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因其數十年對政治哲學、女權主義和全球社會運動的研究理論而聞名，並撰寫過多本具影響力的著作。最近她接受哲學家喬治‧揚奇（George Yancy）採訪時指出，針對女性的各種形式暴力是一場「全球性的悲劇」。

　　2015年，阿根廷發起的社會運動「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影響遍及拉丁美洲數個國家，這場運動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行為，尤其是經常發生、針對女性的暴力謀殺現象。在阿根廷，據估計每30小時就有一名女性遭到謀殺。巴特勒說：「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現在有很多女權運動（過去也是如此）所關注的焦點與框架包含不同面向。『一個都不能少』橫跨了拉丁美洲各國，數百萬的女性走上街頭抗議針對女性、跨性別者與原住民的暴力行為，期望從此不要再有任何女性被暴力奪走生命。」

　　巴特勒認為重要的是集體發出的呼籲，她說：「女性群體不願再失去任何一名同伴，不斷擴展的集體起身抵抗針對她們而來的暴力行為。這場運動並非基於狹隘的身份認同理念，而是強大且不斷壯大的集體，普遍獲得勞工階層的女性與跨性別者支持。」

　　集體強烈反對女性被殺害至關重要，而它也反抗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特別是跨性別女性與「異裝者」（las travestis，有些不認為自己是跨性別者）。這也是為何這場運動也被稱作「反對女性被殺害」的運動，它為所有被女性化或被視為女性的人發聲。這點相當重要，因為這些謀殺不單純以性別區分，而是專門針對受害者的女性特質下手。暴力的目的在於確立女性的「可殺害與非必要性」，試圖將女性的生命定義成由男性決定的東西，彷彿是一種男性特權。

　　「一個都不能少」也爭取自由平等，它爭取墮胎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以及反對加劇動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最受影響的群體以女性、原住民和窮人為主。墮胎權旨在讓每個女性都有權掌控自己的身體自由，但它源於女性的集體訴求：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必懼怕國家干預，暴力、懲罰與監禁的威脅。

　　在阿根廷，「一個都不能少」某種程度承襲了過去反抗獨裁政權統治的「永不重演」（Nunca Mas）的倫理與政治責任。那時，數千名左派學生與社運人士遭迫害或失蹤，引發社會群起反抗國家審查、鎮壓與暴力行為。謀殺女性同樣令人髮指，這些暴力往往在警察和法院的幫助和忽視下不被視為犯法，而政府也拒絕維護女性使她們獲得在自由環境下生活的平等權利。

　　這兩場運動的原因皆與政治和經濟結構迫害和排斥女性有關。政治和經濟結構與男性沙文主義密不可分，男性沙文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男性認同感，它暗示男性有權擁有女性身體，並與女性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

　　巴特勒指出，男性認為自己可以隨意處置女性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他們透過一種無形的「兄弟協議」連結與束縛彼此。他們允許彼此使用暴力，而且不需接受懲罰。在許多地方，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包括謀殺）甚至不被定義成犯罪，或被弱化成「世道常情」或「偏激行為」，這揭示了根深柢固的態度：把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合理化，也就是讓這種暴力變成日常生活中「自然且正常」的一部分。

　　當支持女權主義的男性試圖破壞這份「致命的兄弟協議」時，他們冒著被某些群體排斥的風險，但這種變節是必要的。在巴塞隆納時，一名善意的男子告訴巴特勒「他無權參與反對暴力的女權主義遊行」，但巴特勒並不同意，她說：「參與並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義務。」畢竟，當女性和少數族群的生命被恣意奪去時，意味著這些生命並不被視為同等寶貴的價值，而反對暴力與爭取平等是緊密相連的同一件事。

　　揚奇問巴特勒說：「你對非暴力的討論以何種方式解決無所不在、特別是男性暴力的文化陋習？」

　　巴特勒回答：「這是個好問題。對我來說，暴力既非男性也非男子氣概的行為。我不認為暴力源於男性內心深處，也不認為它是男子氣概的必要定義。我們應該探討男性主導或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結構及其歷史根基需要被破除。很難知道該怎麼理解社會結構所鼓動、默許和免責的個人暴力行為，或許因為人類是生活在社會結構的社會動物，我們有權去做出改變。因此我不認為男性個體能以『社會結構』為由，把『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讓我做出暴力行為』當作藉口。」

　　她繼續說：「與此同時，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們該如何共存、重建或抵制這些結構。因此，儘管變化可能發生在個人層面上，修復式正義模型告訴我們個體會在群體關係的環境下產生變化，這就是建立新的關係結構與破壞舊結構的方式。反過來說，這代表道德規範不僅是個人自我更新的事情，因為生命是在他人的陪伴下得到更新。這些關係支撐並維繫我們，因此值得我們集體的關注與投入。」

參考報導：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