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mie Bartlett（英國Demos智庫研究員）

 

　　如果你出生在1500年前的南歐，你會深信羅馬帝國永遠長存。畢竟，那時它已經存在了約1000年。然而，在經歷一段時期的經濟與軍事衰退後，它最終分崩離析。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對於生活在強大帝國之下的人民來說，這些事情肯定難以想像，就跟那些曾經歷過法老統治、基督教王國或舊政權崩潰的人一樣。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同樣具有這種錯覺，認為目前身處的「國家」模式是必然且永遠存在，雖然有獨裁和民主的區別，但全世界幾乎皆由「民族國家」所組成：「民族」（具有共同屬性和特徵的人）和「國家」（有組織的政治體系，擁有特定區域的主權，並與其他民族國家劃定邊界）的混合體。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國家的世界（甚至根本無法想像），因為我們的自我認同、愛國心、肩負的權利和義務都與之緊密相連。

 

　　這其實很奇怪，因為「民族國家」的概念沒有那麼古老。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是帝國的延伸、無人認領的無主地、以及城邦和公國，旅行者無需簽證或護照就能穿越這些地區。隨著工業化讓社會變得更加複雜，龐大的中央集權政府應運而生來治理，而那些最能團結區域和協調行動（尤其是戰爭）的政府變得比鄰國更加強大。革命——尤其是美國（1776年）與法國（1789年）——創造出共同定義的「國家利益」概念，同時統一了語言、文化和身份來改善交流問題。帝國主義的擴張將民族國家模式傳播到世界各地，二十世紀中期儼然已經成為唯一的模式，目前有193個民族國家在地球上統治著。

 

　　但這種劃定邊界、具有中央集權政府、公民群眾和主權的民族國家正逐漸與世界脫節，就像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言：如果你改變支撐一個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社會和政治結構也會隨之改變。

 

 

　　看衰民族國家的觀點並非新鮮事，二十年前就有許多人預言它即將終結。未來主義者認為，全球化正削弱民族國家實施改革的力量，企業、金融機構和民眾能選擇留下或離開。新興的網路科技預示著一個沒有國界、自由且不需身份認同的未來，氣候變化、網路管制和國際犯罪問題也超出了民族國家的能力範圍，它顯得太過笨重，既無力應對全球性的挑戰，也解決不了地方性的問題。

 

　　1995年，學者就預言「民族國家即將終結」，權力將逐漸流向歐盟或聯合國這些跨國機構或流向地區和城市。當時只有數千萬人上網，但2015年數字已經增長到30億左右（2020年數字將超過40億），預言變得越來越可能成真。數位科技並不偏愛單一的民族國家模式，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1996年的《網路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總結了這個論點：網路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技術，不需審查、權力分散且沒有國界。

 

　　從各個層面來看，這對民族國家來說都很難受。今天，英國國民保健署可能成為北韓製造的勒索軟體目標，而且幾乎沒有方法能阻止，或是把肇事者繩之以法。近年崛起的優步（Uber）和外送服務等新創App技術，助長「零工經濟」達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估計到2020至2021年政府每年在管理「零工經濟」的支出將達到35億英鎊。現在有數百萬人在使用比特幣這類區塊鏈技術，而這種技術的明確目標是爭奪中央銀行和政府對貨幣供應的控制權，數字還在持續增長中。創新的經濟型態為人們注入了新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通常不具有國家性質：越來越多人把自己視為「全球公民」。

 

　　這還不是最糟的，邊界問題在上次美國總統大選成為熱門議題，邊界決定了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誰是公民誰不是，如果一個民族國家無法捍衛邊界，那它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意義。歐洲各地的難民流動——2015年歐盟會員國收到120萬份庇護申請——同樣引起政治與人道主義危機，其影響仍持續擴大。但與即將出現的難民人潮相比，120萬人顯得微不足道。雖然確切數字難以預測，但根據學者估計到本世紀中期，可能會有多達兩億人口成為「氣候變化難民」。如果歐盟連120萬難民的遷移都無法控制住邊界，到時候兩億的人口遷移又會發生什麼事？從歷史的教訓來看：當人們遷移且必須這麼做的時候，一切都很難阻止。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點：民族國家非常仰賴「控制」。如果無法控制資訊、犯罪、商業、邊界或貨幣供應，那麼便無法滿足公民的需求。歸根究底，民族國家不過是公眾認同的一種神話，人們為了保障某些自由而放棄掉其他自由。但如果這筆交易不再有用，人們不會繼續認同這個神話，而它也就無法控制我們。

 

　　那麼，什麼東西可能會取代民族國家呢？

 

 

　　「城邦」似乎是最有力的競爭者，城邦擁有與國家相同的獨立主權，例如摩納哥、梵諦岡或新加坡。民族國家衰敗的趨勢助長了城邦的發展，在高度連結且沒有邊界的世界裡，城市成為了商業、發展、創新、科技和金融的中心。學者布魯斯‧卡茨（Bruce Katz）在新書提到：「創新的產生源於合作，而且必須鄰近，所以你需要一個密集的生態系統，運用超強連結性來強化集中。」城市在人口方面也具有優勢：2014年，人類歷史上首次有過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裡。

 

　　這賦予了城市擁有比以往還要更多的政治力量，而它們也渴望展現這些力量，例如面對氣候變化問題，民族國家在這方面已經一敗塗地，而大城市正積極解決。自2006年以來，「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聚集了全球60多個城市，促進合作關係和技術交流以減少碳排放量，效果大幅超越了國際協議。在美國，聯邦政府似乎已經放棄應對氣候變化，逐漸把主導權下放到各個城市。卡茨認為世界正走向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方向，他說：「我們正邁入一個城市具有新型權力的時代，它們擁有大量機會運用經濟和金融優勢，擴大自己的地位並產生影響力。」

 

　　人類文明有很長一段時間，權力是落在城市層級中。數千年來，許多有自治政府和城牆的城邦，為居民提供保護和服務來換取十分之一的稅收，並自有一套生活與貿易規則。例如13世紀初漢薩同盟的各個城市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法律，以此鞏固經濟實力，以及跟其他國家談判的能力，成為波羅的海貿易路線上的經濟霸權。這些城市（包括不來梅和漢堡）意識到彼此有許多共同點，於是透過合作使共同利益達到最大化。

 

　　今天，全世界各大城市之間的相似度，也比它們與各自國家的其他地方還更像。它們是金融、科技創新和文化的重鎮，也都具有高度多樣性和外來移民的特點，就像遊客經常會說「倫敦與英國其他地方不一樣」，美國東岸和西岸的大城市也是如此。

 

 

　　漢薩同盟並不是特例，在此之前還有威尼斯。而在十世紀到十六世紀，威尼斯只是座落在義大利的眾多獨立城邦裡比較有名的一個，其他還有佛羅倫斯、博洛尼亞和都靈。這些好像很古老的城市在城邦歷史中也只能算是「近代的」，往前還能追溯到耶路撒冷、雅典、巴比倫，一直到烏爾。然而，今天的世界只有少數幾個真正城邦存在，但「很少人口生活在城邦國家」反而才是歷史上的反常現象。

 

　　當然，單一民族國家不會乖乖就範，從現有的主權權力中創造出新的主權權力形式極其困難，而且通常會遭到母國與聯合國的反制，其中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2015年，義大利威尼斯有210萬居民（89％投票者）在一次不具約束力的公投中投票贊成獨立，居民對於威尼斯比其他城市還多繳200億美元的稅收感到惱火，但義大利政府肯定也不會輕易放掉威尼斯及其巨額稅收。

 

　　民族國家不太可能突然崩潰，就像羅馬帝國也沒有在一夕之間瓦解，但民族國家只是在工業化、中央集權和國家忠誠的時代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形式，現代科技則趨向於相反方向：一個分布的、分散的且不被控制的型態。近年有許多學者提出新的國家想像，無論是建立在陸地上、邊境上還是海洋上，城邦對於現代化、高度連結且變化迅速的時代來說，怎麼看都比民族國家更有前景。

 

 

原文出處：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