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一部長片作品，丹麥導演烏拉．沙林（Ulaa Salim）給出了從開頭到結尾都令人揪心的作品，透過兩個「外來者」的視角的接續與綿延，《丹麥之子》展演的不只是一個緊張刺激同時溫馨感人的虛構故事，他還捕捉到了反全球化潮流下，本土與外來者之間的恐懼與憤怒，進而展演了暴力的本質，不再對話的沉默，同時義無反顧的激烈行動。

 

　　將背景設定在不久後未來（2024年）的《丹麥之子》，其故事情節在現今歐美地區就可以看到類似的的狀況。關於一個地區湧入的難民以及與難民同裔的當地人，對上更早以前就在此居住，而且不願再接受外來者無限制的湧入的當地人，不論是哪一方都使人們焦慮。生活變得不再穩固，日常變得難以把握，當炸彈爆炸，引爆的是這些積累以久的心理壓力，人們開始懷疑那些與自己不同的臉孔，說不同語言的人，即便對方已經在此地居住已久。對立分裂了一個國家，或者說在一個國家的分裂中，對立被提了出來。而這一切都起於人們希望行動，為何希望展開行動？因為不願繼續恐懼，於是一個男孩行動了，他加入了同族裔的幫派，一個男人行動了，他發射了不可逆的子彈，又一個男人行動了，他領導反移民組織，呼籲反移民行動，而民眾都支持他。

 

　　這一切都起因於一顆放在車站的炸彈，如果沒有那顆炸彈，或許一切都會很好。

 

　　是嗎？

 

 

　　電影初開始的這顆炸彈只是個幌子，隨著故事的進行，我們從不同的角色與其親友的互動中，聽到了溯及不同時間的故事，得到了不同的起源。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待在自己家鄉？要千里跋涉到這裡，來「侵佔」他人土地？因為他們的世界早已被「侵佔」，被熊熊的戰火給侵佔，被不信仰阿拉的人們給侵佔。而這戰火又因誰而起？是美軍嗎？然而美軍又為何千里跋涉的把軍隊送到這裡？又得再回溯自另一場激起美國人民恐懼的爆炸案，在各自的脈絡下，各自都有其行動的合理性。

 

　　而這行動從噴漆到拋豬屍恐嚇，再到路邊燒車、對他人潑酸，甚至進入家中槍殺他們各自的敵人，或者毫無關係的人。然而在行動者看來，毫無關係者是不存在的，因為在這一串暴力的連鎖中，人們或者是暴力的得益者，或者是暴力的受害者。除非你更加暴力，能夠使得強烈的風暴在你面前平息。守護家人需要行動、需要力量，而這一切都助長了人們的不安以及恐懼。

 

　　你有了刀，那麼我就要槍，我有了槍，你就需要炸彈。暴力在對立者的互動中增強了自己，直到雙方放棄行動，達成協議為止，都不斷的給整體加壓。而對立雙方在對峙中體認到自己道路的正確性以艱困性，所以更加渴求力量。這個力量是關於如何使自己更加堅定，從外在的槍砲彈藥到組織技術，到內在的理念強度到宗教信仰。在這樣的對峙中，甚至中立也不是中立的，因為中立總是維持現狀的方向，正如一個孩子往下掉，對其中立只意味著贊同孩子往下掉，而非出手接起孩子。

 

　　兩位主角，一個是剛加入組織，將成為槍手的十九歲青年扎卡利亞與指導他槍術的，年紀較大信仰阿拉的阿里，坐在火邊聊天，阿里提到阿拉，並告訴扎卡利亞他可以安心，因為阿拉會站在他那邊，扎卡利亞卻不屑的說：「別談阿拉了，看看這個世界，一百萬的伊拉克人死去，每天敘利亞都有人死亡，但他們卻毫不在乎。」

 

　　電影沒有演出他與家人被敵視的畫面，但從母親的恐懼以及他每晚對美軍在他們家鄉毆打居民的凝視來看，扎卡利亞幼時經歷逃難，父親死在戰爭之中。對於這樣一個殘缺破敗的世界，這塊土地上對他們報以敵意的那些人他更是厭惡至極，他早已忍受不了置身事外的神，或者那些人。

 

　　宗教在本片這樣述及中東人民與當地居民的紛爭中罕見的缺席，僅有隻言片語，甚至導演也並不將紛爭與騷亂歸咎於文化，而僅將衝突來源訴諸為一種難以抑止的焦慮蔓延。在此狀態的前提下，人們希望做些什麼來安撫自己對未來的迷茫，而如果能集體做些什麼安撫的效果就更好了。於是宗教場所在本片中被單純的處理成組織活動密會的場所，這或許也暗指了這一切或許無關於神而總是關於人。因為追根究底置身事內，感受壓力與威脅的是人，而非在定義裡無所不在的神。

 

 

　　置身事外是中立的另一種可能性意涵，用一種全觀的角度進行一種跳脫當下的觀看。就此看來《丹麥之子》的劇情設計本身就是反中立的，他讓觀眾沉浸在兩個主要角色的視角，以及他們當下的情感躁動中。有了外在事件的具體脈絡，他們的歇斯迪里與神經質變成一種合理的反應。誰看著我與我的家人？誰盯著我與我的家人？而我與我的家人是否又會毫無理由的被捲入一個暴力的漩渦之中？

 

　　為了不要繼續處在被動的狀態下輾轉難眠，他們進行了與日常生活告別的一種決斷，這可以看做是一種對暴力的反擊，暴力撲天蓋地而來，卻又了無聲息。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攻擊你，導致你必須隨時警戒它的到來。其本質是對不可預測、不可控制、不可逃離的暴力的恐懼，我們甚至可以說「暴力」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種由受害者出發進行描述的詞彙；對於施行暴力者而言那只是施展力量、那只是一種運動、那只是一種日常。

 

　　而當一個人對暴力有所覺察，他必然已經設想到自己或自己珍愛的人有可能成為受害者。暴力尚未發生，但暴力已經藉由可能性滲透入受害者的頭腦，於是暴力不再是陰影裡那不可描述者，它具備了理由、具備了對象、具備了正當性，於是暴力不再是令人畏懼的，而是令人興奮且帶來狂熱的，因為當受害者決定成為加害人時，他便獲得了力量，而暴力也獲得了新的奴僕。

 

　　而日常由此加速崩壞。

 

 

　　我很喜歡電影是如何建立角色的日常的，你看到這些人他們與親友的互動，看到他們眼中的幸福。那不是很複雜的東西，而是簡單的與親友的依戀。也因為要捍衛這樣的依戀，有的人不願意自己的母親與弟弟受到他人用異樣眼光繼續打量、有的人不願意自己的老婆與孩子受到不滿者的行動而牽連、而有的人則不願意自己的家鄉一點一滴的成為他人的家鄉，進而宣揚要所有外來者滾回自己家鄉，而無視於一切早已不可逆轉，因為那些前來的人們的家鄉早已化為灰燼。

 

　　因為有了這麼多不同的日常，我們才能看到日常作為行動的代價的價值到底有多麼昂貴，以及去設想那些在黑暗中行動的影武者口罩下被隱藏住的口可以說出多麼沉痛的故事，在組織行動中，無論立場，他們都放棄了自己的故事，並將自己放棄的故事融入組織的宏大故事，只為鎔鑄出一口帶來黎明的鐘聲。

 

　　電影整整兩個小時，然而因為劇本設計精良，角色定位明確，因此張力能使人一路暢通的看下去，而觀眾將在此過程中感受到強烈的不安與擔憂，也讓我們意會到原來戰爭不只存在於電視上，也不只存在遠方，而是已經悄悄來到我們身旁，且早已開戰。而我們之所以毫不恐懼，是因為我們尚未意識到自己在整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麼卑微與渺小，以及事件如何與我們息息相關，而我們又該如何防範自己被恐懼吞食進而成為暴力的奴僕。

 

 

　　男人堅毅的出擊，而母親哀傷的歌唱，在作為與不作為間，我們理應不能再蹉跎，因為蹉跎就是贊成現狀，而行動則要求著改變現狀。然而電影的質問殘忍而深刻，當我們不願自己的世界崩塌，進而拔腿狂奔，試圖拯救一切，我們手上那沈重的桶子裡，裝的是水還是油？或者該問的是，我們渴望那裡頭裝的是水，還是油？我們所澆熄的是怒火，還是希望之光？電影沒有答案，只是逐漸地展現了一種宿命性。一個人沒做完的事情由另一個人做完，而另一個人做完的事，又將實現另一個人的預言，並最後讓事情往事與願違的地方走。這不是一個關於付諸行動因而解決問題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不行動不行，行動也不行，一個對一切說不的世界的故事，它訴諸虛構，卻寫實的令人心驚膽跳，走出電影院遲遲無法平息顫抖的手腳。

 

 

 

電影資訊

《丹麥之子》（Danmarks sønner）－Ulaa Salim，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