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荷(Andy Warhol)是成長於三O年代的貧困兒童、四O年代的普通大學生、五O年代的廣告狂人、六O年代的反文化名人、七O年代的個人品牌、八O年代的新貴吉祥物,之後呢?1989年,也就是沃荷去世的兩年後,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首次大型回顧展上發現:「參觀者狡猾地窺看彼此,仿佛在問對方『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被耍了?』。」三十年過去了,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近期舉辦的安迪沃荷大型回顧展《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上,沒有人再覺得自己被沃荷所欺騙,他已經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藝術家。
惠特尼藝術博物館館長亞當‧溫伯格(Adam D. Weinberg)在展覽介紹中,把社群媒體與沃荷的「成名十五分鐘」名言相關聯寫道:「由於我們生活在崇尚自我展現的消費文化中,個人與公眾幾乎密不可分,沃荷是他那個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完美藝術家。」也許很難一語道盡沃荷的影響力,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沃荷死後同步並行——新自由主義試圖將所有人類活動,無論尊卑貴賤都交給市場決定,而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幾乎就是沃荷主義(Warholism)。
沃荷與杜象、達達主義者或任何無用藝術領域前輩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後者未能擁有自由市場,將他們的幻想與諷刺滲透到公眾所做和正在做的每一件事中。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新自由主義、Instagram、卡戴珊家族或其他現象,沃荷前衛的「自我商品化」習性在今天已經變得普遍。變革起源於技術,沃荷最早是一名雜誌插畫家,他知道如何利用平面藝術吸引大眾目光。從那時起,他發展出非繪畫式風格,雖然仍在畫布上作畫,但把圖像從空間與時間之中抽離,使其變得扁平且靜止不朽。
如果沒有直覺、品味、對比例與色彩的審美,沃荷早期作品的成功永遠不會發生,但也許最重要的是他的詭計。正如回顧展提醒我們,最好的創作是無畏大膽的想法,儘管現在它帶來一種不可逆轉的永恆感:康寶濃湯罐、瑪麗蓮夢露、伊麗莎白泰勒和布里洛盒子。在惠特尼藝術博物館展示一件又一件的經典作品,每一件都傳達它短暫且真實的成功,就像人們在街頭遇見明星藝人那樣,這種體驗強大地令人著迷。
藝術史學家尼爾‧普林特茲(Neil Printz)說:「我們的心靈之眼無從穿透它,我們只會被拋回表層。」沃荷之所以如此冷酷,是因為他暗示「心靈之眼」從來就不存在。曾有人如此評論沃荷:「他想當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他想當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而為了更好把自己轉化成偶像,他退至情感面的背後,就像那幅瑪麗蓮夢露作品一樣毫無生氣。
1928年,沃荷出生在貧困的勞工階級家庭,父親是煤礦工人,雙親從現在斯洛伐克的米科娃移民至美國。沃荷出生後的第一個家是瀝青防水紙所搭建的簡陋棚屋,第二個家則是沒有像樣廁所的公寓。多虧他的父親在去世前預留了一筆郵局債券,讓沃荷成為家裡第一個讀大學的人。
在卡內基技術學院就學期間,沃荷彷彿月亮般蒼白、古怪和頑皮,而且才華洋溢走得很前衛。1948年,還是大學生的沃荷創作了引人注目的〈Living Room〉:這幅自傳式的水彩畫以沃荷童年時期的家為題,它生動地傳達他對貧窮的熟悉,但看起來更像是梵谷對農村生活的描繪,而不是出自沃荷的作品。這是一幅極為細膩的作品,在陰沉黯淡的日常生活與莊嚴優雅之間取得平衡。
1949年畢業後沃荷搬到了紐約,很快就被譽為「紐約最好的鞋類插畫家」。他受雇於「I. Miller」公司,替公司在《紐約時報》刊登的每週鞋類廣告繪製插畫。同時他也接許多大企業的案子,例如為雜誌製作精美插圖,為蒂芙尼公司製作聖誕卡片,為邦威特泰勒百貨製作香水廣告。
五O年代末的沃荷已是業界知名的商業藝術家,他形容自己的「蟑螂時期」(與昆蟲和室友一起生活的歲月)就此告終,在萊辛頓大道附近購置一棟四層透天別墅。他的作品大膽出色,主題和內容毫不避諱自己的性傾向。尼爾‧普林特茲評論沃荷在五O年代中後期所創作的一系列情色作品說:「仔細觀察這些男孩畫作,會發現它們都與觸摸有關。」1952年,沃荷首次舉辦藝廊展覽,題為《根據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作品所繪製的十五幅畫》,展出內容包括一些在當時相當荒誕和前衛的作品。
劃時代的轉折點於1960年出現,沃荷向幾名熟人和藝術圈朋友展示了兩幅可樂瓶畫作。一幅充滿抽象表現主義風格的感性沉思,就像是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式滴畫;另一幅作品則與前者同樣乾淨、冰冷不帶有任何個人情感。一名參觀者評論說:「它赤裸地毫無遮掩,它就是我們。」沃荷帶著變化多端的腳步邁進,開始在波普藝術的模式之下進行創作。
隨後,一位朋友建議他畫一件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濃湯罐頭。不到一年,沃荷確立了自己的招牌風格,將照片以絲網印刷複製圖案組合成一幅畫。當絲網與顏料凝固時,複製過程的不完美造就出變化,沃荷後來寫道:「雖然你得到的圖案看起來一樣,但每次都略有不同。我對這個結果相當激動。」
1962年,沃荷在斯泰伯藝廊(Stable Gallery)的展覽使他聲名大噪,他堅持自己對藝術應該長什麼樣子的想法,創造出完全脫離藝廊體系的創作。由於有更多能自由運用的助手,沃荷也提升了創作產量。1963年,製作完《Death and Disaster》系列(有關犯罪現場、車禍、電椅等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後,沃荷把工作室搬到了47街,也就是俗稱的「工廠」(The Factory)。1964年,布里洛盒子在斯泰伯藝廊首次亮相獲得成功。
沃荷其實是紀律嚴明且努力創作的人,但他假裝自己什麼也沒做,這種形象與想法吸引了許多極度脆弱的靈魂。奇怪的是,工廠接納了六O年代的所有喧囂混亂,但沒有一個是理想主義者。1964年,舞蹈演員佛瑞德‧赫爾科(Freddie Herko)成為工廠常客中的第一個傷亡者,他在朋友家的窗戶邊跳舞墜樓,當時重心從繪畫轉移至製作電影的沃荷聽聞卻說:「天啊,我們沒有去拍攝這一幕豈不是太糟了。」
卡波特在描寫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的口述傳記《伊迪:美國女孩》(Edie: American Girl)中寫道:「絕望、迷失的人們找到追尋他的路,希望尋找某種救贖,而安迪就像聾啞人士般靜坐著,幾乎沒能提供什麼給他們。」電影製作人埃米爾‧德‧安東尼奧(Emile de Antonio)表明:「伊迪的早逝不是沃荷造成,而是酒精與藥物。但是,他也從不伸出援手。」
冷漠、沉默、靜止——這就是波普藝術,使你在寒冷、無聲與停滯中感到共謀關係;這就是沃荷,只有在觀眾虛弱地無力抵抗的情況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偉大總在於我們的失敗。
參考報導: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