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譯｜李祐寧

 

　　回到一九八○年代，當托兒所爆出令人震驚的邪惡犯罪，並成為眾人打擊魔鬼的標的時，托兒遭到汙名化，並成為守舊分子抨擊婦女就業的一個藉口。如同理查．貝克在《相信我們的孩子：一九八○年代的道德恐慌》中所爭論的，在那十年間所爆發的托兒所性騷擾案件判決中，隱藏著保守民眾對於女性主義的害怕，以及社會對婦女走出家庭（及伴隨而來的托兒需求）、日常犯罪的恐懼。因傳統家庭瓦解而感到驚慌失措的大眾，將托兒所視為替罪羔羊。

 

　　但還有一個更普遍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看護與育兒工作會受到歧視。著名經濟學家傑瑞米．里夫金精闢指出，我們對於照顧此一行業的歧視，源自於「超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的概念，即瘋狂且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意識。這些都是被稱為「情感商品化」現象的一部分；當我們出賣自己最親密的關係時，可能會造成情感（與財務）上的損害。一方面，我們將愛與金錢混為一談；另一方面，或許會出現薪資嚴重過低的下場，像是那些以照顧他人維生、並因此出現有時被人稱之為「感情徵狀的囚犯」（Prisoner of love phenomenon）的保姆、護理師、托兒所職員們。

 

　　「感情囚犯」理論宣稱，雇主之所以能給予照顧提供者如此低薪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雇主知道他們可以玩弄照顧者的關懷本能。市場經濟的觸手不斷擴大，並深入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但兒童與年長者的看護工作卻只受到愈來愈強的打壓。除去托兒所具有的交易本質，該行業之所以備受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顯而易見的性別觀點，認為照顧是一種較輕鬆且沒有價值的「女性工作」，過去都是由那些待在家裡的傳統母親「無償」提供。

 

　　至於護理工作的低廉，則反映出美國人內心的假設，也就是當一個人付出心力照顧、關愛他人時，代表此人不是基於利益考量，自然更與務實、價值或能力無緣。這是護理工作者薪水如此低的其中一個原因；事實上，他們被迫為世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崇高精神或理想主義付出代價。就某些角度來看，照顧著國家最珍貴人口的他們，獲得的下場就是低薪和不受尊重。

 

　　但是，如果我們能將照顧與金錢連結在一起呢？此種「愛與金錢」的架構指出，市場作用不一定無法和真誠關懷相容。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薇薇安娜．札拉澤認為，我們首先必須理解，當親密關係與市場重疊時，不必然會出現玷汙。她表示，在理想情況下，我們能融混「親密關係與經濟活動……從而建立並協調出『緊密連結的生活』。」一方面，因為孩子而尋求托兒幫助的家長們，往往會認為自己在養育方面不及格，並擔心在受到財務或金錢方面的影響下，給予孩子的愛可能會因此受到汙染或不足。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對於此種雇傭式工作產生情感上的防備心態，認為該過程不要牽涉到任何情感，或許才是最好的。但如果我們能將這兩方面結合呢？如果真的能做到此點，美國人或許願意給予照顧者更好的薪水。

 

　　我們的小困境其實早有歷史可供佐證。今日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所面臨的育兒困境，過去早就存在。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七一年，也是我出生前一年。第二次同樣發生在一九七○年代，當時工時開始扭曲，並超越傳統的朝九晚五、一週工作五日，「索求無度的職場」開始將自己的期望強加在員工身上。那些捍衛兒童與婦女權利的運動者，並非沒有嘗試改變這樣的工作環境。事實上，當美國國會於一九七一年通過了屬於《經濟機會修正案》一部分的《全面性兒童發展法案》時，抗議者也確實贏得了極具意義的一場勝利。該法案處理了因愈來愈多婦女走入職場，而逐漸升高的托兒需求。此外，更承諾會提高托兒所（從幼年早期到青春早期）的教育品質，並給予職業母親、甚至是中產階級家庭育兒補貼。但尼克森總統於同年間駁回該法案，實踐平等家庭的夢想被一個更為冷酷的現實所取代。在一九七○年，美國眾議院為了幫助所有美國貧困者，投票支持尼克森「家庭援助計畫」中的保障最低收入措施，因為早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工廠作業就已經出現電腦化，人們也只好努力解決工作逐漸消失的問題。

 

　　找不到托兒所，怎麼辦？

 

　　政府對於育兒補助的不重視，體現了美國對於看護工作的不重視，而此一狀況讓照顧工作者與必須依賴照顧工作者賤價出賣自身勞動力的中產階級工作族群，負擔更沉。

 

　　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民們，都能享有自己國家內可得的托兒服務，也往往視其為全體國民的利益。在法國，政府成立了價格合理的托兒服務，並給予雇用居家互惠生或保姆的家庭稅務減免的資格，還有普及的幼稚園（從三歲開始）。我的某些朋友離開居住的城市，搬到法國，就是為了使用這些政策與托兒所。有些人則因為更容易取得、且品質更好的托兒所，搬去德國。近期，德國也通過了一項法案，確保德國境內每一個年齡超過十二個月的孩子，都能獲得托兒所名額，期望這個政策能扭轉德國為歐洲出生率最低國家之一的情況。

 

　　至於芬蘭，每一個年齡低於七歲的孩子，都有上幼稚園的權利。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則針對四歲以下的孩子，提供了普及且由政府補助的托兒所，其每日費用為七．三美元至二十美元不等。在我花了一個晚上和兩名在蒙特婁做研究的學者們交談後，才知道他們的城市提供了何等平價的托兒服務，並理解為什麼這兩名還未就業、年紀才二十幾歲的夫婦，可以撫育兩個孩子。

 

　　先不管那些顯然可以解決美國托兒問題的方法，並將以稅率為基準的政策拋到一旁，或許我們可以執行一些真正可行、更容易做到的選擇。畢竟對多數家長來說，光是找到一個還有名額的托兒所，就已經非常困難了。何不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立案托兒所清單，列出每家托兒所的費用與名額？在美國境內的某些地方，現在也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註冊服務。

 

　　剛和先生與稚兒搬到舊金山的柔伊．漢森，兩人以每個月三千美元這難以置信的高價，租下一間「單薄的房子」。她沒有工作，也不知道當她需要去找工作時，該如何處置孩子。漢森的困擾非常典型，就像是全美家長的噩夢。二○一四年，科羅拉多州立案托兒所可以容納的學童數量，僅為該州幼童人數的四分之一。在明尼蘇達州，提供居家幼童照顧服務者的數量在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間，下滑了一七％，導致市場出現嚴重短缺。

 

　　托兒所危機將導致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已經明顯到不需要我們點出來。政府的不聞不問，讓托兒費用變得愈來愈高。我們缺乏的，不過就是充足且可負擔的托兒設施罷了。

 

　　「找不到托兒所，我連工作都無法做，」在漢森開始使用NurtureList時，她這麼對我說。她的需求，就是一間距離不要太遠、每月收費能在兩千美元以下的托兒所。NurtureList的資料庫為她的困境提供了一線生機。透過該網站找出可行的選擇後，漢森替女兒註冊了一間溫馨的雙語托兒所；很快地，她就在一所設計與建築事務所內，找到一份工作室與行銷策劃的工作。當然，如同本書眾多生活在瞬息萬變不穩定陰影下的中產階級家庭，一年多後，漢森的命運朝著不幸的方向駛去。「我現在沒在工作了，」她說。過去，她擔任全職工作；但當她轉為兼職工作後，可負擔的托兒所費用就掉到一個月一千二百美元。在她於二○一七年六月生下第二個孩子後，她完全停掉工作：無論那創新的網站可以如何依照她的篩選條件去尋找，托兒所的費用還是太貴了。「除非等到我的女兒去上幼稚園，否則我根本不可能回去工作，我們家負擔不了兩個孩子的托兒費。等到我把加州給的育兒假都請完後，我就會再去找些餐廳服務生的工作。」

 

　　解決托兒所有限的另一個大規模方案，就是全國性與普及的幼稚園學前班政策。就地方而言，這項政策正在推行，美國境內的數個城市裡，現在已有公立的學前班。目前，紐約市效果卓越的「全體孩子讀學前班」（Pre-K for All，後以「全體學前班」簡稱之）政策，為承受極大壓力的紐約父母們，提供莫大的幫助。事實上，這或許是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任內最重大的成就，而該政策的規模也造就了此政策的成功。二○一四年，免費的學前班名額僅有兩萬個：兩年後，名額成長到七萬個。如同達娜．高德斯坦在《大西洋雜誌》上所稱讚的：「在華盛頓陷入僵局時，白思豪在美國最大的城市裡，開創了一項新福利：延長K-12（注：從幼稚園至十二年級）教育體制，額外增加一年免費、且理論上更為嚴謹的公共教育與兒童照顧……該計畫是如此受歡迎，許多郊區的民意代表也申請了州經費，好為選民們提供相同的福利。」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學前班如此重要。長期來看，學前班對兒童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短期來看，該制度可分擔家庭支付學前班的經濟壓力，」參與打造此計畫的理查．布瑞對我說。「當一個家庭在托兒方面擁有穩定的補助時，事情會有什麼樣的改變？他們的壓力下降了。」

 

　　借用布瑞本人的說法，他認為「全體學前班」之所以成功、並成為其他市爭相仿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中帶有的「反《夢幻成真》辦法」（注：《夢幻成真》〔Field of Dreams〕是美國一九八九年的電影，經典名句為「如果你蓋好棒球場，就會遇到他」）。他的意思是，與其帶著「建好它，孩童就會來」的態度，該計畫選擇積極地招收學生。我自己就是因為女兒的關係，接到非常多通語音電話和電子郵件的詢問，此種不遺餘力的宣傳方式，讓人忍不住想起電影《大亨遊戲》中過激的銷售競賽。市長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全都賭在了兒童照顧上，而他或布瑞並不打算因為孩子的缺席，就讓這個計畫前功盡棄。「我們克服了語言和文化上的藩籬，」布瑞說道，「因為有些父母並不認為四歲的孩子需要上學。」

 

　　我們可以從整個計畫中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廣告之外，還需透過積極的本地推廣，並確保金錢和人力都用於招募那些會使用此計畫的人。紐約市試著不讓全體學前班淪落得如「勞動所得稅抵減制度」般──一個明明能為低收入戶帶來許多好處，卻因為推廣不力而無未能獲得充分使用的計畫。

 

　　當我參觀住家附近的紐約市公立學前班時，我感到極為震驚。由於該校的學生多來自低收入戶，因此也獲得額外的財務補助。在一名如母親般和藹、頭髮灰白的退休老師帶領下，穿著木屐的孩子們乖巧地玩耍著。休息時間結束後，孩子們魚貫走進教室，以令人驚訝的熱情開始學習英文字母。我知道這些孩子的父母有許多住在我家附近的公共住宅裡，因此我想著不知道有多少白天必須辛勤工作的母親們因為這個新計畫，得以卸下心頭些許壓力。

 

 

　　合理工時與補助

 

　　在我們等著那看似永無降臨之日的必要改革來臨前，美國職業父母那永不停止的時針正滴答滴答地響著。二十四小時制的打卡鐘和飄忽不定的排班，再加上托兒設施的缺乏，讓許多人的日子陷入悲苦之中。某些社運活動者告訴我，比起低薪，不穩定的班表才是更嚴重的問題。然而，有些人還是選擇樂觀以待，勞工專家費里曼相信在爭取家庭假與更高的基本薪資之戰中，更公平的工時也會獲得同樣的成功。

 

　　為了改變那永不休止的班表，一場遍及全美的運動正在成型，希望能打造出更穩定的工作安排制度。目前，在許多成衣廠如Gap等施行的全國性實驗計畫中，淘汰了隨傳隨到的班表制，因這個制度顯然不能顧及員工需要固定班表的需求。為了讓美國普遍需要工作的家庭，擁有更穩固的生活，城市與州政府在說服企業放棄「即時」排班制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廢除這個制度，能幫助那些無法即時下班回家、監督孩子學習、甚至是上床睡覺的父母親們。此外，如果企業和組織能創立一個更合理的工時制（不僅僅是針對麥當勞的員工，還包括那些兼任教授們），這將成為社會發展史上極為關鍵的一頁。

 

　　「十年前，我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朝九晚五的托兒所，」迪斯托兒所的戴樂蘿絲說道。「但是現在，有些商店開到深夜十二點甚至二十四小時無休，所以我們才會出現。我們必須提供這樣的服務。」

 

　　很快地、就算不是戴樂蘿絲她們，提供在凌晨三點半接送孩子的托兒所，或許就會誕生。以迪斯托兒所的卡登為例。獨自撫養卡登的媽媽，在好市多上班，下班時間為晚上十點半。兩歲的卡登是一個非常乖巧的孩子，他連在玩假裝煮菜的遊戲前，都會走到玩具廚房的水槽處洗手。非常多個日子裡，卡登的阿姨會將剛從另一個托兒所接來的卡登，送到迪斯托兒所。就連稚嫩的小卡登，也活在永無休止的鐘點制度下。

 

　　出現此種永不休止鐘點制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單親家庭數量的增長，二○一三年，美國有二八％的孩子來自於單親家庭，而這些單親家庭之中，又有七七％為單親媽媽。即便是擁有家人或朋友作為後盾的單親媽媽，也很有可能因此將彼此的關係推入臨界點。根據學者研究，當單親家長的生活陷入危機時，他們在極大程度上會依賴近親的援手，且他們對對方的依賴，遠勝於對方對自己的依賴。儘管此種依賴確實能締造一定程度的親密感，但過分依賴朋友與家人的情況，也可能引發反效果。一個過分依賴其鄰居或姊妹的單親媽媽，無法給予對方同等程度的回報，而失衡的關係可能會使這份感情陷入危機。

 

　　在我某次拜訪迪斯托兒所的時候，托兒所的籬笆上飄揚著巨大的鉛筆與泰迪熊氣球，而孩子們在充氣城堡裡蹦蹦跳跳，讓人感覺就像是踏入嘉年華盛會般。傍晚的時候，兩個孩子幫著戴樂蘿絲灌溉院裡種植的小黃瓜與甜瓜，並隨時留心出來掠奪食物的浣熊。迪斯托兒所的重點，並沒有放在教育上。儘管霍根夫婦在學前教育方面確實會教孩子們一點字母和數字，但孩子們待在托兒所的時間裡，多半用於玩娃娃、變裝、將塑膠球丟過來踢過去、帶動唱或跟著R&B熱門歌曲「Cha Cha Slide」跳舞。

 

　　這些生活在二十四小時制度下的孩子們看起來都很好（至少現在如此），且異常地獨立自主。某個晚上，瑪莉絲八歲的女兒黛安娜，向我展示如何像廣告中那樣完美地將牙膏擠到牙刷上。黛安娜四歲的妹妹伊薇特則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就會自動自發地刷牙。在這些孩子身上，我確實捕捉到些微的不安與需求，但我很少見到他們流露出悲傷或寂寞。部分孩子也出現如心理學那實用卻弔詭的術語──「親職化」（parentified）情況：在不一定出於自願的情況下被迫長大且照顧自己的孩子，具有超過其年齡的成熟。

 

　　稍後，霍根夫婦播放了電影《第十四道門》（Coraline），一部黑色奇幻卡通，故事中的孩子其親生媽媽在平行世界裡，被一個眼睛以鈕扣來偽裝的假媽媽替代了。其中一個不過比我女兒大兩歲的女孩，轉頭對我說：「為什麼小孩會以為爸爸媽媽會救他們呢？」她停頓了一下。「他們太笨了。」

 

 

（本文為《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 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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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credit：susanjanegolding@flickr、Corie Howell@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