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Garry Wills

編譯｜Mumu Dylan

 

　　頗負盛名的美國書評作家、新聞工作者、大學退休教授蓋瑞‧威爾斯（Garry Wills）在《紐約書評》撰文回顧了自己過去歧視女學生、隨同事一起歧視女性同儕，以及他所見過的性別歧視，並做出他的詮釋與懺悔。

 

　　1962年，威爾斯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所教古希臘語，當時他年僅27歲且樣貌年輕，課堂裡有些研究生與他年齡相仿，所以他試著模仿傳統的「大學教授」姿態，希望在課堂上樹立權威。他的第一門課是荷馬的《伊利亞德》（Iliad），一名女學生對威爾斯的某個觀點持不同意見，當威爾斯發現無法說服女學生同意他的看法時，便傲慢地引用詹森博士（Samuel Johnson，十八世紀英國文人）的句子回應：「我知道你有你的觀點，但我沒有義務去理解。」

 

　　當威爾斯把那天上課的事情告訴妻子娜塔莉時，她感到相當驚訝。因為威爾斯仗著自己的權勢羞辱了一名只是想理清真相的學生，當他告訴妻子這名學生是女學生後（1962年的美國大學排斥男女合校，這是威爾斯僅有的一名女性「研究生」，八年後霍普金斯大學才開始招收女性大學生），讓娜塔莉更加心疼：因為威爾斯不只是羞辱了一個學生，而且還霸凌了她。她反問威爾斯，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一歲女兒莉迪亞（Lydia）上大學時，他會作何感想。當娜塔莉一語點醒他後，他才認真反省整件事。

 

　　然而即使在反省後，威爾斯還是難以跟大學的女學生應對。他在耶魯大學念書時，班上完全沒有女生，而他在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班上有一名女性也很少見，與其他大部分的美國大學一樣。1907年，霍普金斯大學開始招收女性研究生，但有個不可考卻很典型的故事這麼流傳著：古典主義學者貝西‧蘭諾‧吉爾達斯列夫（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曾經抱怨，他無法對女性教雅典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他的課以透徹地學術研究聞名，他與學生把作品中所有猥褻情色的笑話都拿出來探討。吉爾達斯列夫認為，如果他被迫要為女學生講阿里斯托芬的課，那麼她就必須坐在屏風後面，這樣他便不會看見她臉紅與難為情的表情，威爾斯說：「這是一種居高臨下看待女性的態度。」

 

　　但半個世紀過去了，威爾斯在霍普金斯大學教書的日子並不比吉爾達斯列夫那時進步多少。儘管他一直盡量對班上唯一的女性保持尊重，但他並沒有對女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做出回應。他第一次為系上申請者分配獎學金時，就意識到這一點。當系所的考古學家約翰‧楊（John Young）看到一名女性簡歷時，他表示不應該給她獎學金，他說：「這筆資金應該存起來，用於栽培能推動學術的男人，我們為什麼要把錢浪費在一個懷孕就會放棄事業、開始照顧孩子的女人身上呢？」楊並不是古典文學領域的權威，威爾斯多年來發現，許多大肆宣稱女性無法達到高學術標準的男性，往往自己也沒有達到同樣的標準。但當時他沒有跟楊爭論，因為系主任對獎學金的態度也是如此，所以他默默同意了這項政策。在這個研究所工作的六年期間，他沒有讓一名女性拿過獎學金。

 

 

　　威爾斯指出，打著「維護古典文學領域水準」而反對接納女性完全是藉口。威爾斯是在哈佛大學希臘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一年來到霍普金斯大學，他是第一批初級研究員（被允許在教學工作時抽出時間發展學術的年輕學者）的成員之一，六名成員中包括三個美國人和三個外國人（德國、英國和義大利），其中義大利人是裡面唯一的女性，她的名字是安娜‧莫爾普戈（Anna Morpurgo），威爾斯說：「她是成員中最年輕也最聰明的人，她懂的語言比我們多，知識也比我們淵博。」

 

　　儘管除了威爾斯以外，這個小組的所有成員都在語言學領域取得輝煌成就，但專攻印歐語言的莫爾普戈則在牛津大學成為特別耀眼的學者。威爾斯和莫爾普戈共事的這一年，她已經在編纂世界上第一部邁錫尼希臘語的詞典（「線形文字B」，1957年才被破譯），後來她在牛津大學證明了著名的赫梯象形文字其實不是純赫梯語，威爾斯說：「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學術標準高到能把安娜排除在外。」

 

　　在霍普金斯大學做了十年的兼任教授後，威爾斯取得了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終身教職，擔任該校首位美國史領域的亨利‧魯斯（Henry Luce，中文名為路思義）教授。在此期間，女性在社會上能得到的機會產生巨大轉變，她們被聘用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雖然比例仍不夠高，但越來越頻繁。有一次，他和娜塔莉搭上一名女機師的通勤航班（當時大型航空公司不雇用女機師），她說：「我們從來沒那麼安全過。」因為與男機師相比，當時女機師必須通過兩次測驗才能取得執照。講好聽是對女性釋出善意，但其實就是一種阻礙：她們必須比男性多兩倍努力才能取得執照，而且通常只能飛路程短、時間少的通勤航班。

 

 

　　1980年理查‧利奧波德（Richard Leopold）退休後，外交歷史學者的職位空了出來。但這個職缺很難找到人，因為外交史在當時是很敏感的領域：由於核武器的緣故讓冷戰歷史變得混亂沒有定論，新興的修正主義者將大部分的責任和核威脅升級歸咎於美國，而不是蘇聯及其盟國。因此如果聘請資深的著名學者——假如他願意在這種複雜環境下跳槽——可能會被解讀成站在當權派一邊：如果聘用較年輕的學者，無論對錯也可能被視為站在修正主義一邊。

 

　　當輪到威爾斯負責招聘這個職缺時，前面已經招聘失敗了兩次。先前的嘗試證明，爭議最少的資深教授沒有興趣離開原本的職位，而較年輕或爭議多的教授觀點也沒辦法被系上同事接受。因此，威爾斯將目標轉向快要畢業的博士生，在歷經千辛萬苦尋找後似乎找到了一名理想的候選人：由芝加哥大學學者力薦了一名「他遇過最棒的博士生」，儘管她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但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威爾斯將論文發給了系上同事，並邀請她去面試。她被面試官問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她小心翼翼地回答了問題。面試者堅決告訴她不會因為性別特別聘請女性，除非她比其他候選人更有資格，還有一些人認為不能破例把職位給未完成論文的博士生。但威爾斯反駁，她的其他作品展現出專業性，爭議性也較小，而她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也保證她能以優異成績取得博士學位。最終，她還是沒有被錄取。威爾斯對此感到沮喪，隨後辭去了西北大學教授的職務。他耗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找到這個條件優異的女性學者，卻因為性別因素而讓系所失去優秀的人才。

 

　　西北大學校長阿諾德‧韋伯（Arnold Weber）邀請威爾斯共進午餐討論辭職事宜，他詢問什麼原因讓他做出這個罕見決定，他回應：「作為一名終身教授，我無法完成被要求達到的任務：招聘、解雇、終身教職晉升、課程改革、爭論平權和多元化而召開耗時耗力的會議。」他告訴韋伯校長，這些辯論沒錯，但他不想永遠捲入其中。韋伯表示他可以不參與這些辯論，但仍然保住任期；但威爾斯認為這對系上其他終身教授來說不公平。最後校長告訴威爾斯，他可以當一名兼職教授，在專注為《紐約書評》寫書評和長篇政治報導的同時，從而維持較輕的教學責任，也不須承擔任何終身教職的職責。

 

 

　　除了高等教育內部的性別歧視外，威爾斯觀察到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抗議團體、激進公社和政治界。波士頓地區的一個公社是學院與反戰運動的中繼站，其中幾名成員還是哈佛大學的學生或教授。他們雖聲稱自己不受其他運動出現的「個人崇拜」影響，但事實是這些被公開認可的成員需要撰寫宣言，以及招募名人參與抗議活動，因此很少承擔購買食物、做飯、洗碗、打掃房間、熨衣服和倒垃圾的責任。威爾斯毫不意外地發現，公社內的少數女性承擔起大部分的家務粗活。

 

　　威爾斯在進步政策研究所真切地體悟到，性別歧視無論在左翼或右翼都很普遍。他跟兩位創始人迪克‧巴尼特（Dick Barnet）和馬克‧拉斯金（Marc Raskin）是朋友，兩人讓威爾斯進入研究所董事會。裡面有當時最紅的年輕政壇新星艾芬豪‧唐納森（Ivanhoe Donaldson），他是後來成為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市長馬里昂‧貝瑞（Marion Barry）的競選功臣。然而，貝瑞和唐納森最終都進了監獄——貝瑞因持有毒品入獄幾個月，唐納森則因挪用公款入獄幾年（他從市政基金裡竊取近20萬美元）。

 

　　但當時，唐納森是早期民權運動的明日之星，他很喜歡在知識份子聯誼會上取笑一名年輕女子，只因她是忠實的女權主義者。她一向就主張已婚婦女應保留娘家姓，而唐納森便經常反覆拿她的名字開玩笑，藉此嘲諷她的女權主義。她稱唐納森是明確的厭女者，但威爾斯對此並不確定。直到某天晚上，威爾斯和唐納森為了某件事爭論不休，原本威爾斯想開車回家，但唐納森想繼續討論，於是邀請他共進晚餐，並表示他可以在一名有錢金主的公寓過夜。在去吃晚餐的路上，他們順道去拜訪一名黑人國會議員，裡面還有一名自由派的南非白人女性客人。她辯駁南非已逐漸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當她試圖駁倒唐納森的反對意見時，唐納森出手打了她一巴掌。可想而知，唐納森和威爾斯被趕出了房子。但直到這時，威爾斯才願意相信常見的女性抱怨：許多民權領袖是性別歧視的沙文主義者。

 

 

　　威爾斯回憶：「今天，雖然只是很短的時間跨度，但我們已經很難想起過去女性的處境。我的妻子和女兒經常比較每代女性之間的差異：娜塔莉去了斯威特布瑞爾女子學院，成為了一名空姐。莉迪亞就讀剛實施男女合校的耶魯大學，成為了一名文學經紀人。娜塔莉和我結婚時，如果沒有我的授權，她不能在銀行獲得信貸。正如我在霍普金斯大學和西北大學所看到的，1960年代的女性還被視為學術領域的危險因素。」

 

　　威爾斯總結說：「改變女性的地位，你就能影響生活中所有最親密、最重要的關係：妻子和丈夫的關係、母親和孩子的關係、姐妹和兄弟的關係、女兒和父母的關係、同事之間的關係、雇員和雇主的關係。女性地位的變化感覺昨天才發生，而今日仍在加速進行，這是一個社會能夠發生的最深層革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改革提供能量。畢竟，民權運動也涉及黑人女性，LGBTQ運動也涉及女同性戀，殘疾權利運動也涉及殘疾女性，醫療改革也涉及女性照護者及其照顧對象。若我們想把社會的任何部分提升到更公正的狀態，那麼為女性伸張正義是核心的問題。它是所有改革的根源，是我們衡量進步的基準尺度。」

 

 

原文出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