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同名小說，艾騰伊格言所執導的《意外的春天》 （The Sweet Hereafter）除了保留小說的多重敘事軸線，以不同的立場觀點描述同一件事，另外更令人為之驚豔的，則是加入童話寓言——漢姆林吹笛手的故事。

　　故事始於一場交通意外，司機桃樂絲（Delores Driscoll）引領小鎮兒童，開著那台滿載純真笑容的校車，翻山越嶺後卻自高速公路翻覆，最終任由皚皚白雪與冷冽湖水吞噬的意外（如同吹笛手引領著兒童往山中邁進）。

　　律師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千里迢迢自紐約趕來，企圖說服痛失子女的家長們，對有關單位或企業提起訴訟來獲得賠償金。純樸的小鎮居民正經歷一場錐心刺骨的悲痛，而史蒂芬斯則試圖喚醒藏匿在他們心中深處的憤怒（抑或是史蒂芬斯自己的憤怒），聯合對抗層層包庇的科層組織或黑心企業。

　　表面上鎮民的確是意外下的慘烈受害者，不過如果繼續深入追究，才驚覺這樁意外拉扯出的不僅僅是居民的醜陋瘡疤，還有人性中永無止盡的慾望貪念。如同律師史蒂芬斯在說服鎮民的過程中，竟發現沒有一人可以提供有利的訪談證詞，原因無他，在這貌似純樸的小鎮底下，盡是如酗酒、偷情、家暴、偷竊、亂倫諸如此類的猥瑣，令人咋舌。

　　而吹笛手引領兒童進入山洞，或者該說在童話中作為一種懲罰，不僅是剝奪了小鎮居民的骨肉，更除去了整座小鎮的純真。這樣警醒式的童話故事，嵌進多重觀點的電影文本，產生一組有趣的對照互涉，而且還在意外的前一天由後來唯一的生還者妮可（Nicole Burnell）朗讀——令人分不清究竟是寓言，還是預言？

　　寓言／預言之後，電影開始指向貪婪人性與無窮盡的慾望，如同童話故事中吹笛手與鎮民的金錢協議，律師史蒂芬斯也與居民訂定賠償金合約，盤算事後也可分一杯羹。而選擇參與冗長訴訟的受害者們，在欲求賠償背後，必將耽溺於持續的悲淒中，宛若尖銳無情的刀刃，無歇止地割裂著同一道傷口，也加深了小鎮對立。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都是引領小鎮分崩離析的吹笛手（除了唯一親眼目睹意外發生但卻拒絕加入訴訟行列的比利）。

　　妮可的爸爸山姆（Sam）更是具象鮮明的吹笛人，在意外發生前，始終吹著一首畸形扭曲的搖滾夢（將妮可打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搖滾明星），並以此在無數個寂靜暗夜引領親生女兒，朝森林裡、被遺棄了的穀倉前進。而某次妮可止步於穀倉外，鏡頭帶到她因迷惘而露出的短暫猶疑時，同步與她親口敘述童話的畫外音（兒童受到笛聲誘惑，手舞足蹈朝山中前進），嫁接成了反差極大的諷刺畫面，似乎是預言著荒謬的寓言將持續不斷輪迴。當穀倉內的燭光亮起，光亮透析著溫煦，妮可慢慢挪動嬌弱的身軀，自然地與山姆接吻剎那，也揭示了一段絢麗的亂倫泡沫，無限增殖。

　　漢姆林的吹笛手童話作為一強大隱喻，滲透在電影文本的幽微暗處，不管是選擇參與訴訟的鎮民、律師史蒂芬斯、妮可的爸爸，吹笛手都以幽靈般的形式，藏匿在他們的一念與抉擇。而整個吹笛手的童話隱喻，更是把矛頭指向——交通意外後，人性的貪念、慾望終將會瓦解小鎮原來建立起的某種連結，鎮民也將陷落在無止盡的哀傷，舔舐記憶深處的傷口。

　　吹笛手的童話是隱喻，伊格言將隱喻任意變形，脫離了原本以大人觀點的故事結構，反轉了童話原本的意涵，賦予它一種新意義。除了吹笛手的多樣性隱喻外，與原本童話故事最大的不同，即是落單的那個跛腳小孩，在童話裡是僥倖存活但日後卻會孤單的；但在新的詮釋下，跛腳小孩（生還但半身不遂的妮可）成為了讓小鎮避免分崩離析的關鍵。

　　當妮可透過假證詞摧毀鎮民與律師覬覦賠償金的計畫時，其實也使小鎮脫離了彼此對立的命運。妮可作為電影裡最關鍵的角色，不只左右著小鎮的未來命運，她代表的更是某種良知意識的覺醒。影片多處是由她類似囈語的口吻，朗讀童話故事段落以引導敘事前進，或是藉此聯繫電影與童話故事，當兩種文本（電影／童話）的界線逐漸模糊不清，也意味著妮可（或是作為觀看的我們），開始意識到整起意外訴訟宛如寓言，直至影片最後，妮可內心的良知被喚醒，才改寫了童話故事，也為小鎮迎來新的春天。（如此具有後設性質的故事，如同俄羅斯娃娃的繁複精工，外層形體之下是更多類似的小娃娃，層層堆疊但又不失同一性。）

　　我想起那種只要是會下雪的都市都會賣的紀念品，一顆玻璃球裏藏著一座都市或是小鎮，只要輕輕搖動，隔著玻璃像薄霧般的雪花漫漫飛舞，瞬間就掩蓋了小鎮的本來樣貌，如夢似幻，無法看清。

電影資訊

《意外的春天》 （The Sweet Hereafter）－Atom Egoyan，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