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一屍到底》毫無疑問是一部優秀的娛樂片，它玩弄荒唐的高超手段使得本片笑料滿點、高潮不斷。但也一如同行觀影的友人所言：「很有趣，但不會想要看第二遍欸。」我轉念一想，《一屍》本身乍看之下確實沒有甚麼值得細思的內容，然而，為什麼這部片會讓這麼多人推薦、分享、獲得網路上（至少就我同溫層而言）一片的好評口碑呢？從這個問題出發，我認為，評價《一屍》不得不與其受歡迎的程度一起理解，而透過這層理解，我們能夠看到的就不只是一部嘻嘻笑笑的娛樂片，更能進一步地探索屬於這個時代娛樂的特質。

 

　　一鏡到底的意義

 

　　究竟就甚麼意義上，本片可以算是一部娛樂片呢？我想大家多半是被電影裡的「荒謬」與「尷尬」逗樂得不可開交。從前面一鏡到底時導演妻子的「碰！」開始，到殭屍演員亂七八糟的手舞足蹈，甚或導演瘋狂「Action!」亂入、演員們百般注意到鏡頭的表現，以及刻意到不行的橋段（「啊，這裡剛好有一把斧頭，我真幸運。」以及不斷停下來的斧頭對峙），在在都荒腔走板地讓人發笑；更引人發噱的是，37分鐘過後，荒謬只比鏡頭前來得更加猖狂，演員拉肚子、喝醉酒、太過入戲、自動加戲、攝影師閃到腰、助理攝影瘋狂地zoom in and out、更不用說所有人不自然的尷尬姿態，直接是讓人笑到美叮美噹。

 

　　然而，這個引人開懷捧腹的關鍵是甚麼呢？毋庸說，自然是因為本片劇情上所追求的「一鏡到底」。一般而言，一鏡到底通常都是「大師級」的表現手法，君不見有多少影像創作者的成就來自於他們精心設計的這一顆鏡頭：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on）在《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中將近4分鐘的飛車追逐、新銳導演畢贛於《路邊野餐》裡著名的48分鐘山路、近期推出《狂想》一劇的導演凱瑞‧福永（Cary Fukunaga）在電視劇《無間警探》（True Detective）裡令人屏息的6分鐘槍戰，甚至假的一鏡到底，阿利安卓‧伊納利圖（Alejandro G. Iñárritu）2014年拍攝的《鳥人》（Bird man）也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肯定。一鏡到底已經成為考驗導演構思與調度的坎陷，過了這關，彷彿就能走進電影的聖堂、留名青史。

 

 

　　堅持荒謬

 

　　一鏡到底為什麼這麼讓人著迷？原因或許在於他的「真實」與「完美控制」，這兩者之間自然也是密不可分。我們都知道電影本身所具有的虛構性，藉由剪輯手法，創作者調度不同影像、製作多層時空，然而一鏡到底的拍攝則要求觀眾貼近／進導演的鏡頭，無所逃避地觀賞這個不斷發生的當下，所以一鏡到底多半用在緊迫盯人的時刻，例如前述的槍戰、追逐；或者是動線不停的拍攝，例如《路邊野餐》裡的騎車、行走與船運。它帶給觀眾親臨現場的感受，讓他們更為逼近角色所瀕臨的氛圍、更深入導演所要給予的真實。但也因為電影本身「製作」的特性，這個真實必然是「寫」實，它需要大量的排演、動線設計、屢次重拍，才能完成這個沒有雜質、純粹是導演所要呈現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屍》37分鐘一鏡到底裡的粗糙，才會成為笑料的來源。我們不斷地看著導演（由於片中「導演」眾多，這裡指的是拍攝37分鐘鏡頭的導演）企圖心極大的死不喊卡，卻又總是在許多時刻漏餡出包（殭屍追進門的那一刻有一個光頭大叔始終坐在門邊阿阿阿阿），這種亂七八糟的任性所構成的落差感形塑出本片首要的娛樂性。

 

　　追求真實性娛樂的必然

 

　　但為什麼要一鏡到底呢？根據本片製片的說法，因為這是一部「直播」且「不中斷」的電視節目，這種特色正符合這個時代觀眾的需求。現在無論Facebook、Instagram或者是Youtube都有直播的功能，在中國大陸，直播更是一塊碩大無邊的經濟產業。人們渴望看見與被看見的慾望在直播的世界裡交會，藉由不間斷的影像實時跟觀眾互動，人們感受到直播主不做安排的真實、感覺到與之互動、被對方認識的自己也是那麼實在，這是直播的趣味所在，也是人們一再提高對於真實的要求後的必然，直播有一鏡到底的實然，但沒有一鏡到底的完美安排，相對的是更多「落漆」的可能與意外，反而讓人覺得可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隨著網路技術發達、影相器材普及、對於包裝明星厭倦之後所出現的特有娛樂形式，而《一屍》正巧打在這樣關鍵的點上，這是我認為它能使現代觀眾感到愉快的第二原因。

 

 

　　具有電視感的電影性

 

　　在進入第三個關於《一屍》娛樂性質的討論前，我想還有一點關於本片以「電視節目」做為設定上值得探究的地方，那就是電視與電影的區別。今年拿下坎城金棕櫚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是拍攝電視節目出身的電影人，在他的《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一書中，曾經討論過「電視論」這件事情。根據是枝的說法，60年代後半的日本電視製作人在製作節目時，總是思考著「電視是什麼」的問題，所以他們所製作的節目也總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而顯得有趣。就其所敬佩的電視人而言，電視以其「實況轉播」的性質瓦解了編導的權力，使得電視節目應具有對所有權力（包括作者本身）帶有「反權力」的自我認知；同時，也因為這樣的特質，電視該是「同時共有那段時間的人們所完成即將消逝的東西」、該是「時間和想像力同時進行」的東西、該是一種即興的「爵士樂」。但是枝也說：

 

　　「物理式的現場實況轉播和看的人心中共有的實況感，應該是兩回事吧？…儘管不是現場節目，只要讓觀看的人能夠體驗像是現場的過程，不就好了嗎？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現場」而是「實況轉播」吧？這種詮釋的確與其說是電視性，或許更電影性吧…」

 

　　是枝的反思也許揭露了電視與電影兩者的區別，這也是導演（《一屍》電影的導演上田慎一郎）或許在無意間所觸及的。是枝時常為人稱道的優異，在於日常生活的實感呈現，儘管他的電影都有劇本安排，但其始終注意讓觀眾體驗到「現場」這件事情，卻讓他的電影充滿著從電視論中所學來的電影性。上田也帶著這樣具有電視感的電影性，讓各種想像力在不得停機的壓力下不斷迸發（攝影師跌倒了該怎麼圓？演員喝醉了該怎麼演？肚子要炸了要怎麼解？）甚至藉由揭露拍攝手法的後設操作放大「體驗現場」這個特點，讓觀眾去思考所謂直播、電視節目與電影等媒介方式的特質，確實讓人不得不配服其巧思。

 

 

　　後設：到底在後甚麼設

 

　　也藉著談論後設，我們可以進入第三個我認為《一屍》是現代娛樂片的原因，那就是「揭露電影產業」這件事情本身的趣味性。在現代，電影無庸置疑是一種大眾娛樂，而在這龐大的娛樂產業中，「活屍片」無疑是收效最快的一種選擇，它成本低廉卻挑動人性、有著簡單公式卻百看不厭。根據李長潔的說法，這是人們面對「例外狀態」、處於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共存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啟示，它讓我們在最壞的未來中，重新定義人類乃至我們賴以為生的法則。李氏的說法幫助我思考，除了喪屍片受歡迎所具有的現代意涵外，後設的操作手法是否也有其現代社會的必要性呢？我認為，上田導演對電影產業自我揭露所產生的笑點，其實反映了共通的社會悲劇。

 

　　依照笑話研究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es）的說法，「就算正經八百地講一個笑話，大家也會知道那不是真的。」笑話（joke）所要印證的並非真相，而是廣泛的通則或基本套式（也常常就是偏見或者共識），這也是為什麼笑話有著「暗示性特質」。而《一屍》的笑點背後，正是社會上苦命工作者的辛酸。我們都有著亂七八糟、把簡單事情搞砸的同事；我們，也都有著不懂得自己要求有多離譜的老闆；我們甚至都有著計畫好的事情永遠會出包的時時刻刻、始終邊擦屁股邊跑步，等著下班的那一刻秒針，這不正是《一屍》所要呈現的主題嗎？電影工作既不夢幻也不卑微，它就是這樣扎扎實實的一個困難接著一個困難，然後絞盡腦汁動員一切的排除障礙，每一個畫面的背後都有人流著巨量的汗，就如被生活蹂躪的我們一般。所有的理想阿、堅持阿，在追求快速、廉價、中庸品質的社會裡，都被眼藥水替代，我們只有在做夢的時分（在電影裡，也就是拍攝的時候）才能放聲嘶吼、才能對著討厭的人張口嚷嚷（那正是戲裡導演對著男女主角吶喊所要表現的），導演在戲台上才能真的流露情感，就跟我們在電影裡才能造夢一樣，鏡頭一換、時間一到，我們都得離開戲台，面對真實的人生。

 

　　所以說，如果故事第一層與第二層（拍攝一個喪屍故事，然後真的遇到喪屍）是揭露大眾娛樂背後身處的社會狀態與重新追尋自我連結，那故事的第三層（拍攝前兩層的後設敘事）與第四層（拍攝第三層的幕後故事）則顯示狂售票房內裏平凡人物的真實悲哀，它隱微地說著這樣的故事，淺淺地不欲人知，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看到戲中導演對於拍攝有所堅持、最終在初生之犢的女兒堅持下，眾人其力斷金完成人肉搖臂時會覺得感動；在幕後播放時攝影師喝水奔跑跌倒、化妝師汗流浹背刷著血漬噴著血水時會同掬一把眼淚，那是上田導演在所造夢境裡給的溫柔，世界是這麼殘酷阿，也何妨在電影裡體貼一回呢？

 

　　結論：我們終將娛樂至死？

 

　　總言之，就我來說，《一屍到底》本身確實不是一個那麼經得起推敲的深度片，但將本片與其在台、日兩地都熱賣的文化現象一同解讀，我們確實可以些微地看見現代大眾的娛樂心態，包括對亂七八糟的任性給予讚同、對真實樸素的影像加以追求、對社會現實的無奈感同身受，這三個元素或許共通於跨國界的青年文化之中，造就本片低成本、高票房的娛樂奇蹟，一如他們在電影中所完成的一樣。不過，值得在尾聲時提及的是，這種以後設操作將電影產業（或者各種工作的）辛酸加以娛樂化的手法，是不是也終究讓我們如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所說的「娛樂至死」呢？唱完了老天鵝娛樂的《窮到發慌》，我們還有多少反思的可能？電視節目「反權力」的特質，能不能透過這一檔「電視節目」，帶給我們鬆動的機會？那就端看我們願意想得多深了。

 

 

電影資訊

《一屍到底》（カメラを止めるな!）－上田慎一郎，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