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誓言」（Vows）專欄成立逾二十年，每週發佈婚禮和訂婚的相關事件，該專欄的資深編輯寫道：「誓言」的意義不僅是對社交活動的新聞佈告，它旨在每週向讀者講述夫妻的交往過程，同時探索浪漫如何隨時代變化。2012年，編輯鮑勃‧沃雷茲（Bob Woletz）寫道：「二十年前，大多數夫妻是透過朋友、家人或校園認識；九Ｏ年代末期，一部分的人透過害羞的個人廣告聯絡認識。」

 

　　但到2018年，「誓言」專欄介紹的53對夫妻中，有7對是在約會軟體上認識。在《紐約時報》更熱門的「喜帖」（Wedding Announcements）專欄上，今年約1000對夫婦中，有93對是透過約會軟體認識——包括Tinder、Bumble、Hinge、Coffee Meets Bagel、Happn，以及其他專為小社群設計的約會軟體，例如猶太人的JSwipe和穆斯林的MuzMatch。前一年，《紐約時報》公佈的喜訊有71對新人透過約會軟體認識。

 

　　曼哈頓的夫妻治療師馬特‧倫德奎斯特（Matt Lundquist）表示，當他詢問年輕夫妻或新婚夫妻怎麼認識時，他們的語氣不像以往那樣激動或期待，他描述：「他們有些人會說：『呃，我們在Tinder上認識的。』似乎在暗示我『不然你覺得我們還能在什麼地方認識？』。」他繼續說，如果客戶認為治療師跟不上時代或不夠新潮，療程通常不會有好的開始。

 

 

　　約會軟體起源於同志社群：Grindr和Scruff分別於2009年和2010年推出。Grindr和Scruff透過定位系統在使用者所在的範圍內搜尋其他活躍用戶，協助單身同志尋找愛情。隨著Tinder在2012年推出，擁有iPhone的人都能開始尋找愛情、性愛或非正式約會，很快成為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約會軟體。但約會文化真正產生巨大轉變始於次年，當Tinder拓展到安卓手機和全球70％以上的智慧型手機的不久後，越來越多的約會軟體開始出現。

 

　　關於Tinder如何重塑約會模式，有許多令人失望和不滿的說法：人們擔心它會把約會變成永無止盡的虛擬市場，單身者可以在那裡為彼此購物（就像亞馬遜為我們提供的服務），或者把約會變成一種省時省力、各取所需的約炮平台（就像Uber的性愛版）。在智慧型手機盛行的時代，現代的約會模式和人際關係無疑已經產生變化，但人們追求的與以往差不多：伴侶或性需求。同時，如何「脫離單身」的潛在挑戰（孤獨、無聊、期望和失望的循環）並沒有消失，它們只是換了一個模樣罷了。

 

　　Tinder的兩位創辦人肖恩‧瑞德（Sean Rad）和賈斯汀‧麥汀（Justin Mateen）曾在訪談表示，Tinder的靈感源於他們覺得缺乏約會機會而誕生。Tinder確實幫助人們更容易認識別人，拓展單身者的交友圈範圍，促使那些從未謀面的人產生互動。

 

　　專門研究吸引力與戀愛關係的東康涅狄格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瑪德琳‧富基爾（Madeleine Fugere）指出，如果你想和形形色色的人約會或交往，擴大潛在伴侶範圍是件好事，她說：「傳統情況下，在學校或職場遇到的人可能跟你有很多共同點。然而，如果你只是根據地理位置來認識人，那他們跟你不同的可能性就變得更大。」

 

　　但自然認識之外的約會也有缺點，她說：「與伴侶共同點不多時，分手或離婚的機率更大。」確實，有些人會抱怨透過約會軟體的約會像是在「真空環境」下的交流，因為只有當關係發展更進一步時，對方的朋友、同事、同學或親戚才會出現，也才能看見對方的全貌——畢竟很少人會把第一次的約會對象介紹給親朋好友。相較之下，「傳統模式」的約會中，兩個人的背景通常擁有共同基礎，才會認識彼此進而約會。

 

 

　　約會軟體相對高的匿名性讓約會情況變得粗魯、脆弱與無情。倫德奎斯特舉例說，如果你跟表哥的室友約會，那他是混蛋的機會就少了一些，但用約會軟體後，你可能會到酒吧去見一個不認識也完全沒有關係的人。說來很奇怪，這種時候人們的行為更可能變得荒謬或不友善。

 

　　倫德奎斯特從客戶那聽過許多糟糕的案例，而且就發生在酒吧和餐廳這些公共場合，他說：「我認為這種情況變得很普遍，很多客戶（不分男女）描述了結局類似的情節，例如：『我的天啊，我到酒吧才剛坐下來，對方就立刻跟我說：你長得不是我想像的那樣，然後就起身走人』。」

 

　　還有客戶抱怨，即使是只有文字互動的約會軟體，使用者也會表現出粗魯的態度。例如司空見慣的「傳不雅照給陌生對象」，或者對方被拒絕惱羞成怒的辱罵。或許正是這種屢見不鮮的粗魯情況存在，約會軟體與傳統約會相比顯得少了許多人情味，倫德奎斯特說：「越來越多的人把約會當成亂槍打鳥，因為配對所需的時間和資源有限（至少理論上有限），人們希望更快速地進一步發展，但不一定相應地提高自己待人處事的能力。」

 

　　霍莉‧伍德（Holly Wood）去年在哈佛大學撰寫了一篇關於單身者在交友網站和約會軟體經驗的社會學論文，她在舊金山採訪了一百多名受過大學教育的異性戀男女，邀請他們描述對約會軟體的感受。伍德得出的理論是，人們變得尖酸刻薄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跟陌生人互動，並將部分原因歸咎於約會軟體簡單扼要的自我介紹。

 

　　她說：「像OkCupid這類型的交友網站會邀請使用者多介紹自己，對我來說這很重要，我是那種想在約會前先大概瞭解對方的人。而Tinder的自我介紹限制在500個字以內，或多或少鼓勵使用者隨便介紹自己。」

 

　　伍德還發現，對部分受訪者（特別是男性受訪者）而言，約會軟體其實已經取代了約會本身；換句話說，過去的單身者可能花很多時間在約會，但如今的單身者卻花大部分時間滑手機。伍德與許多男性受訪者聊過：「他們都說：『我在約會上耗了那麼多時間精力，卻沒有得到好結果。』當我問他們都做了些什麼，他們卻告訴我：『我每天都花好幾個小時用Tinder。』。」

 

　　伍德說：「我們假裝那是約會，因為看起來真的有點像，最後不自覺認為這就是約會。」

 

 

　　此外，大多數約會軟體只會存在五年左右，因此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設計相關實驗，更別說進行長期研究。當然，即使缺乏確鑿的資料，專家對約會文化的興趣也從未停止。一種流行的說法指出：Tinder和其他約會軟體讓人們變得更挑剔，也更不願意選擇一夫一妻的伴侶關係。但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伊萊‧芬克爾（Eli Finkel）不認同這個說法，他說：「很多聰明人擔心，這麼容易認識人會讓人們產生承諾恐懼症，但我其實沒有那麼擔心。」研究表明，那些迅速墜入情網的人，反而對替代選擇的興趣較低。

 

　　芬克爾跟人類學家海倫‧費雪（Helen Fisher）的想法相同，他認為約會軟體雖然沒有大幅改變幸福關係，但確實降低了離開不愉快關係的門檻。芬克爾說：「過去，你必須『打扮得很體面去約會』，對著自己信心喊話：『我在做什麼？我要出去跟一個人約會，我要去見一個女孩子。』即使你已經在跟對方交往也是如此。但現在，你隨時可以到約會軟體當混蛋；或者單純為了好玩滑一下找尋樂趣，然後很快又能開始新的約會。」

 

　　人們認為隨著Tinder出現，約會產生了微妙的改變。一些人認為，約會軟體太過視覺化的呈現方式，變相鼓勵人們更膚淺地以貌取人；但另一派認為，即使沒有Tinder，人類在選擇伴侶時本來就會考慮外表的吸引力。無論如何，對LGBTQ社群的單身者來說，Tinder和Bumble等約會軟體其實算是小小的奇蹟。他們可以利用軟體找到其他LGBTQ單身者的所在位置，否則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很難認識這些人。此外，他們能大方地表明性別或性向，排除掉不必要的尷尬互動。

 

　　約會最重要的改變或許是「從哪裡認識」和「如何開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大一新生英格姆‧霍奇斯（Ingram Hodges）參加派對只是期望跟朋友玩，但如果他碰巧和一個可愛的女孩聊天並邀請她出去玩，那會是愉悅的小驚喜。他說：「雖然這不是很奇怪的事，但確實不常見。」當這種事情真的發生時，旁人聽到都會覺得很驚訝。

 

　　從前，大學生參加派對是為了認識和搭訕心儀的對象，但現在霍奇斯想約會或搭訕時，則會求助Tinder或其他約會軟體。他有時還會在其他同學的自我介紹看到這種備註：「如果我們在學校認識，請別向右滑。」霍奇斯知道，很久以前人們是透過學校、工作、朋友或家人認識彼此。但對他這個年紀的人來說，「約會已經與其他社交生活隔絕」。

 

　　海莉是波士頓的金融專業人士，比霍奇斯年長得多，但即使已經34歲，她也發現同樣的現象。2014年，她和男友在Tinder認識，他們很快發現彼此住在同一個社區，而且可能在約會前就已經見過彼此，但她說：「如果沒有Tinder，我們永遠不會有互動。他不會整天在外面，我也不會。現實情況是，如果他在酒吧只會跟朋友玩，他也不會因為我們在同間店買東西就對我打招呼。」

 

 

　　約會軟體與社交生活的關係就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問題：約會軟體在尋找伴侶與日常工作和社交生活之間築起了一道牆；而約會軟體在這個特殊時刻蓬勃發展，也可能是因為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社交生活不再容易找到伴侶。

 

　　芬克爾認為，愛情和其他形式的社交生活產生新界線有其好處，尤其是在這個特別注重隱私與職場騷擾的時代，他說：「過去人們習慣約工作認識的人，但天啊，現在這麼做可能不太好。」無論是好是壞，人們在個人與事業之間劃出更清楚的界線。與此同時，約會軟體提供了單純的環境，這裡就是尋找約會對象或性愛的平台。但隨著約會與社交生活的界線改變，很自然地衍伸出這種情況：如果你想約會就必須活躍使用約會軟體，尋找對象的過程變成一次又一次的盲目約會，就像不斷重複上演的麻煩事。

 

　　如今，約會軟體的新奇光環已經消耗殆盡，它們不再是有趣或令人興奮的事情，而是變成約會的一部分：如果你單身但想脫單，就必須做些什麼改變現狀。如果你只是坐著等待生活或命運帶來愛情，那麼就沒有權利抱怨單身。海莉曾聽朋友抱怨說，現在約會就像下班後的第二份工作。很多單身者只是想在現實生活中認識一個人，但這種情況又很難發生。當然，這也可能是老問題解決後所產生的新問題。

 

　　十年前，倫德奎斯特最常聽見客戶抱怨「我怎麼都遇不到有趣的人」；現在，他聽到更多的客戶在說「天哪，我已經跟所有無趣的人約過會了」。倫德奎斯特補充說：「這是老生常談了，約會就像數字遊戲。我們都知道賠率很好，但每次約會還是可能很糟。而你也知道無論如何，想脫離單身就必須一直嘗試。」

 

　　芬克爾說得更直白。對他來說，所有的浪漫主義者都懷念一件事，他們渴望回到現實生活相遇的老日子，那個約會軟體和交友網站尚未出現的時代，但這些工具之所以存在，或許是因為現實生活已經變得很難遇見對象，他說：「我不是說糟糕的約會不麻煩，這確實很討厭。你也可以選擇和朋友出去玩、睡覺或看書。但那些抱怨Tinder讓約會變得麻煩的年輕人要知道，過去的單身者沒有比較輕鬆，他們往往要絞盡腦汁才能博得一次約會的機會。」

 

　　芬克爾笑著繼續說：「他們好像覺得約會太多，所以興致缺缺。但你得知道在過去，要找到一個約會對象都很困難！」

 

 

參考報導：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