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白花花銀兩與大國經濟的毀滅：《白銀帝國》

白花花銀兩與大國經濟的毀滅：《白銀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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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9 10:00

《白銀帝國》書封。

文｜徐瑾

「得智慧勝似得金子；選聰明強如選銀子。」──《聖經》箴 16:16

「國家作為經濟史學家們所關注的重點，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組織其經濟活動……難道經濟史就不能圍繞著貨幣制度的演變而最有效地編寫出來嗎？」──美國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C. P. Kindleberger, 1910-2003）

　　「銀，白金也。」《說文解字》中如是說。白銀是價值僅次於金的貴金屬。

　　對比西方人對於黃金的迷戀，中國人對於白銀可謂念念不忘。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上對於白銀的偏好幾乎隨著時間日益加深，而白銀成為中國本位貨幣的艱難歷程，恰恰也隱藏著中國歷史大變遷的隱祕緯線。

　　白銀在中國上古時代已有出沒，從考古來看殷商時期就用銀貝等物，「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這裡的「白」，也就是銀。銀在春秋戰國已經具備貨幣部分職能，目前能夠找到當時的各類銀貝等貨幣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銀更多作為裝飾賞賜，在秦漢之間銀並不作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從「不為幣」到最終的法定貨幣，白銀在中國的貨幣化歷程不無曲折。中國戰國秦漢時期，更多用金與錢，進入六朝、隋、唐是錢帛並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錢鈔流通。五代後白銀才開始逐漸用作支付，兩宋後白銀逐步進入民間，與錢並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銀正式完成在中國的貨幣化。從此之後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這五百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大小戰爭，浩劫無數，始終固守白銀，其間銀兩和銀元通用。

　　對比中西貨幣史，從一開始中國與西方的貨幣制度就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古代西方小國林立、國際貿易發達，雖然一國之內國王可以規定何為貨幣、價值幾何，這些規定卻無法在其他國家疆域內使用，真正能夠被國際市場接受的流通物，從很早開始就被鎖定為貴金屬鑄幣。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小亞細亞的希臘小國呂底亞就已經開始鑄造固定總量、標明價值的金銀合金鑄幣（而中國遲至清朝末年才開始白銀鑄幣），從此塑造了西方貨幣史注重貴金屬鑄幣的路徑。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時間內各種賤金屬鑄幣（銅錢、鐵錢）構成中國貨幣的主要形態，中間間雜著貨幣史上的早熟傳奇，即北宋到明初四百餘年最終失敗的紙幣試驗。回顧貨幣史，通膨和通貨緊縮在中國歷史上交疊出現，政府不時地受到誘惑，以虛值大幣或者輕薄惡濫鑄幣方式大肆搜刮，民間則以私鑄、停用惡幣等方式反擊，雖嚴刑峻法亦難禁絕。最終而言，其結果則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須接受市場檢驗，從半兩錢、五銖錢到開元錢再到宋代銅錢、鐵錢、紙幣，中國錢幣命運難以與王朝興衰相隔離。

　　即使白銀在明中期得以貨幣化之後，白銀在中國大部分情況之下作為稱量貨幣使用，而非西方早已習慣的鑄幣方式。從古代銀兩形態來看，隋唐以前稱銀兩為銀鋌、銀餅或銀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古代「鋌」通「錠」，從宋代開始一般稱呼銀鋌為銀錠，而把銀錠叫作「元寶」始自元朝，據說元朝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以平準庫的白銀熔鑄成「錠」，重量達五十兩者叫元寶，即「元朝之寶」的意思。剛開始元寶不單用於銀錠，也出現在銅錢上，但後來成為銀錠的通稱。大體而言，從漢朝到明清，銀錠開始由圓餅形逐漸向長條形發展，隨後是束腰形，最後發展成元寶形。這種發展，有錢幣學家認為更美觀，也有人認為不方便，是一種倒退。至於銀元，中國自製銀元之前，銀元基本源自海外銀元，所謂「外洋」。

　　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不僅成色和品質須考察，而且各地換算方法林立，使用並不方便，直到民國「廢兩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銀元取代銀兩，白銀得以以製幣形態流通。此外，中國貨幣歷史上雖然有各類當舖、銀舖、錢莊等金融機構，但是長期沒能發展出現代銀行體系，對於中國信貸體系的深化乃至現代國家轉型拖累甚深。

　　細究中國貨幣史，可以發現其形態變遷與制度發展均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變化，而貨幣的變遷背後對應著帝國的進退。歷史細密經緯之中，白銀始終是一根連綿不絕又隱匿無比的線。要重新認知中國貨幣史，把握白銀在中國貨幣化的關鍵進展，就必須結合經濟史、政治史、財政史、軍事史等研究，從更大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換言之，理解貨幣必須在貨幣之外，其前提是重新理清中國歷史的關鍵脈絡。

　　對於傳統中原王朝而言，為維護王朝統治，必須應對內外兩方面的挑戰。外部挑戰在傳統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實上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中並非短暫過客，千百年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隨時虎視眈眈，長城內外枕戈待旦之卒動輒以百萬計。和平要麼是贏來的，要麼是暫時的，無論哪種，都對中原王朝的軍事能力及其資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緊要的是，以龐大物資支持的軍隊，天然地更容易效忠於帶領他們的將軍，而不是遠在天邊的朝廷，在軍隊忠誠度與軍隊戰鬥力之間，皇帝們往往陷入兩難。這構成了棘手的內部挑戰。

　　權力醉人，可如何保護權力？帝國內部的權力紛爭背後，也隱含著制度變遷的動力。西周選擇的是相信血緣宗族力量，封土建國以統領萬方，卻最終以兼並戰爭與秦漢大統一為結束。從秦漢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試驗各種方式，以對抗幽靈不散的地方豪族與割據軍閥的潛在反叛勢力，試圖將軍事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敗在安史之亂中達到高潮。相應地，軍制也在徵兵制（如府兵制）與募兵制之間反復搖擺：徵兵制方式簡單、效力驚人，但要麼依賴於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麼難以持久；而募兵制不僅耗用浩大，維持軍隊忠誠亦不易。

　　內外衝擊之下，王朝的資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斷經受考驗。王朝興起之初，無主土地眾多，各類均田制度可以順利實施，以實物稅為主的各類財稅措施也容易落實。時間一久，由於土地兼併與大戶蒙蔭，朝廷財力難得保障，各類貨幣化稅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臺，楊炎、王安石、張居正、雍正的改革時隔近千年而前後相繼，其本質都是為支撐王朝政府對財稅收入的欲求。

　　進入近代，在白銀全球流入流出的牽引沖刷之下，中國經濟乃至國事都受到諸多影響，從明朝滅亡到鴉片戰爭，以及隨後多次政治戰亂與經濟危機，莫不如此。諷刺的是，民國在艱難告別白銀、邁入紙幣時代後，卻緊接著進入惡性通膨之中，幾乎重複了多年前南宋紙幣故事，中國貨幣的千年躍進近乎一筆抹殺。

　　昔日的天朝上國，隨著白銀化進程，也經歷了帝國輝煌的褪色，不僅從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第一跌落至落後於西方，甚至也落後於亞洲近鄰日本。早在白銀貨幣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啟蒙思想家就力陳白銀的弊端，視之為大害，黃宗羲說「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為天下之大害」，王夫之也表示「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白銀導致華夏易主、帝國落伍，這一說法不僅限於明，清末康有為也認為「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國，四萬萬之眾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過是銀落金漲之故，豈不大可駭笑哉！」這種思路演繹至今，被涵蓋在反思中國落伍的大辯論中。

　　白銀與落後，是無意巧合還是因果關係，白銀是否是中國落後的根源？梳理數百年白銀歷史，我們看到白銀的命運伴隨著一個古老帝國的掙扎與糾結，白銀嬗變背後，不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興衰。借助白銀之眼，我們可以一窺中國現代化之路。

　　在廣泛運用白銀之前，中國人曾經廣泛運用紙幣，這原本是超越時代的創新。

　　古希臘哲學中曾有「金銀銅鐵」理論：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開始為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分為三種人，第一種人身上加入了黃金，因而是最寶貴的，是統治者，其次則加了白銀，這是輔助者或者軍人，最後則是銅鐵，往往是農民及其他技工。

　　神話是現實的隱喻，對應著西方神話中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的說法，中國古代也有金銀銅三品的說法（「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東西方貨幣歷史發展分為不同階段，西方大致是從商品本位、金銀複本位到金本位，然後到紙幣本位，其中貨幣形態變遷也是為了適應經濟的不斷貨幣化。文明誕生之初，貨幣很可能是起源於饋贈，隨後進入商品時代，從貝殼到胡椒，很多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存在，而金銀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東西方都曾經歷金銀以及各類金屬輔幣並用的時代。到了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逐漸從金銀複本位過渡到金本位，隨著現代銀行系統的發育，債券市場的繁茂發展，最終西方在二十世紀過渡到紙幣本位。

　　可以說，紙幣是人類貨幣發展的高級階段，與金屬貨幣並不在一個維度。成功的紙幣，尤其是法幣，其實依賴於市場與國家的信用協定。對比之下，中國早在宋元明三朝時期就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紙幣試驗，而也正是這一階段的失敗，構成白銀在中國最終勝出的重要一環。

　　銀在中國五代之前更多作為裝飾工藝使用，金在漢代之後作為支付也不多見，唐代貨幣制度更是錢帛並用。到了宋代，銀的使用從上流社會走向民間，逐步開始有了一定的支付地位，各類筆記小說以及物價紀錄中關於銀的紀錄也比以前多了很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在西方中世紀金銀複本位的同期，中國紙幣試驗從北宋開始就頗具規模。

　　北宋交子最早發行於十一世紀初，也就是北宋天聖元年（一○二三年），流通近八十年，比起西方國家最早的紙幣提前了六七百年。回看宋朝，的確堪稱特異。紙幣誕生在北宋，一方面體現了宋代經濟的繁盛，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全面超過西方的歷史頂點，另一方面也源自當時帝國征戰的戰爭開支與財政壓力，為紙幣的擴大使用創造了歷史條件。宋太祖趙匡胤崛起於五代十國戰亂之間，確立以文制武策略，在立朝之初即行募兵制，傭兵數量高達一百二十萬。有宋一代，邊患不斷，遼、金、蒙古都軍威赫赫，宋朝與之對峙數百年。為支持龐大的軍資，宋一反常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不僅經濟實力在中國古代王朝中高居第一，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也突飛猛進，其財政收入中貨幣形態占比高達80％（相比之下，盛唐最繁榮之時也不過20％）。在浩大軍費之下，有宋一代一直處在龐大的財政壓力之下，這也造成紙幣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由於紙幣首先是服務於朝廷的戰爭財政需要，隨著軍事吃緊，紙幣也在無約束濫發之下崩潰。

　　當時，不僅宋朝交子、會子等金融創新領先了全球潮流，與宋對峙多時的金朝，其交鈔也獲得了不菲成功，一直持續到從大漠崛起的蒙古鐵騎席捲而來。然而紙幣的故事並沒有終結，隨後的元明兩朝也步其後塵，將紙幣之弊放大於無限，發行了各類鈔票，這些鈔票逐漸走向不可兌換，部分具有法幣性質。和宋朝一樣，這些邯鄲學步之作，最終走上濫發之路，也沒有更好的結局。

　　隨著紙幣的興起，白銀的地位最開始並不具備合法性，元代曾經抑制用銀，而明代初期也曾經禁止白銀。明朝禁銀而民間用銀不止，隨著白銀的逐步貨幣化，在無可奈何之下，明朝終於在中後期對白銀解除禁令，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規定，「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白銀的貨幣地位獲得法律認可，嘉靖年間官方正式規定了白銀同錢的比價。從此，白銀地位達到最高，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初仍舊如此。

　　紙幣敗北，白銀登場，白銀在明朝煥發其通貨「光芒」。時間流逝之下，明朝初期洪武體制的嚴酷最終輸給經濟發展的活力，恰好此時，地理大發現之後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將明朝經濟從死水微瀾改造為喧聲四起。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形象生動地描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的發達，這其中，海外白銀流入及其貨幣化正是幕後最重要的推手。

　　紙幣的三朝失敗試驗，成就了白銀在中國的終極勝利。對於古代帝王來說，金屬貨幣難以控制，鈔票是最為便利的貨幣形式；此外，古典時代因為貴金屬不足導致的經濟問題屢見不鮮。以此而論，如果紙幣發行得當，數量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不僅有益於政府財力，對於經濟其實也是極大的紅利與躍升。換言之，紙幣本身可謂金屬貨幣到信用貨幣的一次「升維」，運用得當的話對於經濟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鎊對於英國崛起的決定意義。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戰爭邏輯與皇權思維主導之下，紙幣創新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濫發。在宋元明三朝，中國試圖跳過銀本位直接進入紙幣本位，但這一過早誕生的紙幣最終卻因為缺乏約束遭遇了挫敗。在與紙幣的競爭中，白銀作為一種替代物，對於民眾來說有保值和儲存的便利，最為關鍵的是，白銀具有免於被權力輕易掠奪的貨幣本性，朝廷至少無法「印」出白銀來。因此，白銀天然是市場的選擇。在市場選擇這一隱性卻強大的力量之下，紙幣試驗從宋代的會子悲劇開始，到明代大明寶鈔的失敗，最後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中國紙幣的命運，是成熟的古老帝國又一次過早開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聰明與機心，在缺乏約束與邊界之際，最終都會自我毀滅。回看白銀近千年的故事，其競爭對手紙幣的作用如此巨大，從交子開始，堪稱白銀貨幣化的開篇，以法幣結束，也是白銀貨幣化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