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短片合集，《十年》嘗試以各種角度刺探香港未來十年的可能變化。不過指涉香港政治的手法各有不同，當按照順序說起。

　

　　首先是《浮瓜》。黑道小弟長毛與Peter仔作為受命行事的打手，演練著之後在勞動節活動的假槍擊案，服務試圖推行國安法的香港議員，製造動亂合理化法案的推動。畫面時而顯現各派議員的談話，爭奪刺殺計畫上的選票利益，非要槍擊自己人不可。最後竟是折衷，對參與活動的兩位議員各一槍，而且非要傷到濺血。前警務署長和黑道大哥則是中介人物，黑白兩道合作企劃，黑道大哥派遣小弟而用不著議員、署長沾手。反觀執行槍擊的兩人卻還在討論領錢如何花用，且為誰槍擊而爭辯，如何不傷人而做足效果，想著未來將如何勝任黑道高階幹部。

 

　　然而最觸目的莫過於1997年所鑄的香港硬幣翻轉，落下後Peter仔決定翻面換人槍擊，老大竟是受命兩人拿槍上陣隨後雙雙斃命，那反襯了小人物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乃至於如何終結都由不得自己。自己的命運都是被他人虛構的，別人的命令才會成為真實，讓人不願但不得不開口質問：「又還有什麼不是操弄的結果？」

 

　　而片名《浮瓜》來自香港習俗，親人失蹤或離世時，在河川上放置瓜果漂浮，呼喚親人名字。反映電影，那些離去又或尚在浮沉的人們，何嘗不是我們得聲聲呼喚的人們，既然我們都可能被遺棄而化身為無可憑弔的浮瓜。再者，槍擊案主角兩人所擲硬幣騰空翻轉，莫不是懸而未定的命運最終將會被規矩所制定，命令之下再無選擇空間。

 

    電影揭穿黑幕後黑白並未分明的灰色真相，憤怒之餘竟是一幕幕辛酸。

 

　　接著是《冬蟬》，男女主角貫串整部電影。兩人為了留存堆土機夷平的種種廢墟物件，生活在由廢墟保留標本建構的世界。但面對房間裡層層疊疊的標本箱，一整個世界又何以全部收納進保管箱內？於是男子對女子提出了將自己化為標本的訴求。女子一時驚異，後來卻也感受到男子的強烈意念，打算將男子時間停留在此時以保存重要的信念。　　

 

　　同時電影進展中的哲思值得玩味。像是「不知道往哪裡去，如果後來知道，你還會這樣選擇嗎？」在一開始，作品藉由女子製作完「人體標本」後對現實的混亂與異樣感，企圖去揭露出十字路口選擇前的迷茫。儘管抗議者們且戰且走，以博物學和標本挾帶著過去的記憶遊走自此，但在相信的同時，卻又有「不是為了誰，沒有為了誰」的迷茫，前無行人後無來者的孤獨感，不全然為了自己，卻不知道為了誰的懷疑。同樣的氣氛延續到了最後「被記錄下的事，我們是否令它們成為無人聽見的噪音」語出真相，人世間多的是徒勞的事。不過我們能夠反思，收納空間的不堪負荷，何嘗不是人心對逝去難耐的結果？又或以標本挽救城市的衝動乃至後來難分難捨的情緒從何而來？如此，我們又能輕易否定遲來的那些獎勵和回應所帶來的希望和重新帶回的想望嗎？或者我們先得要保存下來，既使手段殘忍不也是為了未來打算？

 

　　另一句對白說：「我們不做到底，他們會明白嗎？」那是經歷過抗爭傷痛的覺悟。於是女子也呼應著男子的想法，在片尾剪下自己的頭髮，暗示自己決定化為標本，對抗事物不敵時間的消逝。儘管手法看似消極，卻是積極地讓消逝停止。那樣的手段我們還能判斷它是壞的嗎？矛盾而同時合理的是，這不是停止，卻是完成，留下的是人們的在乎。

 

　　可以想像的是，倖存而無話語權的抗爭者最好的反抗便是記住事件的始末，好讓往後的人們悼念、緬懷。水面下的洶湧反抗，這就是「冬蟬」：一種不可能的存在，彷彿噤聲，可是如果人們停下自己的腳步回望，他們的聲音從不缺乏。孤獨的蟬鳴儘管聲音不大，可是持久。做著自己所信、對的事。只是做著，既沉默又寒冷，卻始終相信有人看見並且加入行列。

 

　　正如電影所說：「又做了同一個夢」。於是我們知道，不願忘記的事情會不斷地回來尋找我們。繞著他們的人不捨得走，將遺骸化做記憶的標本。但，首先我們得要在乎才行。於是我們捫心自問：「放下了這些東西後，我們跟外人有差別嗎？」

 

　　第三部《方言》，手法相對簡單易懂，黑底白字的字幕斷片了溝通時的困境，彷彿試紙採樣，描述一名年近中年的計程車司機大叔面臨普通話政策的種種障礙，對於不熟稔普通話的他，在載客工作與家庭溝通的同時一一顯現。相較於同系列的片子，屬於散點條列的播映方式。是一天周遊的歷程，點到點，一個客人一個故事。配合了計程車司機所聞的人生百態，在幾個位子間，食衣住行、工作乃至家庭等，無不受到語言建立的隔閡所妨礙，陷於兩難。

 

　　不過，有些人或許覺得台詞當中「以前不懂英文就沒工作，現在什麼都用普通話」格外刺耳，彷彿說英文就不是壓迫，但可以細想的是，片中年輕一些的司機仗著會說普通話的光環，去指責說廣東話中年司機的不是，不正是制度下得利者的威福；回憶如英文當道的時候，或許我們也可以幻想司機有過如此「風光」，因為政策、因為客人的緣故；反觀因為客人需要「非普」司機的關係而載客不按照排隊的同時，卻也看見司機為何懷念以往的另一個緣故。或許那時的規定尚有空間，就算有可能再不堪、再私下，廣東話也還是流通且值錢的語言，在那些願意使用的人之間形成不必簽署協定卻愛護香港的共識，而不是別人口中不堪、被欺負的粗魯方言。反映此時，竟連導航系統也能藉此污辱司機一番。那是程度、意識上的差別。無怪乎兒子利索的普通話成了司機的痛心處，隔著後照鏡的觀望也是世界最遙遠的距離。

 

　　也許有人說《方言》中每一次黑底白字的字幕出現，講述每一段日常對話的困境，是最平凡無變化的一齣，也是陳腔濫調的一段。但要知道，語言建構了我們所在的世界，如果失去語言，我們又將如何相互溝通，更遑論附著在其上的親族關係、社會文化都將自行剝落、崩解，往後剩下的便只有不能再多且無處可去的，多餘的懷疑與不解。

 

　　如同司機大叔後照鏡中的眼神，只能旁觀而無法言語，那麼往後的日子不就無異於隔了層膜，看不清未來了不是嗎？。

 

　　緊接著《自焚者》。敘事的路線分二，一是抗議運動歐陽健鋒的死以及學生、抗議人士與無辜民眾在不義政治上掙扎的紀錄片過程，二是各方政治專家與人士評論的虛構時事寫真。手法相形特別，以偽裝紀錄片的形式，穿插評論與虛構的現實，是此系列政治針對性最強的一部。其中電影的後設手法透過評論者的批評，道出共產黨使用祕密警察不會穿西裝，調侃電影細節的錯誤，增添趣味，更說它們使喚的是黑道，不禁讓人驚詫。跳脫電影，嫁接現實，確有幾分真實。

 

　　有些人批評，指責自焚者婆婆的死顯得多餘無益，灑狗血的劇情無助於對未來的展望。可公允一些，不能否定這樣的劇情也讓我們反思對自己認為重要乃至於如同信仰的事情。為此我們有犧牲的覺悟嗎？我們能做到多少的讓步，或是不行。這是此一「激進行為」告訴我們的：自由在亂世的價值。總不可能自由在天下太平時就是不重要的東西，不是嗎？

 

　　無可避免的，或許就像偽紀錄片的評論：「這些年來我們學的最多的，是陰謀論；失去最多的，是信任。」難保便服下藏著西裝的不會是你的親朋好友，電影告訴了我們，那樣的恐懼並不是無端蔓延的。

 

　　最後是《本地蛋》，藉著新鮮雞蛋農場因為政策的關閉，甚至看似無害的「叮噹」也成了書店裡的黑書，來顯現日常因為政策走調的荒謬可能。

 

　　當中經典的一幕，便是別著紅臂章的「少年軍」手拿著「不推薦名單」找碴，說著標示商品的招牌「本地蛋」的「本地」違法，而老闆巧妙用香港蛋有沒有違法回擊。明明是同一顆蛋，香港蛋沒違法怎麼本地蛋就違法了呢？這樣的說法也打退了少年。或看到書店禁書庫所象徵私下反抗的勇氣，雖然不能明目張膽的脫隊而行，但就算時運再不濟，我們仍然可以在場而不行動，見證殘暴與不義，像少年軍的明仔，留著那盒完好如初的「本地蛋」，作為往後的養分。好有想法地、勇敢地說：「叮噹也禁，傻的嗎？」，用腦袋認真想著《本地蛋》和香港蛋的差別。

 

　　在任何創作者試圖使用自己擅長的媒材去形塑自己的想像時，必然包含一種抒發的情緒，是某種衝動。換個說法就是創作、表達的慾望，或多或少應當會在觀者的眼中產生指涉，是哭是笑是怒罵，不得而知。但由此可知，電影本身造成的討論也是電影該做討論的一部份。

 

　　有些藝術人批評，電影當中的政治議題過於醒目尖銳，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政治與藝術的隔閡應該要有多遠？不冷不熱的描摹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作品應該脫離現實好讓彼此有避難的空間？外面危險嗎？何時能夠出去？說明白講清楚難道真謂不良？或說作品挑起仇恨的怒火引火上身，然而我們得到的只是仇恨嗎？還是我們早有了仇恨的情緒，只是找不到管道抒發，而恰好有人勇敢地說出？如此而已。

 

　　藝術挑撥情緒，印象深入人心的功能是政治最好的直銷方式，一如哥雅的畫作《五月三日》。而今如果歌功頌德者佔據了各大版面，彷彿整個時代都是一人的功業時，還須讓人記得占領者的不堪，而非人云亦云的複述疊床架屋的功勳。要說反動的不良分子、恐怖主義的宣揚也好，那是藝術嘗試做出對當下的反叛，與沒有經過思辯的話語是有差別。反之，沒有反對意見時，我們不容易看見錯誤，也不容易改進，更沒人願意相信，那不就正如《浮瓜》，我們看見的都是別人事前為我們決定的（其實是為它們自己鋪路、決定的）。

 

　　在此總結電影的敗筆在於片幅較短，無法描寫人物深度，以致情緒在觀眾眼裡心裡可能流於表面，無法深入描述，《自焚者》就是一例，焚毀的雨傘與自焚老人，又或是《本地蛋》中「少年軍」蛋洗書店的場面，超過了合情合理的範圍卻缺乏背書，無怪乎惹上灑狗血的說詞，連太過政治一詞也成了批評此作的話。或是有那麼一群對政治不耐的人也說不定，越過了可言與不可言說的底線，太過尖銳而刺眼。然而倘若如此，那就是取材所反映的政治問題切實被意識到了，卻也算是一種成功。

 

　　反觀《冬蟬》惹上了過於飄渺空虛的看法，皆顯示出鋪成不足以至於後繼無力的遺傳病，觀眾自然在情理上沒辦法隨著戲劇攀升，還沒得到認同的角色就已經步入了命運的深井，並且陷了進去，觀眾還沒認識角色的各種面相時，故事就已經結束了。除生活上有直接經歷者、受害者與多愁善感者才能理解到電影暗潮洶湧的情緒（因為劇情的破碎不圓滿，《自焚者》當是這個標準的受害者，不過香港人卻是買帳的）。參照導演所言，本片作為短片嫁接合輯是因為不想也不能從政府手上獲取金援而資金不足，似乎也無可避免。

 

　　細看《本地蛋》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不要說慣了，當年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說慣了，害得你們這一代這樣」，倒像是為缺乏想像力的電影作結（如果真無想像力），《十年》意圖換個說法，一反常態讓描述直白，使得取材編撰偏向於現實，也許就能解答電影想像力不足的種種疑惑。為了接近當下，又為了觀測未來，這是非得要決斷的折衷。看不見想像的人或許疑問，當我們離開電影，重回真實世界時，究竟改變了什麼？那些已知的已經存在，未知的隱憂依舊。可自從傳聲筒都被他人的詮釋佔去後，獨立電影是少數能夠出來發聲之處時，它力圖改變憂鬱，帶來活泉，以《浮瓜》訴說著不收錢不受祿，人們才有獨立思考、發聲的空間。

 

　　這也展現在電影的反應熱烈。掀皺一湖池水，觀眾心底緊擰，應是暗潮洶湧，因為現實生活必然要有施力點，否則作品何以感動人。這適用於隱晦的作品，同理也應該可以套用於簡白直截的創作。有時不關乎藝術，能與現實互文更發人深省，以為習慣的事情套入了荒謬電影，雖有種隔岸觀火的氣氛，但見你我卻是幕中人，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暗自下淚，螢光幕前誰也看得見。另外，同樣因為資金不足，導演表示只能往現實貼近和縮短，使得這整部電影的產出與反而更像電影。道破電影沒辦法預測未來與過短的缺陷來由，使得戲裡戲外同樣驚異，彷彿劇情中所欲表達的政治角力的社會氛圍。或可令人喟嘆：「人生如戲，只（願）能逢場作戲。」那戲當是《十年》。　　　　　　

 

　　唯一可以篤定的是，《十年》是一次電影實驗，更是一場社會實踐，不但奪回公眾的發言權，更像是要呼應群眾心聲，批評時事。卻也因此可以大膽的告訴大家，沒看見未來沒關係，我們發現不遠的當下。儘管批評不斷，也未臻於完美，但彷彿更近於人群，更像缺陷殘敗的現實。我想，這才是本片在時代中的可貴之處。

 

　　末了，如果說到電影好看的原因，便是日常生活對不義壓抑沉寂的情緒能夠帶入。片場與現實遂沒有了隔閡，戲裡戲外也是一樣。不過電影是完整的呈現，不如現實資訊的破碎，我們才得以理解，得以放心地拍手叫好，更彷彿要回了一次公道。而《十年》因為荒誕以至於貼近現實，像批評者所說的：沒能展望未來，這無疑是《十年》這部電影做出的最大、也是最沉重的反諷，對這個日常生活逐漸崩塌的世界。

 

　　它彷彿沉重地告訴觀眾：「當我們失去想像力，看不見十年之後的未來，卻是因為不得不面對現在。」

 

 （本文作者投稿時就讀於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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