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受害者」
穿著陳舊但體面、保暖皮衣的 Didier ,穩當地坐在咖啡廳位置上,向著對面座位身著正裝男性的眼睛,堅決說出:「我無法配合」。數分鐘前,第一次被 Alexandre 詢問,是否願意以受害者身份,出面公開控訴神父 Preynat 的罪行時,他將視線望向咖啡廳桌面,語帶遲疑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出面。」他思考理由,但並未說明理由,Alexandre 再次詢問, 此時 Didier 決定不出面、不揭發神父的罪行、之後也不會加入 Alexandre 所參與的受害者自救協會。
在一個充滿噪音的建築工地現場,穿著螢光色工人背心、戴著頭盔的 Didier 氣憤地走向馬路邊,質問 Alexandre 為什麼要來到自己工作的地方。Alexandre 再度試圖向他詢問,能否為性侵受害者發聲,並提到與 Didier 同樣曾受神父性侵,但已亡故的哥哥。 「他(哥哥)死是因為他是個 faggot(具歧視意義的同志稱呼),不是因為神父!」Didier 顫抖著補上:「我說過不要再來煩我了!」他將穿著西裝的 Alexandre 推倒在地,旋即回到工作崗位。Alexandre 遲疑數秒才恢復神智,檢查自己是否受傷、西裝是否髒污,最後起身離去。
電影接下來由毒癮不時發作、習慣性毆打女友、言語中帶有恐同傾向、並且深信性功能遭受性侵經驗影響,直到接觸受害者自救組織,才獲得生存重心的 Emmanuel 接續 Alexandre 原本希望 Didier 能扮演的角色。Emmanuel 的問題、與女友、父母的關係在片中一一觸及,但我們對於只出現在電影不超過十分鐘的 Didier 資訊非常少:從他與 Alexandre 對話的場景與台詞,我們知道他在工地從事勞動,有一名同性戀認同的兄長因不明原因亡故,兩人都於兒時遭受教會神父性侵犯。我們不知道他與兄長的關係親疏、確切的性向認同、恐同的程度、處理自身創傷的進度;我們看到他的現身,隨之而來卻是靜默與暴力,我們看到這樣的角色不願意將話語權與受害者身份套用在自己身上,這部電影因此不是由他的視角切入的電影,但卻又必然是他的電影,是向社會代表他的電影。
對比之下,觀眾擁有充裕時間認識 Alexandre ,作為持續參與教會活動的天主教徒,擁有妻小、穩定工作及豐沃家產,他是第一個發現神父仍然參與教會活動、持續與兒童相處並採取行動的人;他關心的是自己與教友的孩子,是更好的、改革的教會,然而我們所能看見的 Didier ,僅是在咖啡廳角落的十分鐘,是在粗工的休息時間,以他願意且能夠現身的比例,我們無從判斷他受傷多深,這個世上他是否還有在意的人,而這也是他的意圖:保持隱身,不被討論。
Alexandre 知道自己要討論的不是 Didier,而是防止教會包庇神父性侵兒童。於是他向 Didier 詢問了第一次:你想不想面對並處理自己的創傷經驗,參與這件事的討論? Didier 遲疑了,他接著試探地問:還有許許多多跟你一樣的受害者,你願意為了正義,現身控訴這名神父嗎?Didier 決定拒絕。於是經過思考與策劃, Alexandre 違背 Didier 不再碰觸創傷的意願, 試了第三次:你是否能夠為了已逝的兄長,出面對神父提出控訴?他遭到暴力的拒絕。碰觸自身遭受性侵的傷口、面對加害者與大眾、碰觸家庭關係的傷口,是 Alexandre 都經歷過的三個階段,這些經驗給了他力量,我們預設且希望這也能在 Didier 身上發揮效用,實質上卻行不通。
不管向教會還是自救組織,Alexandre 作為天主教信徒,強調希望不會有人再受害,也認為自己在幫助教會改善現狀,而不是反對教會。因此他看見昔日侵犯自己的神父活躍眼前,首先前往教會內部反應。然而已知神父侵犯兒童內情的教會,卻採取個人案件的處理方式,希望 Alexandre 能與神父私下和解,並未達到防止事件再度發生的目標;教會甚至明確表示不會制裁神父,Alexandre 從對教會的信任到信仰本身皆深受衝擊,終於決定公開發聲。
Didier 失去了親人,Alexandre 的妻子與兒女都給予他動力, Emmanuel 的支持則主要來自一同參與自救協會的母親。但由母親照顧的 Emmanuel ,不時癲癇發作,無法有效處理自身的創傷,沒有穩定工作,沒有宗教的願景、比起防止罪行再度發生,更迫切的是建立自己的人生重心;然而,受他暴力相向的女友,在參與自救組織過程中途離去。當自救組織其中一項目標達成, Emmanuel 輕輕撫摸恰巧與自己獨處的, Alexandre 美麗妻子頭髮的時刻,靜默之中蘊藏著共同完成努力的成就感,失去情感對象的悲傷、嫉妒,生理的慾望,以及同一雙手曾經施行暴力的驚悚。
抗爭進行,Emmanuel 及 Alexandre 等,具有希望將創傷及罪行可見化共識的群體,成立自救組織一同出聲,當犯罪的神父與包庇罪行的教會開始遭受法律與輿論制裁,抗爭活動告一段落後,成員集體宣布叛教。這時, Alexandre 信念與其他成員不同之處再度突出。縱然揭發的犯罪尺度、教會隱藏、加劇犯行的程度遠超越預期,最終 Alexandre 的兒子提問:是否仍然相信神?他遲疑許久,無法回答。
直視「加害者」
「孩子,你好嗎?」這是 Preynat 神父與曾遭受其性侵犯的 Emmanuel 對質時,所發出的問候。被控罪行是侵犯兒童身體, Preynat 看見成人,卻仍以兒童稱呼。
首先,作為一個拉近距離的嘗試,乍看之下頗為合理,畢竟數十年前,上一次雙方互動,的確是使用神父對於教會孩童「孩子」的稱呼。「孩子」的稱呼企圖拉近與對象的距離,並且使前來對質的受害者再度成為必須服從神父的教友、權力低於成人的孩童,這個親暱稱謂的使用,亦不否認貪戀兒童肉體的指涉,它召喚出事件發生時的不對等關係,再度侵犯 Alexandre 與 Emmanuel。
但是,Emmanuel 並不像 Alexandre 仍然身為教友, Preynat 在被員警押解,類似看守所辦公室,明亮、以 LED 白色燈光照明並且充滿制服員警的空間,無法佯裝成與 Alexandre 首次對質時,暖色溫、佈置柔和的教會招待室一般,一旁還伴隨熟識教會職員支持且具有隱敝性的空間;這個現實中的「孩子,你好嗎?」強調的更是向明顯狀態「不好」的人詢問「你好嗎?」,使之無法反應,避免接著而來的指控。
另一方面,親暱的問候,也是對於許久未見的,愛戀對象的一種直覺反應。作為性侵犯的神父愛戀男童或男童的身體,男童的經歷卻是一種權力服從關係之下,未有選擇,進行自己所不理解的「性」的經驗,並且受到社會所指涉為「變態」的同性戀且「被犯罪」的經驗。
對於「變態」及「犯罪行為」在法庭等公開場合的陳述,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都感受到羞恥,但藉由語言重現場景的過程,加害者重新經驗性的快感,受害者則必須經歷被剝奪的感受。然而,法律途徑卻要求受害者的舉證,這個尋求正義過程中矛盾且無從避免的,由受害者加諸於自身的加害,我們在電影裡可以清楚看見 Alexandre 、 Emmanuel 等人艱難的對著律師、員警、Preynat 神父本人描述:「你的手碰觸我的臀部和性器,並且⋯⋯」,伴隨著顫抖的肢體與糾結的表情。
而 Preynat 神父總是回應受害者的指控:「是的」,他似乎只需要在受害者痛苦且羞恥的回憶後,說:「我錯了。」但身為一個「擁有神賦予權力」的神職人員,他甚至說不出來,他在電影中的台詞是:「我的確做過那些事,面對我自己的問題,我已向神與教會尋求協助。」他並不顫抖,不管是在教會與看守所,他的眼神與語氣是深刻的困惑與不解,甚至可能沒有僥倖;他不理解教會並未處理的行為,為什麼會面臨法律途徑,他沒有面對自己的享受會加諸痛苦於他人的意圖與能力。
Preynat 神父實際在電影出現的片段,與 Didier 一樣,非常有限。但從他現身的場景,我們卻得以觀察這位神職人員如何以身體侵犯男童數十、數百次,他如何承認罪行,與受害者應對,最後如何沈默。而 Preynat 本身也是兒童性侵受害者的訊息,則由長期幫助壓制對於他的相關指控的教會公開。不論 Preynat 神父是否亦為兒童性侵受害者,對於處理教會/社會裡並不是單一案例的猥褻幼童事件,以嚴刑/公審對於包庇的體系與制度固然有效,為了辨識其他的,上一個這樣的加害者、避免下一樁犯行,人們幫助受害者的發聲、解析加害者的辯解——然而,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沈默,以及受害者與加害者身份的非絕對性,也必須審慎面對。
由於電影媒材本身的虛構性,我們可以較彈性的框架,不同於法庭必須對於單一事件作出論定的方式,討論具有不確定性的元素。若以電影劇情中,教會的說詞出發,Preynat 神父在兒時曾遭受性侵犯,則他的沈默在第一個層面,與 Didier 、Alexandre 、 Emmanuel 是相同的,身為幼童的他們,經歷一種權力服從關係之下,未有選擇,自己所不理解的「性」的經驗,並且受到社會所指涉為「變態」的同性戀且「被犯罪」的經驗。因為無法理解、被灌輸羞恥的概念,也不像 Alexandre 因發現「加害者可能傷害其他人」出現動機而採取行動,所以未與任何對象訴說此一經驗。
還有一個電影隱晦提及的推論方向:一反大眾下意識的認知,Preynat 並未感到困擾,他喜歡這個幼年的,同性的性經驗。電影中一名角色回憶自己並不排斥,甚至喜歡與神父獨處並發生性關係的經驗,直到家人發現,才被告知那是「不對」的行為。如果對不曾受到如此告知,且可能具同性戀認同的 Preynat 而言,一開始並不存在「犯罪」、「變態」的判斷與討論,他只是單純的重複一項自幼前人引介的習慣,利用權力的操縱滿足不為道德與法律允許的生理與心理需求,而隨著年齡與經驗增加,到了自己有能力判斷,與幼童發生性關係確實違背了道德與法律的階段,他已無法讓理智戰勝習慣。
第二層的靜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與法律的控制,持續且與不同的幼童發生性行為,他有意識地將對性的理解神秘化,並且操縱教會團體活動成員之間的競爭關係。一封受害者回憶的信件描述:教會午休時間, Preynat 將他喚醒,引導至暗房發生性行為,並在結束後強調:「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另一個場景,我們看見 Preynat 從排成一列,著童軍制服的孩童中,以手勢挑出一位,在眾人面前將他帶離團隊,孩童向隊伍中的朋友露出微笑。
最後一層的靜默,出現在其中一位受害兒童家長在事件發生當下,向教會反應時, Preynat 向教會坦承性侵幼童的行為,不同時期作為教會上級的另外兩位神父卻指示:「保持沈默。」教會與家長私下達成和解,卻讓 Preynat 繼續執行數十年的神職,期間侵犯數百名幼童。
不只作為「旁觀者」
《感謝上帝》電影的拍攝期與 Preynat 神父的審判重疊, Preynat 律師團隊要求以「正式判決之前,被告應推定為無辜」的原則,禁止電影上映,但遭到法庭駁回。
雖然電影重心描述 Alexandre 和 Emmanuel 等角色,藉由向社會發聲,使性侵幼童的神父,以及包庇其罪行的教會受到法律制裁,表面上選擇了「勇敢站出來,打破教會、社會古老體制互相包庇,惡人就會被迫現形,罪行會被遏止」的敘事角度,《感謝上帝》電影的精髓卻在其詳盡深刻的角色文本之中。連同本文並未提及的,性侵受害者家屬面對創傷事件的不同心理與生活實際的影響,亦有專注的研究。
這些對於角色的詳盡分析,讓我們得以接觸主流敘事之外,出現在螢幕的時間極少,且多數時間並無台詞的角色,譬如 Didier,譬如不在受害者自救組織工作時的 Emmanuel,譬如 Preynat 神父;比起成功走出陰霾、沒有道德損傷的受害者,他們是整個事件中,大眾作為電影觀者更難以直視,卻必須直視的對象。
如同歐容的《感謝上帝》所演示的,我深深希望「受害者站起來、壞人受到制裁」的視角作為類型劇情電影的公式,能持續受到不同的詮釋與應用,而不限於套路。希望接下來可以看到從這部片稍微點到的,犯罪可能作為一種傾向直至疾病/實際罪行的發展過程入手,以同樣細緻嚴謹的手法處理人類犯罪的電影作品——當恐懼與不理解造成歧視與更深的誤解,這也是使罪惡發生的重要原因,各個面向的沈默與縱容罪惡、對罪惡視而不見一樣嚴重,卻更不容易處理。當受害者自救組織已經面對了不忍直視的,走出不再沈默這一個勇敢的步伐,從旁觀的大眾到藝術創作者,也都應該要有這種面對自身不理解、試圖迴避的議題的勇氣,嘗試跨出更遠的一步。
電影資訊
《感謝上帝》(Grâce à Dieu / By the Grace of God)- François Ozon,2019 [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