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情勢極化，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再也不能假裝「中庸」，家庭內部原本貌似和諧的政治立場差異也會變得特別明顯。賓州退休醫生大衛‧格羅瑟（David Glosser）與多數美國人一樣對政治有很多看法，但不同的是他跟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重要幕僚關係密切：他的侄子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白宮的高級政治顧問，以鷹派做法解決移民問題而聞名。

　　二十世紀初格羅色家族從東歐移民美國，並在這裡擺脫貧困培養出成功的商人、學者和專業人士。今年八月，格羅瑟在《政治》（Politico）雜誌撰文公開指責侄子協助制定的移民政策，他寫道：「我失望地看著我的侄子製造越來越多恐懼，他受過良好教育也瞭解家族的移民歷史，現在卻成為否定家族根基的政策制定者。」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許多政治人物的家族成員跳出來公開譴責他們。今年九月，眾議員保羅‧戈薩（Paul Gosar）的六個兄弟姐妹在電視廣告批評他，並宣布斷絕親屬關係；十月底，共和黨內華達州州長候選人亞當‧拉索特（Adam Laxalt）的12名親戚聯合發表反對亞當參選的聲明；民主黨的藍迪‧布萊斯（Randy Bryce）在競選威斯康辛州空出的議會席位時，他的兄弟在電視廣告中質疑藍迪的參選資格；去年八月，黨內初選失利的前明尼蘇達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凱文‧尼科爾森（Kevin Nicholson）的父母，直接向兒子的民主黨對手捐贈最高額度的政治獻金。

　　政治本身與家族內部的政治分歧同樣久遠，親戚不同政治立場的緊張關係甚至還影響了私人家庭聚會：根據一項統計調查顯示，政治立場分歧導致2016年的感恩節晚餐時間共縮短了3400萬小時。而近期大量政治人物的親屬公開批評從政的家族成員似乎是個新的現象，顯示出川普執政期間加劇了家庭內部的政治紛爭。

　　當然，政治人物的家族中難免會出現一、兩個不認同他們的親戚，但通常不是選擇保持沉默忍耐就是閉門解決，公開譴責代表這些人評估後認為即使撕破臉也值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政治學家蘿拉‧斯托克（Laura Stoker）說：「這些人相信政治會造成後果，他們真心認為自己的親人正犯下可怕的錯誤。」

　　據《紐約時報》報導，民主黨人受到川普政策的不滿情緒推動，此次中期選舉變得比往常更激烈。事實上，正是這種不滿情緒促使大衛‧戈薩（David Gosar）聯合另外五名兄弟姐妹，在電視廣告上猛烈抨擊他們的親兄弟，他說：「他當了八年的國會議員，前面七年我們一直保持沉默，但他卻變本加厲。」大衛提到關鍵點在於保羅接受採訪時，明顯暗示自由派富豪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去年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市暴力衝突事件的幕後黑手（這個陰謀論在右派人士間廣為流傳），他繼續說：「這件事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所做的一切都那麼殘酷無情且令人厭惡。」

　　川普政府實施「零容忍」移民政策讓孩童與父母被迫分開的做法，促使大衛‧格羅瑟決定公開撰文譴責，他說：「當我看見那些照片時嚇壞了，這件事是讓我站出來的原因。」

　　人們往往透過家庭來瞭解和認同自己的政治觀點，特別是在孩童成長過程初期，父母是塑造價值觀的主要因素，斯托克說：「這是一個與社會認同相互關聯的過程，孩子想成為跟父母一樣的人，也會促進彼此的關係。」然而，隨著政治情勢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家庭的同質性也變得越來越高：研究調查顯示，美國有82％夫妻有相同的政治立場，74％的孩子跟父母的政治立場相同，而在1965年時這個比例為68.6％。研究人員發現，在1960年只有4％的父母對孩子跟不同政治傾向的伴侶結婚會感到不安，但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急速躍升，三分之一的民主黨人和一半的共和黨人會擔憂孩子伴侶不同的政治傾向。

　　專門研究政治如何影響家庭的休士頓大學政治學家肯特‧泰丁（Kent Tedin）說：「在兩極分化嚴重的時代，家族通常的做法是在內部建立堡壘，並交流彼此的想法達成共識，人們真心希望維護家庭和諧。雖然現在政治分裂的家庭越來越少，但『如果你的想法跟他們不同，那就真的會破壞家庭關係』。今天，當家族成員的政治立場產生分歧時，他們可能不會像從前那樣為了維護關係而把不滿情緒拋諸腦後。」

　　自從文章發表後，格羅瑟就刻意避免與這位大名鼎鼎的侄子交談，只是偶爾跟米勒的母親（他的妹妹）傳一兩封電子郵件聯絡感情，他說：「為了做到天殺的『家庭和諧』，我認為不要刻意去做什麼，做我自己會更輕鬆點。」

　　這些四面楚歌的政治人物大多選擇保持沉默或相對溫和的回應，也許是希望維持家族關係，也可能認為討論家族內部的政治分裂不會改變什麼。但隨著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逼近，這種政治分裂不太可能會自然癒合。不難想像下次選舉升溫時，還會有更多人出面譴責家族內部的政治人物。

圖片出處：Aritra Sen@flickr

參考報導：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