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如果女性報警或到醫院說遭到強暴，警方或法醫會使用俗稱「強姦驗傷包」（Rape kit）的工具組進行蒐證，仔細檢查與記錄受害者所受的傷害。強姦驗傷包的正式名稱為「維圖洛證據採集包」，取自協助開發的芝加哥警官，裡面包含棉花棒、梳子、文件表格、保存證物的容器、玻璃載玻片和指甲剪等蒐證工具。

 

　　然而，這個工具包自1970年代末問世以來並沒有太多改變，它的概念根植於社會對性侵事件的普遍看法：認為強姦屬於陌生人的暴力犯罪。當時，婚內強姦在許多州仍屬合法，倡議團體仍在爭取相關權益，社會學家蕾妮‧謝爾比（Renee Shelby）說：「強姦驗傷包將性侵倖存者界定為女性，暴力發生在公共場合，而不是約會對象或伴侶。」

 

　　儘管這個革命性發明用一個男人的名字命名，但幕後推手卻是兩名基層女權主義者：芝加哥的受害者權益運動人士馬蒂‧戈達德（Marty Goddard）和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辛西婭‧波特‧伊利（Cynthia Porter Erie）博士。謝爾比解釋：「這是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高峰，女性為自己爭取權利，女權運動正全面展開。而在芝加哥許多性侵倖存者遭受非常惡劣的待遇，這個情況更激怒了所有女性。」

 

　　於是戈達德和伊利開始積極地致電給執法部門、檢察官和犯罪實驗室，詢問難以起訴強姦案的障礙到底是什麼，謝爾比說：「她們走進伊利諾州的各個警局裡說：『嗨，我叫馬蒂，你們這邊的強姦案處理得如何？』根據當事人的回憶，警方告訴她們問題在於很難蒐集保存完好且可以進行分析的法醫證據。」

 

　　最終，戈達德和伊利積極奔走之下來到芝加哥的犯罪實驗室，並認識了警界頗有名望的路易斯‧維圖洛（Louis Vitullo）警官。在「花花公子基金會」的資助之下，戈達德、伊利和維圖洛共同開發出一套標準化的證據採集規範，將其商標註冊為「維圖洛證據採集包」，她們找來用年長志願者組裝了第一批共一萬套的工具包，並教導醫生和護士如何使用這些工具。1978年，維圖洛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我們的目的在於將採集與保存證據的方式標準化，使犯罪事實建立在合理懷疑之上——我們希望避免發生證據遺失、污染或篡改的情況。」

 

 

　　維圖洛證據採集包早於DNA分析，但它能利用血型確認嫌犯身分。開發者相信在一個性侵倖存者說詞都不被採信的時代（現在也是如此），工具包會是證明真相的方法。

 

　　謝爾比說：「他們相信科學萬無一失，不會因為一個性別歧視傢伙誤事，受害者可以挺起胸膛說：『事實上科學證明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你必須調查我的案子。』強姦驗傷包彷彿一股力量泉源，它賦予所有倖存者力量，但就我個人認為他們對科學太有信心了。」

 

　　根據最新的研究數據，我們現在知道一些開發者當初沒有考量到的重要資訊：33％的強姦案是現任或前任伴侶或配偶所犯下，80％的性侵受害者認識對方。維圖洛證據採集包的內容物似乎認為強姦犯肯定是陌生人，他們會在受害者身體留下痕跡、唾液、血液和精液，但它無法表明雙方意願，也無法還原事發時的具體情況。

 

　　性侵倖存者艾琳‧赫費特‧莫絲（Erin Helfert Moësse）說：「大部分強姦案不是發生在巷弄裡的某個陌生人身上，而是周圍的人際網路：你認識的人、家族親戚或者親密的伴侶，所以通常事後不會有很明顯的傷口。」

 

　　國際法醫護理師協會執行長、性侵害護理檢驗師珍妮佛‧皮爾斯－威克斯（Jennifer Pierce-Weeks）提到，在維圖洛工具包問世四十多年後的現在，強姦案件仍然嚴重依賴法醫證據，而不是聽取倖存者證詞，她解釋說：「當這些案件主要聚焦在證據採集時，我們看到受害者證詞的重要性被大幅削弱，因為每個人都在尋找微小的DNA樣本，而對受害者的說法不屑一顧。」

 

 

　　此外，檢驗過程也有待改善。許多倖存者發現，如果沒有正確進行法醫檢驗且採取「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方法，反而會造成二度創傷。然而，經過專門訓練且通過考試的性侵害護理檢驗師並不常見，因此倖存者的驗傷經歷往往取決於他們住哪裡，以及去醫院時誰在值班。

 

　　其中又以骨盆檢查特別難受，醫生往往會使用窺鏡（如金屬或塑膠製的鴨嘴器，用以撐開女性陰道觀察傷痕）和棉棒採集樣本。莫絲提到：「對倖存者而言，這類檢查讓自己繃緊身體，包括陰道壁的肌肉，所以實際進行時非常難受。當別人告訴你得放鬆或冷靜而你卻無法做到時，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經驗，更別說不久前剛遭遇極其痛苦的事情。」

 

　　現代窺鏡從1840年代由J.‧馬里恩‧西姆斯博士（Dr. J. Marion Sims）發明後就沒有太多改變，雖然西姆斯被譽為「美國婦科之父」，但歷史學家發現他的大部分實驗都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對沒有同意的奴隸女性下手。有鑑於此，一批由女性工業設計師和工程師組成的團隊「Yona」正試圖擺脫這段黑暗歷史，著手改良這個設計糟糕，而且讓人很不舒服的工具。

 

　　為了重新設計它，設計團隊調查曾經做過骨盆檢查的女性經驗，最主要的抱怨在於冷金屬或塑膠製成的窺鏡材質、寬大嚇人的鴨嘴形狀、打開時的刺耳聲響，以及操作不當弄傷陰唇等，設計師說：「它做得只顧操作者方便，這也是讓病人經常抱怨疼痛的原因。」

 

 

　　性侵倖存者與倡議組織表明，驗傷過程還有許多能改進的地方，包括誰來執行驗傷、在哪裡執行和如何執行。莫絲說：「讓女醫生執行檢查似乎最合理，無論對像是男性或女性，當然還是應該取決於倖存者的選擇。」

 

　　謝爾比則提到，工具包的使用地點和方式也能改善，她說：「如果能在家裡進行驗傷呢？或者由受害者權益組織的人員執行，因為你認識也相信這些人至少感覺比較舒服，而且環境不是在某間昏暗的醫院，醫院可能也很少有專業的性侵害護理檢驗師。」

 

　　除此之外，還有驗傷執行者的態度。儘管法醫證據有其必要，它能證明受害者的證詞將犯人定罪，但不能只把性侵倖存者的身體當成犯罪現場。莫絲說：「我們不能把一個人的身體視為肉塊而已，倖存者是完整的個體還有許多心理情緒，我認為需要有更多的社會關懷和心理輔導。」

 

　　皮爾斯－威克斯也同意她的說法：「很不喜歡聽到的一件事是把病人身體當做犯罪現場，我們受到的訓練並非如此，我們護理師也不僅只是司法體制的工具，而是專業人士。作為一名護理師，我的職責是對前來接受治療的病人保持敏感，妥善地照顧和接觸他們，而不是把她們當成顯微鏡底下的樣本。」

 

 

圖片出處：U.S. Air Force、Texas Tribune

 

參考報導：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