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人猿區別的問題不時被提出來探討，討論通常聚焦在語言、工具使用、創造力與獨特的創新能力。當然，在20年前這些問題的答案會被列在「人類特有」的清單首位，但隨著越來越瞭解靈長類近親的認知與行為能力，我們與牠們之間的界線似乎變得更加模糊。

 

　　然而，人類行為有一個方面確實獨特，但很少成為討論焦點。這種特質對於人類物種的生存極其必要，以至於在過去50萬年的演化過程支撐了整個物種，形成廣泛且相互關聯的生理、心理和行為系統網路。但直到十年前，我們還沒有盡力去理解這種特質，因為人們錯誤地以為它毫無意義或可有可無，那就是人類的「父親角色」。這個答案沒有立刻浮現在腦海中，顯示我們社會對這個關鍵人物極度忽視的症狀。

 

　　十年前，當牛津大學演化人類學家安娜‧梅欽（Anna Machin）剛開始研究父親時，他也以為父親對孩子的生活貢獻不多，對社會的貢獻很少，男性可能表現出的任何育兒行為是後天學習（而非天生）的結果，而媒體對父親形象的報導往往聚焦在他們拋家棄子或做出傷害社會的事情，卻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大多數男性（無論是否與子女同住）其實為孩子付出了許多。

 

　　父親通常不像母親那樣與子女建立起深厚緊密的關係，由於工作緣故他們跟家庭也稍微有點距離，父親這個角色似乎只是「第二個家長」。但梅欽現在很難接受這樣子的描繪，原因有二個：

 

　　首先，在靈長類動物的世界裡，交配結束後願意留下來而不是立即離開的父親是極其罕見的少數，他們只存在於少數的南美猴子物種中，而在人猿中則完全不存在，除了人類以外。事實上，綜觀所有哺乳類動物，也只有5％的物種有父親撫養，人類則是其中之一。有鑑於演化的「節省資源」本質，除非父親養育孩子對人類這個物種的生存極其重要，否則人類的父性——以及複雜的結構、神經、生理和行為變化——照理說不應該會出現。

 

　　其次，身為人類學家的梅欽所接受的訓練包括社會結構與實踐，這些東西對於理解物種相當重要，但她發現無數的人類學研究關注家庭與母親角色，偶爾提到雙親撫養孩子的合作性，卻很少將父親當成主要的觀察對象，梅欽說：「當我們對人類物種的認識存在如此明顯的差異時，又怎能自稱真正的人類科學家呢？」因此，梅欽開始一項研究計畫，圍繞在兩個非常廣泛且開放的問題上：人類的父親角色是什麼模樣？這個角色有什麼功能？

 

 

　　想要理解父親角色，我們首先必須理解為什麼在所有人猿物種中只有人類演化出來。答案必然存在於人類獨特的構造與發展階段，所有父母都知道嬰兒在出生時就特別依賴父母，這是因為產道變窄——由於兩足直立行走——與人類異常巨大的大腦共同產生的結果，我們的大腦比同體型的哺乳類動物大腦還大了六倍。

 

　　這意味著為了確保母親與嬰兒的生命以及物種延續，我們已經演化出較短的妊娠期，使嬰兒頭部能安全順利地通過產道，但後果是嬰兒在大腦發育完全以前就先出生。這種減少在子宮內養育的情況，並沒有讓嬰兒出生後養育的補償期增加，反倒是嬰兒生存所需的最短哺乳期也大幅縮短；人類嬰兒斷絕母奶的年齡可能只有三、四個月大，與黑猩猩的五年形成鮮明的對比，但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我們像黑猩猩那樣養育孩子，那麼整個物種的出生間隔（從一個嬰兒出生到下一個嬰兒出生間隔的時間）就會拉得很長；人類大腦相當複雜又耗能，以致於可能無法維持——更別說增加——人口數量。因此，演化選擇了物種中那些能更早斷奶且恢復生育功能的成員，以確保基因與物種存續。但是，大腦仍需要那麼多的養分，因此妊娠期和哺乳期的變化衍伸出全新的發展階段：幼年。

 

　　生命歷程形容一個物種如何投資一生的能量分配，有如生命的貨幣。這些在生殖、生長和維持之間的分配方式將影響生命過程的各個層面，例如妊娠期和哺乳期長度、性成熟的年齡、同胎生產數和預期壽命。大多數物種（包括除我們以外的所有靈長類動物）具有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嬰兒、青年和成年。嬰兒是從出生到斷奶的時間；青年是從斷奶到性成熟；而成年則是從性成熟到死亡。但人類卻有五個發展階段：嬰兒、幼兒、少年、青少年和成年。

 

 

　　幼兒代表從斷奶到飲食獨立的階段，人類在嬰兒能自行尋找和加工食物以前就會讓他們提早斷奶。因此斷奶後，他們還是需要成年人餵養直到可以自行飲食，之後他們會進入少年時期。

 

　　所以母親早早生下孩子，而且餵養母乳投入的時間變少，對她來說是一次能量分配的勝利吧？並非如此。由於哺乳是防止進一步懷孕的防禦措施，所以當哺乳結束後母親就會立刻再次懷孕，然後為下一個饑餓的嬰兒投入更多寶貴的能量，而她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尋找、處理和餵養另一個快速成長的孩子。

 

　　因此她需要別人的幫助，大約在80萬年前這些關乎物種存亡的問題首次出現時，母親的女性親屬介入了，她會求助其母親、姐姐、阿姨、奶奶，甚至大女兒來幫忙她，但為什麼不找父親呢？事實上，同性個體之間的合作通常優先於異性個體，即使這個異性個體是父親。這是因為相比之下，與異性之間的合作關係在認知方面更費力。此外，這件事必須對父親的基因有夠多的好處，大到讓父親放棄與多名雌性交配，轉而只照顧一個雌性後代的生活。雖然最關鍵的轉折點尚未到來，但女性親屬在此時成為最佳的人選。

 

　　但在50萬年前，人類祖先的大腦又一次大幅演化。突然之間，僅靠女性親屬幫忙變得不夠，新的大腦比從前還更耗費能量。嬰兒出生時變得更無助，而現在我們大腦所需的食物——肉類——比以前更難取得與加工。這時母親需要除了女性親屬以外的幫手，而且還要像她一樣對孩子投入時間和精力，這個人選自然落在了「父親」身上。

 

　　如果沒有父親的參與，孩子的生存就會有危險，進而導致基因存續也受到威脅。所以整體評估後，父親留下來撫養後代有其重要性。父親開始只對一名女性和一個家庭負責，同時拒絕其他潛在的女性交配對象，但父親角色這時還沒有那麼明確。

 

 

　　隨著時間演進與社會複雜性的增加，人類也演化出新的生命歷程：青春期。這是一個學習和探索的時期，伴隨著性成熟的煩惱出現。在這個時期，父親們才真正開始融入自己的角色，因為有很多東西能夠教導青少年：合作的規則、狩獵的技巧、工具的製作，以及認識居住地環境地形等知識。母親們仍然專注於生育後代，她們能給十幾歲孩子的實際生活經驗也很有限，於是父親成為了老師。

 

　　梅欽與同事在世界各地對父親角色進行研究，這一點仍然適用在許多地方。在所有文化中（無論其經濟模式為何），父親都會教導孩子在特定環境中生存的重要技能。例如在肯亞的部落裡，父親們會教導兒子有關茶葉種植和經濟方面的知識。從九歲至十歲起，男孩被帶到田裡學習種植作物的實用技能，除此之外（或許也更重要），他們還跟著父親一起參與純男性的社交活動，確保他們也具備談判技巧和必要的人際關係，這些技能對於在環境艱困的居住地成功生存來說非常重要。

 

　　在西方社會父親也是教育的重要來源，儘管父親角色取決於所處環境有無數種面貌，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都在履行教學的任務。因此，雖然西方父親們似乎沒有教導實用的生活技能，但他們確實傳授了許多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世界成功生存所必需的社交技能。

 

　　父親對孩子和人類物種的生存至關重要，演化並沒有讓他們的角色是個偶然。就像母親一樣，父親無論在生理上、心理上和行為上都受到演化的影響，我們不能再說母性是本能，而父性是後天習得。

 

 

　　更重要的是，父親並沒有演化成母親的鏡像。演化不喜歡冗餘的功能，如果一種類型的個體可以獨自完成，演化就不會選擇重複的角色。相反地，父親已經變成跟母親相輔相成的角色。從大腦本身的神經結構能看到這點。在2012年的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研究中，以色列心理學家希爾‧阿齊爾（Shir Atzil）探究了父母在觀看孩子影片時的大腦活動反應。她發現父母在理解孩子的情感和實際需求方面都有類似的本能，父母雙方在同理心相關的大腦區域活動都達到了高峰。除此之外，父母之間的差異也很明顯。

 

　　母親的活動高峰出現在大腦的邊緣區域（Limbic area），與情感和風險偵測有關的古老核心；而父親的高峰則出現在新皮質，特別是與計畫、解決問題和社會認知有關的區域。這個結果並不是說父親的大腦邊緣區域沒有活動，也不是說母親的新皮質沒有活動，而是兩者最活躍的大腦區域明顯不同，反映父母在演化過程中扮演著不同類型的角色。如果是兩位父親帶大的孩子（而不是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人類大腦的可塑性這時也產生了作用：主要負責照顧孩子的父親，大腦的兩個區域都表現出高度反應，因此他的孩子還是生活在健全的發展環境。

 

　　將十年前的認知與今天所知的事實進行比較，梅欽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改變看待父親的方式。確實有失職的父親，有失職的母親，也有廣告或卡通片裡的失職家長，對於家事或獨自照看嬰兒無能為力。但大部分的父親並不是這樣子的人，我們必須拓寬我們對父親的認知範圍，包括所有留下來的父親角色，無論他們是否與孩子同住，他們都為孩子付出情感、身體勞力和知識技能。我們要探討的是教孩子踢足球、講睡前床邊故事、負責嚇跑惡夢怪物的父親們，這些人不是用他們跟孩子的基因血緣連結所界定，而是他們願意主動承擔起這些任務——繼父、養父、祖父、朋友、叔叔和男朋友。男性已經演化成父親，成為養育團隊中同等重要但又截然不同的部分。」

 

 

原文出處：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