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華德‧弗倫斯（Howard W. French）

譯｜林添貴

 

 

　　一九九○年代初期，日本一再對其過去的侵略行為宣示悔恨，某些政府高級官員在新的細節和直率程度方面屢有新的說法。譬如，一九九二年初，宮澤喜一首相一再提到戰時被迫當日本皇軍性奴隸的慰安婦問題。一九九三年，細川護熙首相就職時在記者會上宣布，日本曾經進行「侵略戰爭，是不當的戰爭」。一連串類似的道歉所造成的動力，在一九九五年社會黨籍首相村山富市於終戰五十週年所發表的「村山談話」達到高潮。直到二○一五年安倍晉三回鍋再任首相之前，「村山談話」一直都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場。村山說：

 

　　上次大戰結束以後已過了五十年的歲月。現在再次緬懷在那場戰爭中遇難的國內外許多人時，感慨萬端。

 

　　戰敗後，日本從被戰火燒光的情況開始，克服了許多困難，建立了今天的和平和繁榮。這是我們的自豪。每一個國民在這個過程中傾注了才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對此我謹表示由衷的敬意。對於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直至今日所給與的支援和合作，再次深表謝意。另外，我國同亞太近鄰各國、美國以及歐洲各國之間建立起來了像今天這樣的友好關係，對此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今天，日本成為和平、富裕的國家，因此我們動輒忘掉這和平之尊貴與其來之不易。我們應該把戰爭的悲慘傳給年輕一代，以免重演過去的錯誤。並且要同近鄰各國人民攜起手來，進一步鞏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為此目的特別重要的是，同這些國家之間建立基於深刻理解與相互信賴的關係。這是不可缺少的。日本政府本著這種想法，為支援有關近現代史上日本同近鄰亞洲各國關係的歷史研究，並為飛躍擴大同該地區各國的交流，正在展開以這兩方面為支柱的和平友好交流事業。同時，關於我國政府現在致力解決的戰後處理問題，為進一步加強我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信賴關係，要繼續誠懇地處理。

 

　　正當戰後五十週年之際，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是回顧過去，從中學習歷史教訓，展望未來，不要走錯人類社會向和平繁榮的道路。

 

　　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戰敗後五十週年的今天，我國應該立足於過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促進國際協調，來推廣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義。與此同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國作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包括追求徹底銷毀核武器以及加強核不擴散體制等在內，要積極推進國際裁軍。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償還過去的錯誤，也能安慰遇難者的靈魂。

 

　　古話說：「杖莫如信。」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我謹向國內外表明下一句作為我的誓言：信義就是我施政的根本。

 

　　儘管聲稱雙方高層互訪有益中日邦交，但足足過了六年之後，中國才派出高階官員報聘訪問日本，而且這項訪問已經很少反應明仁天皇訪中所想推動的修睦精神。部分原因是，中國在這段時間已經從日本身上要到它想要的東西。日本已經成功地說服美國及其他國家放鬆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的相關制裁。北京也從東京收到一連串的道歉，把日本擺回自古以來中國期盼它謹守的附屬的地位。當然，中國也得到日本對戰略性、科技密集的產業（如汽車業）大規模的放貸和投資。同樣重要的是，這時全世界各國都在向中國敲門，爭取到大陸經商，而且中國經濟也穩定地展開歷史性的大起飛。

 

　　換句話說，在一九九八年明仁破天荒訪問中國六年後，對中國而言，日本已經沒那麼重要，不需要那麼客氣甚至普通的外交細膩。對此，中國第一位訪問日本的國家元首之行為已不加掩飾。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訪日成行之前，中國以日本前不久向南韓書面致歉為例，努力催促日本以書面對其戰爭行為致歉。但東京不肯，理由是天皇已經公開道歉，也發表過村山談話等多次官方悔恨聲明。日本外交官私下表示，若中國堅定承諾未來不再以歷史問題處理兩國關係，日本才會考慮此書面道歉的構想，中國立刻拒絕接受。因此，江澤民在五天的訪問行程中，展現出一副刺蝟模樣。在官方行程的每一站，他都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罪衍提出責備，沒有任何寬恕的跡象。譬如，在東京國宴上，他當著明仁天皇和小淵惠三首相的面前，大談「日本軍國主義走上侵略與擴張的錯誤道路，為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造成極大苦難」。在東京另一個場合中，江澤民說得更直白：「我反對〔日中之間〕歷史問題已有充分討論這個說法。」

 

　　就在江澤民即將結束訪問之時，雙方聯合公報拖了六個小時仍無法出爐，以致最後未簽署公布，在如此高階層的雙邊外交上，這是罕有的案例。江澤民通常在表面上身段柔軟，一向能騙過政治對手。這次卻過度強勢，打壞了手上一副好牌。他不僅要求日本給予他之前才給了南韓的書面道歉，而且還因前幾個月和美國總統柯林頓高峰會議高度成功而過度自信。這助長了他對自己及對中國力量的過度信心。就日本民眾而言，江澤民負面演出的效應就有如面具掉落一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的高階政客立刻明白，對中國任何重大讓步將對政府造成致命傷害，因此東京做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做的動作──頂回去。

 

 

　　兩國之間長久而複雜的歷史連結或分歧裡，有強烈的記錄顯示，每當中國要求日本臣服，通常都會遭到頑強的抗拒。這個例證可以上溯到西元六世紀隋朝時期，日本倭國國王派遣使節抵達中國。日本使節團攜帶的國書，倭國女王推古天皇（譯按：五九三－六二八年在位）自稱「日升之國天子」，稱隋煬帝為「日落之地天子」。即使文字如此單純，日本似乎表示，雖然它珍視與中國的關係，但它已經開始自認自己並非一般的藩屬國。隋煬帝或其朝廷──因為我們不清楚如此違反禮儀的文書是否會上呈到皇帝面前──對日本如此聲稱平等感到非常氣憤，根本不予回覆。

 

　　唐朝初年，「大和日本」開始請求中國不再稱日本為「倭國」──倭字可以解讀為「彎曲」、「曲折」或「丟棄」，而帶有貶義──要求改稱它為「日本」。這不僅是在語意學上講究，也是日益自我肯定的舉動。日本的自主意識在宋朝時期（九六○－一二七九）繼續成長。宋朝財富極盛、文化璀璨，但其軍事力量相對較弱，在周遭四域經常發生安全方面的挑戰。隨後元朝蒙古人要求日本進貢，日本不從，元朝兩度出兵征伐不果。十四世紀明朝初期，中國又派遣使節要求日本臣服。一三六九年，一位使臣甚至出言威脅攻打日本：「若不遣使上貢，不然就訓練你的部隊、強化兵力。」

 

　　日本對中國最著名的反駁之一，懷良親王如此回覆明朝：「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

 

　　這個模式出現一個重大例外，一四○四年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滿接受明朝封號「日本國王」，以便展開與中國大陸有利可圖的貿易。不過，在他之後的幕府大將軍又恢復前人作風，不肯逕自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到了十六世紀末，如前文所述，日本首次反倒試圖在軍事上強壓中國，欲成為亞洲的上位大國。一五八七年，豐臣秀吉剛打贏戰爭，結束日本長久的內戰。他寫信給妻子：「我一生大志就是將中國併入日本版圖。」日益狂妄自大的豐臣秀吉兩度嘗試過蒙古人曾嘗試但未成功的事──率兵跨越東亞海域發動戰事，但兩度落敗。第一次借道朝鮮攻打中國，遭到朝鮮抗拒，第二次是明朝大軍擊敗他。

 

　　從豐臣秀吉第二次出征的情況，可見中日之間微妙的關係。在豐臣秀吉第一次攻打中國失敗後的談判中，明朝誤信這位日本大名（即幕府大將軍麾下藩主）同意接受中國冊封為藩屬；這是中國為和平所訂下的底線。王元綱（Yuan- Kang Wang）在二○一○年的專書《和諧與戰爭：儒家文化與中國權力政治》（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寫道，這是因為「中國談判代表沈惟敬（Shen Weijing）擔心性命不保，不敢將日本人實際要求的條件內容呈報明廷」。事實上，豐臣秀吉原始的目標與中國的要求南轅北轍：他要將日本帝國定都北京！歷史學者莫理斯．簡森（MariusB.Jansen）寫道，豐臣秀吉第一次出征受阻，他所要求的竟是「中國朝廷提供一位姬妾給日本天皇，重啟與日本有規範的貿易，割讓朝鮮四個道給日本」。當這些條件索求未遂，豐臣秀吉便調集十四萬精兵，進行第二次遠征軍，再度企圖征服明朝。

 

　　豐臣秀吉在第二次征伐期間去世，隨即由德川家康掌握大權，從此開啟了德川幕府新政。歷任德川幕府大將軍都向明廷示好，以求恢復與中國的關係，但雙方在根本問題上都不願讓步。日本希望進入中國豐饒的市場，不過可想而知，不信任日本的中國還是沿襲舊貫，要求先決條件是日本稱臣。根據中國的條件，幕府大將軍必須以中國皇帝的臣民自居，採納足利義滿一度接受的頭銜「國王」，並在雙方文書往來中使用各種禮儀上順服的文字。另外還要求日本採用中國曆法，這又是另一種貶抑。到了一六四○年代，明朝的安全頻頻遭受滿洲人叩關的侵犯，最後被滿洲人推翻，因此明朝破天荒地向日本求助。日本一位大名譏笑說，中國「不允許日本船隻靠近其海岸……他們又不能來，現在他們國家陷入內戰，才說：『我們碰到棘手問題了，能請你們派些援軍過來嗎？』」

 

　　這些故事讓我們看到，階層問題反覆地出現，是中日關係嚴重摩擦的主要原因，偶爾因此爆發直接的危機和戰爭。對中國而言，其周遭的民族，尤其是華夏世界的民族，受惠於中華文化良多，應該向中國臣服，這個思想是中國人世界觀的礎石，是信仰的基本要件。日本一再峻拒臣服，對中國的自我形象造成侮辱，這傷口的痛苦和刺激起起伏伏，一直需要注意，當中國特別強大時，便會採取行動。然而，因為幾個原因，中國一直力有未逮，無法對此採取決斷的措施。

 

　　直到最近，地理因素向來賦予日本毗鄰中國的種種好處，卻少有負擔──完全不像越南或朝鮮。日本位於大陸外海，與中國保持著中等距離，又有怒海保護。不論它的大陸鄰國國土有多大，實力有多驚人，日本在西元紀年頭幾個世紀開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從治理廣泛的海島領土以來，中國從未糾集力量，也未曾有任何技術手段占有這個較小的鄰國，以致將它長期保留在中國的軌道內，一如其他許多鄰國。然而，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從未了斷嘗試控制它的念頭。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兩國之間長期以來的考驗又清楚再現。而現在所不同，具有深刻意義的是，中國經濟近年來工業化，並建設了一支強大且快速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大大降低了地理的阻礙──從軍事角度來看，地理距離長久以來保護日本不受鄰國兵臨城下的威脅。如今中國重新動心起念，要讓這個東亞區域中拂逆其階層秩序的島國聽話，而且愈來愈有辦法付諸行動。因此，日本面臨了必須改造自己的奮鬥──以二○一三年政府報告「基本海洋計畫」（Basic Ocean Plan）的說法，將日本從「受海洋保護的國家改造為保衛海洋的國家」。

 

　　這個新現實第一個嚴重的預兆發生在二○○三年十月，日本偵察到一艘中國船隻進入日本內海，進行對海床地形的迴聲調查，此舉違反了兩國最近的協商，必須提前兩個月照會對方的規定。這項調查事件短暫地引起日本對防衛戰備的警覺，也對其鄰國是否值得信任起了疑心，但鑒於兩國之間經濟關係欣欣向榮，並沒有危機意識。雙邊貿易在二○○三年激增至一千三百億美元，比前一年成長了百分之三十，日本普遍認為中日經濟利益相符。當時很少人懷疑這項調查是即將到來的重大考驗的預兆，即將開啟東亞兩大國家彼此日益緊張的角力。

 

 

　　十三個月後，許多人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中國一艘漢級核子動力潛艇整個潛入水下，被發現穿過沖繩群島靠近石垣島的宮古海峽。中國對上次的調查船事件以疏於事先通知含混過去，現在這件事並非如此簡單。潛艇在另一國家領海的水下活動，依照國際法普遍認為已構成敵意，當日本發現中國潛艇的活動時，日本海上自衛隊便進入警戒狀況，這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僅有的第二次。接下來幾天，日本全國電視台幾乎不斷討論此事件，讓日本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評論員競相加碼，力主日本有必要推出新的海上安保政策。日本政府宣布已收到北京道歉，才勉強化解危機：北京的解釋這次侵犯領海純屬意外，私下表示遺憾（但中國外交部在公開方面卻不肯提供任何資訊）。

 

　　潛艇事件發生的背景正是中國和小泉純一郎首相政府陷於政治緊張的時期。小泉純一郎頗孚民望，在職約六年，現代日本首相更迭頻繁有如走馬燈，六年任期算是相當長久。小泉是很有自信和魅力的保守派政客，透過將郵政儲金制度民營化，以及改組強大的全國官僚體制，力圖重振遲滯已久的日本經濟。同時，他也推動坦率、毫無歉意的民族主義，呼籲日本人要更加以歷史為榮，不要永遠抱持著歉疚心理，或一些人所謂的「自虐」心態，可謂敏銳地掌握民氣。一位日本分析家幾年後告訴「國際危機集團」（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日本人民希望「不再永遠像個鬼魂般，在為七十年前亞太戰爭道歉的大洋中飄浮」。

 

　　小泉純一郎在這方面最具象徵重要性和最有爭議的一個動作是，定期參拜靖國神社，這座明治時代留下來的神社奉祀著日本戰爭殉難者的英靈，其中包含十四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FarEast）判決定讞的甲級戰犯，他們因參與策畫日本侵略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戰爭之罪被判處死刑。十四人當中最有名的是日本皇軍陸軍上將東條英機，二戰期間長期擔任首相，也主持閣議、決定攻打珍珠港。儘管小泉純一郎所屬的自由民主黨長期為日本的執政黨，也一直是強而有力的保守力量，其根源深深植基於日本的戰時歷史中，二十一世紀初日本政治之所以會出現民族主義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受到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不斷挑起對其戰爭罪行的指控，而可預想到的反應。另外，江澤民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殺之後極力推動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起了相當的刺激作用。換句話說，至少這是兩國之間民族主義負面激盪的結果，積怨極深。

 

　　在六四屠殺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快速瓦解之後，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時間和政治空間，以搭配快速經濟成長可預期的果實，來恢復它在其人民、尤其是華東相對繁榮的大城市人民心目中的意識型態可信度。因此，江澤民在一九九一年發動愛國教育運動，設法將全國注意力，尤其是年輕人，聚焦在共產黨執政之前國家所遭受的羞辱。從一開始，日本就躍登惡棍榜首。

 

　　在江澤民發動愛國教育運動之前，中國的現代史教育和宣傳大都遵循毛澤東所訂下的論述路線，極端強調共產黨在國共內戰戰勝國民黨，導致國家「解放」和社會主義勝利；而長期以來社會主義承諾會讓國家超越東、西方的對手。除了這些主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及其執迷繼續的階級鬥爭，也耗費了所有的力氣。如我們所看到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用不上抗戰戰勝日本的故事，部分原因是因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希望爭取日本，以制衡蘇聯在亞洲的地位，而在鄧小平時期，中國還得感謝日本的投資和科技。此外，醜化日本也不能讓共產中國光榮。畢竟是蔣介石之國民黨的鮮血，加上美國的火力，尤其是丟下兩顆原子彈，才擊敗了日本，解放軍在抗日戰爭上出力並不大。毛澤東根本不願強調這種事，因此他選擇的重點是「解放」。

 

　　關於日本最著名的戰爭罪行，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教科書和文宣已大量渲染，伊安．布魯瑪（Ian Buruma）寫道：

 

　　人民共和國很少提南京大屠殺，因為在一九三七年這個國民黨首都中並沒有共產黨的英雄人物。事實上，城內根本沒有共產黨。許多在南京、上海或華南其他地方殉難的人，都是蔣介石部隊的官兵。有不良的階級或政治背景的倖存者，要熬過毛澤東時期的清算，有太多困難，哪裡還顧得了任何在日本人手下所發生的事。

 

　　在今天，中國人大都不知道，實際上毛澤東曾經認為日本不應該一直對自己在中國的戰爭表示痛悔和悔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日雙方關係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與毛澤東會面。田中忸怩、含糊地解釋，「日本入侵中國給中國添了很多麻煩」，毛澤東的回答卻參雜嘲諷和令人驚訝的坦白。他說：「我們必須向日本表示謝意。如果日本沒有入侵中國，我們絕對無法達成國共合作。我們絕對無法發展，最後又奪得政權。由於日本的幫助，我們今天才能在北京會面。」

 

　　小泉純一郎強化日本民族主義及參拜靖國神社，是發生在中國重新強調自己遭受荼毒的時候，他將中國的不幸歸咎於外來勢力，基於這些目的，日本因此成為非常有用的襯托。中國媒體定期批判小泉對於戰爭的觀點；北京也以限制與日本的雙邊合作為回應，除了例行生意，在各方面竭盡全力凍結這個島國。六年內，兩國之間的高峰會議完全中止。二○○五年四月，日本宣布修訂國民教育課程綱領，對日本在二十世紀侵略中國輕描淡寫，尤其淡化日本暴行的細節，於是雙方關係急轉直下、更加惡化。在中國出現了新一波反日示威活動。第一天，上海數萬名青年抗議群眾從黃浦江畔外灘，遊行數英里到商業區虹橋，擋住了沿路全線的交通，當時我也跟著遊行隊伍行走。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任何大型抗議活動若未得到國家的贊助或支持，中國當局很快就會出手取締。這次遊行正式獲得許可，暗示它被允許可以擾亂市中心的商業活動，而且它有高度的組織，到處有引導員維持秩序。然而，當遊行隊伍抵達虹橋，此地有許多日本商社辦公室，群眾情緒突然爆炸開來，年輕人高喊反日口號，向日本領事館和一些日本公司丟擲石塊和水瓶。我盯著這一幕看了一個多小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從頭到尾沒看到公安人員出現維持秩序。

 

（本文為《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作者：Howard W. French

出版：遠足文化

日期：2019

[TAAZE]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