隨著時間演進，新生兒的名字也變得越多樣。在過去100年中，美國人越來越喜愛新奇的事物，他們不太會選擇已經流行的名字，而是創造出全新且罕見的名字。例如在1900年，91％的新生兒名字來自命名榜前1000名。但一個世紀後的2000年，在1000個熱門女孩名字中，只有75％的女孩以這些名字命名，男孩的比例也下降到86％。換句話說，越來越多新生兒的名字是少見或全新的名字，而且這種趨勢在女孩身上更明顯：美國人似乎更願意嘗試為女孩取罕見的名字，而不是男孩。

 

 

　　新生兒命名甚至能觀察到時代精神如何影響美國人對新奇事物的渴望，馬修‧哈恩（Matthew W. Hahn）和亞歷山大‧本特利（Alexander Bentley）的研究發現，少見的新名字命名率在1920年代逐漸提升，並在1930年左右達到巔峰，然後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驟然下降。隨後又在1960年代再度攀升，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暴跌。原因是什麼？如果單就時代精神來分析，或許可以說這是粗略的文化氛圍：「咆哮的二Ｏ年代」與「嬉皮的六Ｏ年代」是一部分人展現創造力、打破常規的時期；而五Ｏ年代和八Ｏ年代初期顯然不是。

 

　　然而，當代非裔美國人的命名方式體現了更高的創造力。1995年的一項分析研究1916年至1989年間非裔美國人的名字，尋找「獨一無二名字」（全國只有他／她是這個名字）的比例。1920年，伊利諾斯州有31％的非裔女孩和25％的非裔男孩擁有獨一無二的名字，高於白人的24％與22％。在1960年代以前，非裔美國父母選擇獨一無二名字的比例相當穩定，而到了1980年左右比例逐漸攀升，女孩擁有獨一無二名字的比例達到了60％。

 

　　《哈林文藝復興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合著者桑德拉‧韋斯特（Sandra L. West）表明，新名字的興起與自身的文化變遷一致，包括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以及排斥奴隸制時期白人強迫非裔家庭所使用的名字，她寫道：「黑人父母希望孩子擁有獨特的名字，因為特別的名字可能是他們艱苦生活中唯一特別有價值的東西。」學者愛安娜‧布朗（Ayanna F. Brown）和賈尼斯‧塔克‧萊弗利（Janice Tuck Lively）寫道：「他們代表了一個民族的創造力，這個民族願意反抗西方社會的命名文化，他們也提醒我們，一個人的名字是由愛他的人所賦予，而不像姓氏，繼承了過去的契約奴役與心理虐待。」

 

 

　　在這些命名文化的轉變背後，還有一些流行純粹是由發音所推動。父母突然對一個名字感興趣，很可能是當時這些發音很常見。

 

　　在論文《從凱倫到凱蒂：用嬰兒的名字來理解文化演進》（From Karen to Katie: Using Baby Nam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Evolution）中，研究者發現當一個名字突然變得流行時，可能是與先前熱門名字的音位有關。在2000年，一些熱門的名字以強硬的「K」音開頭，例如「卡爾」（Carl）或「凱蒂」（Katie），還有以「N」音結尾的熱門名字，例如「達倫」（Darren）和「沃倫」（Warren）。從統計數據來看，在接下來幾年父母傾向於選擇結合這些熱門名字的發音，例如「凱倫」（Karen）。或者換句話說，名字是從過去的名字發音演變而來，科學家指出：「當傑登（Jayden）這樣的名字變得流行時，類似發音的名字像艾登（Aiden）就更可能同樣變得流行。」

 

　　新聞事件也會引發這種效應，如果一個名字大量佔據頭條版面，人們就會下意識地吸收其音位。例如2005年卡崔娜颶風襲捲佛羅里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新聞報導為期數周至數月。「卡崔娜」的發音似乎也產生了影響：在接下來幾年，以「K」開頭的名字出現率提升了9％。可能是新生兒父母經常聽見或嘴巴說著「K」的發音，所以當他們為新生兒命名時，對這個音位產生了心理偏好。

 

　　無論命名趨勢的原因為何，有一件肯定的事情：孩子一輩子都會記住自己的名字，施萊辛格開玩笑地說：「我們必須記得從嬰兒時期開始，名字會比影子還更忠實地跟著我們。影子只會在光線充足的時候出現；名字則不分日夜時刻糾纏我們。」

 

 

原文出處：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