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im Jackson

　　經濟史學家德爾雷‧麥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在1990年寫道：「經濟學家是故事的講述者與詩歌的創造者。」講到經濟學通常會想到統計、數字和各種能夠量化的東西，在這些相當「客觀」的資料面前，故事似乎毫無用處。但有鑑於「絕對依賴數字」的主流經濟學對於「預測」時不時發生的經濟危機似乎沒什麼效果，研究「故事」如何影響經濟的敘事經濟學就有了發揮的空間。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羅勃‧席勒（Robert Shiller）在其新書《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表明「故事比統計數字更有力量」，他宣稱經濟繁榮（與絕望）與生俱來的非理性挑戰了數字的界線，需要更深入探索這個明顯無規律的敘事世界。

　　這是個吸睛的假設。從1960年代開始，人們明白科學是社會所建構，自198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不斷嘗試理解「風險的社會放大效應」，即人們不可避免地被災難或成功故事（而非統計數字或機率）左右，將故事作為引導日常決策的風險感知指南。大約在同一時期，慈善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採取反身性的概念，來解釋投資者認知如何影響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投資者認知。

　　這種迴圈使投機性泡沫（speculative bubbles）以突如其來的速度出現，然後又再次急劇崩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個月，花旗銀行首席執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發表了一番預言性的言論：「當流動性的音樂停止時，事情會變得複雜。但只要音樂還在放，你仍然得站起來繼續舞動。」

　　席勒將這些見解納入探索多種途徑的「敘事影響經濟行為」，就像他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追蹤資產價格的漲跌，現在他使用Google的Ngram Viewer和Proquest的新聞引用數據庫，來繪製敘事模因的變化。這是很精巧的手段，敘事經濟學的時間序列圖表與其2000年的暢銷書《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圖表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個訊息是有效的：你的故事價值可能上漲，也可能下跌。

　　這本書的實證核心是對大量真實案例的詳細探討，從金銀複本位制（bimetallism）到比特幣，從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乃至近幾年的經濟大衰退，例如可信的證據表明，人們對「奇點」（技術進步帶來不可逆的轉捩點）的恐懼是長期存在的，這種模因的病毒式傳播（與棉紡廠、電力和電腦有關）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席勒暗示今天關於人工智慧接管世界的末日焦慮並非新鮮事，也不應該特別受到關注，因為結果會如何還有待觀察。

　　一句名言的傳播機制可描述成一種傳染形式，如同流行病學模型的鏡像。但我們也同意，病毒式傳播的成功在本質上取決於信使。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經濟大恐慌時期所說的「我們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恐懼本身」，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在多年前首次提出。

　　恐懼是人類生存受威脅時的理性反應，那為什麼一個總統要如此積極地抵抗它呢？答案是羅斯福強烈意識到恐懼帶來的後果，他試圖解決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稱的「節儉悖論」：人們在面對經濟不確定性時，傾向於縮減消費，轉而把錢存起來。

　　從個人層面來看，這種行為很合理，從全球層面來看也是如此，越少消費對自然環境越有益。但經濟學可不這麼覺得：由於人們減少消費，需求自然受到壓抑，進而延長了經濟衰退的時間，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節儉悖論是凱恩斯著名提議的基礎：當人們不願意消費的時候，政府提供刺激好讓經濟恢復增長。這是羅斯福新政改革方案的原理，也是美國擬議《綠色新政》的基礎。

　　凱恩斯是實用主義者，他的處方籤是針對當時疾病的回應，而他同樣具有遠見，他在1930年的文章《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預見了一個社會將超越增長的時代。儘管經濟學家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1973年向美國國會表示：「任何相信指數增長能在有限世界永遠持續下去的人，他要麼是瘋子，要麼是經濟學家。」

　　席勒顯然不是瘋子，但在探索故事力量的過程中，他從未承認永續增長本身也只是一種敘事。他指出不間斷擴張的邏輯與人類焦慮的邏輯互相衝突，但他假定這是人的問題。敘事似乎可以有清晰、道德和審慎的基礎，但它們仍可能被轉變成非理性。

　　在席勒看來，經濟大恐慌時期的那篇演講表明，政府試圖「仰賴虛假或誤導性的敘事，建立一種道德權威來抵抗它們」，羅斯福的言論旨在「創造和傳播反面敘事，建立更理性也更公益的經濟行為」。席勒似乎是想說：當普遍的人類情緒與資本主義的主流邏輯背道而馳時，國家必須淩駕於它之上。這是個需要質疑、具有潛在危險的結論，但另一方面它也證明了敘事的普遍性。

　　我們都是「故事的講述者與詩歌的創造者」，但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能宣稱在敘事真理上擁有道德權威，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謹慎選擇自己的故事。

原文出處：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