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是一種假性的理想,也是最強烈、最有害的現代神話。
「人從來都不該為了演算法所要求的透明,而被演算法化約成單純的物。」
──德國司法部長Heiko Maas,2017
盧梭對劇場的厭惡,貼切反映了透明社會的理念。他指控劇場的體驗不過對觀眾情緒的操弄,演員戴上無法穿透的面具,演出不容質疑的角色,觀眾的情緒即使再如何被渲染,終究虛偽造作。遠古黃金時代的人們曾經在可以彼此看穿彼此的透明中,找到安全感免去種種罪惡,但如今,透明已經不再是盧梭眼中的現代人所珍視的價值,盧梭鼓勵人們拋開彼此的社會束縛,在插上一根有花飾的竿的廣場,熱烈地聚集起來,不要有劇本,也不要再有觀眾與演員之別,「幸福的人民…你們應當在開闊的氛圍中,在藍天之下聚集起來,陶醉在你們幸福的甜蜜感中!」
盧梭的透明情懷對傅柯來說遠遠不只是迷夢,它象徵權力機制視覺邏輯的根本轉變。過去,公開的景觀是權力的中心,它必須被無以計數的人們觀看與關注,公開處決的場景展現了君上不容挑戰的威嚴,人們聚集在廟宇、劇院以及環形劇場,圍著看著建築中央的物品或者景觀。讓傅柯聲譽鵠起的規訓機制,以及全景敞視圖式,顛倒了這個視覺邏輯,不再是雜多圍看著單一,而是倒過來,少數或者單一照看著雜多,景觀的觀看變成了監控的注視。
盧梭的擁護者肯定會反駁,全景敞視的監控不是盧梭心目中的透明社會,規訓的權力機制需要各種查核,確保對整個社會體的常態控制與調節,繁瑣的文書往來取代了輝煌燦爛的儀式成為新的權力象徵,但是讓治理對象更透明,讓所有人可以被不知名者監看著的部署,終究不是自由坦率交流的透明社會。
盧梭的擁護者是對的,規訓社會預設了個別全景敞視制度之間不容混淆的節段,學校、軍營與監獄,每一個節段都各自是一個被截斷的體制,學校有學校的校規,軍營有軍營的規則,監獄有監獄的玩法,彼此無法流通。但是,正如德勒茲所提示,其實我們已經不再置身於規訓社會,新的社會拆掉了不同全景敞視制度之間的藩籬,讓每一個節段彼此流通,「流量」是新的社會控制法則。在規訓社會中,看與被看的連結是權力得以施行的關鍵,現在這個連結被切斷,為的是讓過去節段化規訓機制的局部效應能夠重新流通起來,它因此生成了巨量的資訊與數據。
韓炳哲筆下的透明社會,首先是「集-量」(Ge-Menge)的社會。對他來說,海德格式的「集-置」(Ge-Stell)無法含括此一量的集聚,集置要在對像能為所儲、能為所用與能為所作之間作出區隔,再加以定向賦予秩序,正如節段化的規訓,它不容許無序的流動,但集-量卻是無拘的流動,是流動起來的規訓與監控。集-置是空間化的,它難免會區隔出比重不等的權力空間,集-置空間下的主體,被迫反覆回應規訓機制「你到底要什麼」;集-量是流動化的,一切的質性分別最好都化作彼此可以互通的流量代碼,集-量空間下的主體不再問那個隱匿的監控者到底想要什麼,而是反覆展示與展露自己,回頭反覆逼問自己「我能做什麼」,所以,透明的社會將會是一種新型態的監控社會,如韓炳哲所說:
監控社會裡的住民連結成網絡,而且溝通密切。其透明不是來自隔離產生的孤寂,而是過度溝通所致。數位環形監獄的特殊性主要在於,住民展示自己、揭露自己,主動參與監獄的建造與維護。他們在看得一清二楚的市場裡展示自己。色情的自我展示與一覽無遺的監控,於是逐漸融合。偷窺癖與暴露癖將網路滋養成數位環形監獄。當監控社會的主體不是因為外在壓力暴露自己,而是出於自我需求,亦即並非害怕必須放棄隱私與親密領域,而是想要不知羞恥地加以展示時,監控社會就圓滿形成了。
不同於規訓社會,監控社會並不建立在特定的制度或機構,它的塊莖是對身體、情緒與資本流動的不間斷監控,它不再有對特定行為舉止的規定,一切都被允許,一切都也可能,沒有自由與壓迫的辯證,只有漸變的光譜;沒有受到壓制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能操作成正向自由的要素;再也沒有集-置所儲所用,集-量配置的一切都是被拿來解析。
所以,透明的社會不會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它不是「如果上帝已死,則一切都有可能」的狂暴社會,因為透明社會下必然過勞倦怠的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再也不需要屈服順從任何東西,但這不代表暴力的消失,如今取代外部權力強迫的是自詡自由意志的自我強迫。功績的主體不再被規訓所折合,它拋開「我應當如此」的束縛,帶著「我能如此」積極正向地擴張。韓炳哲說,這正是打造透明社會的新自由主義底牌:在其中每一個人都是大大小小的企業主,投資有賺有賠,沒有人要為任何人的失敗負責,失敗者要為自己的失敗承擔責任,而不是去質疑社會或體制。
過去,自由主義通過否定所有人對抗所有人打造利維坦,新自由主義用所有人的自由打造新的透明社會,自由主義的社會只能用權威與法律,(僅僅只能)對人的行為舉止設下集-置的規範框架,新自由主義用上的是韓炳哲所說的「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它已經證明自我剝削自我,比他人剝削自我,來得更高效。
功績主體反覆在「我能」的律令下自我剝削自我,「我能」的自我展示與曝光如今方方面面滲透在透明社會的社群網絡部署中,它泯除了一切層級關係,如果名人可以在某處打卡,那麼任何人也可以在那裡打卡。透明社會也必定會是一個「正向社會」(原書譯作「肯定社會」),這並不是說一切負面情感都會消失,而是說所有的負面經驗,都能毫無阻礙地兌換成正面情緒。工作的考核可以帶入遊戲與競賽,以「心理健康」名義獎勵員工的正面情緒,對工作的熱愛與成就感可以覆蓋抽象的資本主義剝削,或者,何妨在辦公室養一隻貓?
透明的社會不容許晦暗的要素,它盡其所能讓一切的飽受挫折的人際互動轉化成韓炳哲所說的「相同者的連鎖反應」,溝通與交流所預設的是異質化的言說,以及保留異議的可能,沒有這些就只有無盡的迴聲,像是在勵志產業中,在新興宗教的集會場合中反覆朗誦與歡呼的短語。曾經,規訓的主體被迫在密閉的告解室中懺悔,功績的主體則在開闊的空間中高聲吶喊宣洩。透明的社會不再有看與被看之間的隱匿權力連結,透明社會集體歡騰的色情展演並不做任何權力的威嚴展示,它是量純粹的展示。透明社會不再有無法吸納可哀悼之物的憂鬱,如此沉重的關係不適合過動又過勞的功績主體,它在我能的催眠與我不能的抑鬱中,透過高空彈跳、馬拉松與空中瑜珈等等軟性極限運動的擺盪而正向地活著,停留著,固著在一個地方是透明社會的最大罪惡,透明社會的勵志話術告訴人們,只要深呼吸吐納,只要身體離開地面,只要腳步動起來,就能感受生命的正面能量。
不若規訓社會總還有個典型的主體形象,透明社會的精神狀態更加虛無主義,畢竟除了我能的空洞自戀律令,再沒有其他,也因此自我對自我的剝削更加沒有止境,自我對自我的曝光與展示更不知為何所用,功績的主體,注定過勞,透明的社會,注定是倦怠的社會。
盧梭希望透過透明社會重拾人本真的主體性,但人的「身份」、「認同」乃至於「一致」,其實建立在我們能將自己生命歷程中的種種元素差別化對待以建立連貫敘事的可能,在一個能用數位感測與數據微粒將所有人透析地透明的透明社會,本真主體的敘事將不再可能。
每一種新的社會型態都有代表性的建築,王權座落之處的宮殿有開闊的中心殿堂,搭配繁複曲折的旁道;規訓的社會自然是全景敞視的建築;象徵透明社會的建築是Dan Graham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裝置藝術作品Hedge Two-Way Mirror Walkabout,它由雙面反射鏡製成,坐落在距離地面最遙遠的頂樓,敞開著沒有任何屏蔽,開放式的設計意味著不再有內與外的地誌性分隔,遠景與駐足的人所構成的鏡像取代了界線,也成為籬笆兩邊各自的構景,人們越是活絡地參與,讓自己暴露於鏡像中,整個裝置的景觀就越繽紛,看與被看的辯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透明與不透之間的互兌,也因為所有的遠景都能投射在這雙面裝置中,距離於是也跟著消失。
韓炳哲沒有深入探究的是這個透明社會的悖論:創造透明化,「像即是像」不容辯駁互動空間的媒介,其實是一個高度不透明的機器,Dan Graham裝置藝術中那個絕不如此透明的雙鏡籬笆是個隱喻,它是虛擬的交往空間中那無法捉摸,蠻橫又堅固的演算法機制。它像是一個佈滿鏡子的鏡屋,沒有人被允許看到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所有人都只看到自己局部空間中無限反射的鏡像。當前的透明社會確實實現了盧梭的夢想,所有人最好都在透明的坦率中,將自我釋放出來,而Dan Graham的作品則生動地傳達了盧梭理念的當代形式,所有的透明都是虛擬的透明,在沒有真理規訓與拷問的世界,所有的「像」,等待解析的像,像的無盡堆疊,就是透明社會的真理。
書籍資訊
《透明社會》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作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
出版:大塊文化
日期: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