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ne Harrington

　　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長年致力研究那些無法精確分類的疾病，神經病學家治療像亨丁頓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這些特徵明顯的遺傳疾病，也治療一些界於「中間狀態」的疾病，例如妥瑞氏症（無意識的發聲或運動），有時還會碰到生理症狀明顯，但最後診斷是精神性疾病的病例。對精神病學家來說，他們相信所有精神疾病都有其生物學基礎，也堅信精神疾病的症狀很重要，他們的任務是幫助病患的精神狀態恢復，不單純只是修復大腦功能。

　　這兩個領域似乎有很多共通點能彼此交流，但現實情況卻恰好相反，兩個領域之間幾乎沒有交流，而且大多是自己研究自己的東西。為什麼會這樣呢，而後果又是什麼？神經學家艾倫‧羅珀（Allan Ropper）和數學家布萊恩‧伯勒爾（Brian Burrell）的新書《大腦如何失去理智》（How the Brain Lost its Mind）透過探索兩種經常被分開講述的疾病歷史探討了這個問題：一個是神經性梅毒，透過性行為傳播的梅毒晚期形式，已經感染至患者腦部的中樞神經；另一個是歇斯底里（或稱癔病），藉由一系列生理症狀表現精神壓力的疾病。

　　十九世紀時，梅毒透過通姦與買春肆虐了上層社會，由於當時尚未出現有效的治療方式，因此到晚期病患腦部受到損害時，經常出現精神異常的狀況。神經性梅毒成為精神病學界最常見也最致命的退化性精神疾病之一，又被稱為麻痺性痴呆（General paresis of the insane）。

　　過去的醫生普遍認為這是因為不良的遺傳、「性格軟弱」或道德敗壞所引起，但這種錯誤觀點在1913年發生了改變：當時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進行研究的日本細菌學家野口英世，從全身麻痺的死者腦部發現了梅毒螺旋體的蹤跡。根據症狀可以判定當時的精神病院裡，有高達三分之一的病患是因為感染梅毒而發病。

　　歇斯底里最初被認為是只影響女性的婦科疾病，十九世紀法國著名神經病學家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從病患身上觀察到局部癱瘓、抽搐、視力問題和痙攣等症狀後，將歇斯底里重新定義為神經性疾病。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越來越多人反對沙可提出的理論，其中包括曾經追隨他的學生，例如在嬰兒身上發現「足底反射」的約瑟夫‧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

　　反對者得出的結論認為，歇斯底里為假性的神經疾病——一種佯裝成神經疾病的精神疾病。巴賓斯基還建議神經病學界完全拋棄歇斯底里一詞，改以「暗示病」（pithiatism）稱呼：藉由針對性的誘導和說服療法來消除或緩解症狀。歇斯底里最終被證明是「一種徹底的精神疾病，使患者表現出類似於神經疾病的症狀」；然而，神經性梅毒卻是一種「能產生類似於精神疾病症狀的腦部疾病」。

　　《大腦如何失去理智》提到，歇斯底里被歸類為精神疾病讓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帶來了精神分析的新理論，並導致戰後新佛洛伊德學派的自負心態，他們斷言沒有相關疾病基礎的問題行為，都應視為醫學領域來處理。儘管對歇斯底里的認識改變了精神病學，但神經病學家仍致力尋找治療被診斷為歇斯底里患者的方法。即使在今天，神經病學仍有多達30％無法找到合理可靠解釋的病例，與沙可的時代相比，這個領域似乎沒有太大的進展來解釋這些未知病例。

　　與此同時，發現全身麻痹是性傳播疾病的症狀之一，激勵了隨後幾代的精神病學家。他們著手展開一項至今未有重大進展的探索——尋找其他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基礎，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等嚴重的精神疾病。但直到後來，人們才清楚地認識到「神經性梅毒對於其他與額葉和顳葉區域感染或炎症明顯無關的疾病，並不是合適的模型」。

　　雖然神經性梅毒和歇斯底里通常被視為相互獨立的疾病歷史，但羅珀和伯勒爾明確表示，它們之間存在許多方面的關聯。舉例來說，這兩種疾病剛開始都被誤認為其他疾病的「偽裝」，或是互相誤診（梅毒被誤認為歇斯底里，反之亦然）。但更重要的是，性——以及對性的焦慮——在兩種疾病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羅珀和伯勒爾認為這並非巧合，佛洛伊德活躍的時代正值梅毒盛行的時代，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也更多關注壓抑的性幻想和性創傷，因為對當時的病患來說，梅毒就像可恥且可怕的幽靈籠罩著他們每一次的性接觸。

　　作者強調，兩種失序的歷史說的是同一個故事：神經性梅毒的歷史遺留了過度簡化論的傾向，歇斯底里的歷史則反向地鼓動了過度心理主義的趨勢，而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的進展也都因此受到影響。

　　美國科學歷史學家安妮‧哈靈頓（Anne Harrington）評論寫道：「就像作者在書中提出，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者看到的大多數病患都受到他們所稱的『中間狀態』折磨——生理和心理同時遭受痛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是在呼籲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修復隔閡，聯手合作為病患的症狀做出正確診斷。」

原文出處：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