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譯｜胡訢諄 

 

　　一九九七年意味著什麼？那一年七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權。中國領導高層與英國政府部長皆一同出席這場編排得一絲不苟的午夜典禮，也一起擔任主禮嘉賓。大雨傾洩，眼淚也因各種可能的理由流下：悲傷、喜悅、害怕、疑惑或安心。午夜一過，一行人準備離開的港督登上英國皇家不列顛尼亞號（Britannia）揚帆遠航。英國國旗於午夜時分降下，中國五星旗冉冉升起，與此同時，原本的殖民地制度由新的特別行政區取代。其他殖民統治的象徵，午夜過後便一一移除（許多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就被取代）。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施放煙火。革命史展覽館前放置的電子時鐘自從一九九四年便開始倒數，此時化為零。最後幾秒民眾一同跟著倒數。大雨落在香港，「洗刷」一個世紀以來的羞辱。

 

　　除了盯著時鐘，還有很多種期待這一刻的方式（中國各地也有其他倒數時鐘，在香港與深圳的邊界，以及北京圓明園的遺跡裡也有一座，那就是一八六○年英法聯軍洗劫並燒毀的夏宮）。特別觸動我的是一支音樂錄影帶，這首歌在一九九四年在衛星音樂頻道似乎無止盡地重播（音樂錄影帶本身對於到中國的旅客而言，已經是件矛盾的奇事）。我在上海的旅館看到這支音樂錄影帶。一個年輕女人對著鏡頭彈吉他。

 

　　她的名字是艾敬，二十四歲就以一首琅琅上口的歌曲〈我的一九九七〉紅遍華語世界。歌曲本身是首輕快的民謠，偶爾穿插中國歌劇的片段。歌詞描述她如何從遙遠的東北瀋陽出發，經過北京抵達上海外灘，往南走到香港。音樂錄影帶也快速切換過去到現在的種種畫面。但是這首歌是關於未來：「什麼時候我才能去香港？」她在廣州的時候如是問。這是首有點大膽的歌曲，想念在香港的愛人，而香港本身也許也是愛人。但對中國而言，香港絕對是未來。這首歌和音樂錄影帶歡慶的氛圍，呈現對於都會自由與現代享受的渴望。CD封面的艾敬站在香港酒吧林立的蘭桂坊。「香港是什麼樣？香港人又是怎麼樣？」艾敬問。

 

 

　　在英國最後一塊大面積殖民地回歸前幾年，中國政府著手贊助學術研究與電影拍攝。這些努力是為了將焦點放在香港，慶祝中國新進的勢力，並且提醒過去的積弱與羞辱。文化還是重要的；不論是急促的毛澤東主義年代，甚至國際化的共和體制，文化與政治場域的關連並無減少。所以艾敬的歌曲巧妙地擊中政治論述，並且將之顛覆。她的一九九七與國家恥辱無關，而是個人解放。

 

　　過去英國殖民的香港已經轉變為全球資本主義中心。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官員幾乎爭執到最後一刻。象徵英國權力的正式符號拆除後，舊時通商口岸的標誌依然無所不在，但是許多九○年代之後移居香港的人都往北觀望，等待中國。無論何時，一旦機會開放就要投身尋找合作對象，追求中國無限市場的古老幻想。

 

　　對中國政府而言，問題是如何管理，如何找回外國人，同時不重蹈覆轍，不喪失主權與尊嚴。重新取回香港是中國歷史洪流中的重大勝利。回歸政治舞臺便是齣大戲，也是中國人享受經濟成長自由的里程碑。一九四九年後，這座城市繼承了上海的現代性。高樓林立的香港此時是另一個版本的中國，也是馬上就要實現的未來。一九九九年的澳門回歸也有一樣盛大的排場，但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的象徵地位更為重要，因為香港殖民不是始於明朝，而是始於十九世紀，那是英國打擊中國主權的時代。

 

　　艾敬的音樂錄影帶令人難忘，但其實一九九七年之前，已有正統的文化計畫，而且目的也是引起廣大迴響。當中最主流的是預算驚人的電影《鴉片戰爭》，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在人民大會堂為政府高層舉辦首映。這部電影的導演，即電影製作資歷深厚的謝晉，描述這部片是「獻給祖國和人民特別的禮物，確保我們和後代永遠記得國家曾經蒙受的恥辱」。

 

 

　　兩位上海出生的香港高層：即將上任的行政首長董建華與立法局主席范徐麗泰，三天之後出席香港首映。該片已經受到許多大人物背書，例如鄧小平的中共領導繼承人江澤民；愛國者也不斷挹注資金。政府、官員與黨單位購買團體票，票根數量難以計算。重塑這個故事，重點圍繞在香港這片土地引發的鴉片貿易戰爭，以及英國企圖「稱霸整個東方，稱霸整個十九世紀」的野心（而且英國的野心由維多利亞女王親口說出）。某個程度來說，這部電影是中國當時斥資最高的電影。英國在劇本裡的角色和原先期待有些不同；然而，重要的是，這部電影最終不是以現代香港為根基，而是過去的中國。香港不是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締造的，也不是他們之後可能成就的，這反而是歷史上的偷竊，源頭是骯髒的犯罪事業和清朝的衰弱與沙文主義。

 

　　其實，現代中國史上不只一次以電影紀念鴉片戰爭和回歸。更早之前還有一九四三年日本贊助的中國電影《萬世流芳》，當時為了扶植叛國的總統汪精衛，而在南京上演。那也是官方主導的拍攝計畫，紀念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海租界歸還給賣國的上海特別市。這種紀念方式的巧合，表示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計畫都以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為中心。中國共產黨與汪精衛一度是盟友，後來翻臉為仇敵，能搬出的戲碼一樣有限。這並不表示中國共產黨等於汪精衛政權，而是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各種競爭中，始終脫離不了恥辱問題。

 

　　艾敬在歌曲裡說的，接下來三十年在中國都發生了。她的歌詞提到父親工作的國營事業關閉，就像那些引進首波外商、被拆除的報廢船隻。從一九七九年廣東省的激烈改革開始，國營事業都被巨大的革新與經濟發展掃到一旁。經濟成長帶來社會與文化深刻的轉型，到現在還在進行，而且全中國遍布類似蘭桂坊的酒吧區。香港仍然非常不同，擁有獨樹一格的中國文化與價值觀；但就像澳門一樣，香港和中國本身經歷的改變，部分是無關的。例如，上海現正野心勃勃準備晉升為世界一流的都市，二十五萬外國人急忙奔向其中的甜頭，當然還有裡頭的黑暗和髒汙。再也不見的只有街上的人力車。

 

　　然而，博物館裡有很多人力車，因為過去的中國成為現在前所未見的生意熱潮。據估計，二○一一年約有一萬個「紅色旅遊」地點、五億次參訪，占全中國國內旅遊五分之一。不帶政治味的保護遺產行動，在對抗推土機與炒樓這場普遍不公的戰鬥也有所進展。某些明顯的政治消音甚為驚人：天津的前義大利領事館二○○四年後改裝為「義大利風景區」；這裡的義大利的殖民事業轉型成為國際遺產的風格。將殖民的過去重新包裝為國際化的方式，現在相當普遍。儘管毛澤東時期門戶關閉，此舉可以強調中國的延續。中國現代化的城市天際線代表，仍是上海。一九三○與四○年代，全中國都能在電影裡看到高樓林立的上海。那幅景象如今依舊，但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代表上海全景的是穿越外灘的浦東天際線。為了看到這一景，每日來自全中國的上千名遊客，都必須轉身背對舊外灘，背對英國領事館、怡和洋行總部、匯豐銀行、沙遜爵士的華泰飯店、《字林西報》大樓、橫濱正金銀行和上海總會。

 

 

　　但就算轉過身，記憶仍舊栩栩如生。每年十月一日的中國國慶，上海市的官員會齊聚在外灘北端現在還稱公園的地方，雖然那裡完全看不出任何公園的遺跡。現在這裡是一九九三年揭幕的「人民英雄紀念塔」。三根花崗石塔體頂端併靠，形成拔地參天的三面六十米高石碑，不僅代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之永恆榮耀」，也紀念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甚至是鴉片戰爭等廣大的革命先驅。紀念塔的周圍是浮雕，描述一九四九年之前發生在上海的重要革命歷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五月學生在上海街道大跳〈秧歌〉是其高峰。一九四三年之前，離這個地點不遠，另有一座較不壯觀的石碑矗立數十年，那是一八六六年豎起的「常勝軍紀念碑」，紀念戈登將軍領導的洋槍隊，協助清朝在上海鎮壓太平軍。這座城市的歷史就和全中國的城市一樣，互相堆疊、彼此呼應。從附近英商帝國化工前的中國總部就可窺見變化。一九二三年揭幕時，建築外觀以寓言故事的浮雕裝飾，如今已經破損。帝國化工的名字還可見，大樓上的文化大革命口號也是，祝福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現在裡頭是間保全公司。

 

　　每年在外灘舉辦的紀念典禮是新鮮的陳釀。近年來典禮先從早上軍樂隊演奏國歌開始，參加者站立沉思。接著，無須言語，共產黨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與其他官方機構代表會向前一步，將花環放在浮雕前。這個典禮本身呼應另一個一九二四至四一年，以及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再次舉行的典禮──十一月十一日，世界大戰同盟國犧牲紀念。那個典禮位在前上海公共租界另一端的歐戰紀念碑，正好是外來習俗與文化移入的強力見證，舉凡典禮的沉默、彈奏歐洲樂器的軍樂隊、以歐洲音樂創作的國歌，就連「國歌」的概念本身也是。現代化具體的形式（那些浮雕）都以相似的方式關連。但這些都不是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文化真實的面向。多數的上海觀光客對典禮絲毫不懷敬意，儘管那裡就是「愛國教育基地」。多數人沒有真正參加遊行：霓虹燈點亮的浦東天際線才是名勝。儘管人們不太在乎，恥辱仍然遍布，因為恥辱的故事仍然位居全國的愛國教育系統核心。

 

　　對於當今演變出或爆發的雙邊衝突等，幾乎總是透過歷史的稜鏡回應，或者這些衝突本身就與歷史有關。二○一二年，中日的釣魚臺爭議碰巧正值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攻擊滿洲週年（即九一八事變），於是爆發街頭衝突與網路論戰。釣魚臺本身又是另一個十九世紀喪失領土的歷史後遺症。南昌的示威者吶喊「不要再學李鴻章」，呼應鄧小平針對香港問題給柴契爾夫人的簡短回答。另一個口號是「勿忘國恥，牢記九一八，收復釣魚臺」。二○○○年起，一波要求歸還一八六○年從圓明園搜刮的寶物之爭議。日本首相田中的道歉，並不能完全算是第一次；一九七二年《日中聯合宣言》之後的四十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一五年為中日戰爭七十週年發表的聲明被放大檢視，中國與其他評論猛烈抨擊聲明。宣言中陰沉且怨恨的語言，不僅代表安倍自己保守與修正主義的政治傾向，也代表永不止息的戰爭在日本境內引發廣大醞怒。對中國而言，過去越來越重要。最鮮明的是，如今中國常苦苦地追趕過去，但趕不上自己孕育與鼓勵的大眾民族主義，大眾民族主義在社群媒體、外國大學校園，有時也在中國街上引起暴動。中國也必須更加機敏，他們捍衛中國名譽的不當方式，將眾怒轉向自己，而非日本。

 

 

　　整體而言，本書勾勒的世界為世人所知不足。這個世界當然在英雄傳奇、愛情故事與驚險小說中繼續存在，或是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例如巴拉德的自傳小說《太陽的帝國》。如我們所見，電影中的世界是浪漫的，追溯至一九二○年代，主要在一九三○年代，至今仍是。但電影仍然容易被想成餘興節目，距離遙遠，故事人物和觀眾沒有太大關係。電影中多數情況總有顯著的不對稱：在中國，西方總是遠比身在自家的顯得重要。雖然我們無法反駁，但我們也知道當中並非全是真的。這樣的狀態真正的含意是，知識與理解之間不斷具有重大的不平衡。二○一一年，我受邀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演講《瓜分中國》。我事先聲明，我無法對當代政策提供太多啟發，我這個舉動似乎算明智。我並不知道時任的中共主席胡錦濤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氣候變遷和健康照護的行動。我的回應是，我不擔心那些政策，但我們真的必須多多瞭解歷史。英國外交部成員在進入外交部之前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但是中國人無時無刻都在談中國歷史。想要知道中英關係如何影響現代的中國，必須坦白承認這一點。

 

　　在中國，他們當然非常清楚。而且有哪一個國家，每逢新的領導上任消息公開當天，就換上陰沉的服裝，謹慎地前往歷史博物館？又有哪個國家有那麼多歷史博物館？這就是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措施。這片土地權力最大的領袖藉著參觀國家博物館，以及其中常設的「復興之路展覽」向過去致敬。第一間展覽室以陰暗的光線為美學基調，藝術作品與文物沉痛地描繪一八四○年以降中國屈辱與衰弱的故事。但是光明緊接而來；第二間展覽館全然不同，記錄一九四九年之後多起事件與勝利（並且以謹慎的手法挑選一些慘案陳列）。展覽最末向中國的航空事業致敬，接著展示行動電話（至少我最近去時是如此，而且博物館擠滿認真筆記的學生）。中國胸有成竹的航空計畫，充滿強烈的國家驕傲；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個人繁榮從歷史羞辱的框架突破重圍。黑暗的歷史隧道終端，承諾的是智慧型手機。

 

 

　　二十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故事，和十九世紀或任何現代中國歷史一樣，重要程度之大，不能僅留給以黨治國的中國，以及他們審核過的劇本。中國批准的故事是片面且自私的，而且最終會擦槍走火。新的民族主義經常聽見氣憤的示威者大聲要求戰爭，要求殺了日本人，這樣的民族主義蘊含了災難。但這不只牽涉日本。

 

　　一八三○年代之後，共謀羞辱中國的國家（包括多數的歐洲國家與美國），最終沒有任何一個是安全的。確實地認識事實也許能幫助我們瞭解憤怒的根源。我的目的就是在本書呈現那個世界，耙梳所有複雜關係與背景；這樣的「複雜關係」並非掩飾懷舊之情或護教的說詞。二十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歷史，並非只有頑固、種族歧視、暴力、貪婪或單純的無情與漠然。中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卻如此大量展示。在那個世界，你也會發現合作、同夥、聯合與結盟。還有許多聲音為中國辯護，捍衛中國對抗敵人，對抗海外及中國街頭的無知和偏見。這些明明就存在，但偏偏不在北京的展覽裡。另外，那時也少不了自欺與自滿，以及真誠的人道關懷與無私的技術貢獻。那個世界曾是命令和規範的世界，殖民勢力在其中行使，新興的全球化、人、貨物與思想也在裡頭流動，與殖民勢力交疊（並影響那個世界）。在中國的人曾在那個世界將來自海外的各式各樣創新概念融入生活，同時揉合所有外國與本地的元素，創造自己全新的文化。中國各種政治色彩或沒有政治色彩的人，都會在國際會議與組織解決或對抗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外國政治勢力。中國共產黨並不獨占民族主義的美德，而且一九五○年代中國主權持續降格，中共本身就是共犯。

 

　　「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各段歷史均屬罕見。」習近平在二○一二年十一月的博物館之行最後如此表示。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當時，習近平的這番話許了一個「中國夢」，也承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個人的理想追求和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一切期盼終將同歸於一。中國夢的基礎就是這個永不停止的中國夢魘。我們必須承認與理解，但我們不需要深信不移。

 

 

書籍資訊

書名：《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

出版：時報

日期：2019

[TAAZE]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