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從致命的疾病到殺人的政權，獨裁本身就是瘟疫：卡繆《圍城》

從致命的疾病到殺人的政權，獨裁本身就是瘟疫：卡繆《圍城》

黃茵

2018/10/01 12:00

儘管《圍城》貌似一點也不「卡繆」，卡繆卻說這部劇作是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作品。（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1948年，卡繆最具野心的劇作《圍城》在法國上演，卻只遭遇了冷淡的反應。當時的觀眾難以理解這齣晦澀的劇作，也不怎麼認同卡繆的嘗試。每位大師總有著一、兩部超前時代的作品，而卡繆的《圍城》或許就是如此。

　　時至今日，《圍城》再度被法國導演德馬西-莫塔搬演，終於登上了新世紀的舞台。憑藉著當代的劇場技術，卡繆當年的戲劇實驗總算得以實現。隨著《圍城》的重新上演，我們也能重新看待這齣獨特的劇作。現在看來，卡繆的構思是否仍然顯得大膽創新？也許，當時的前衛已經化為過時的經典？又或者，《圍城》之所以在那個時代顯得不合時宜，是因為它提前預言了我們當代的境況？

　　《圍城》一劇講述的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題目：「被瘟疫侵襲的城市。」就在本劇上映前一年，卡繆才發表過一本相同題材的小說，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瘟疫》（或譯《鼠疫》）。《瘟疫》敘述一個城市忽然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而城中的居民必須想盡辦法生存下去。

　　到了《圍城》一劇，卡繆更進一步拓展「瘟疫」的象徵意義，乾脆把這個疾病給擬人化了。劇中一名獨裁者的角色就叫做「瘟疫」，而他身邊還跟著一位名為「死亡」的秘書。在全劇的開頭，「瘟疫」與「死亡」忽然降臨一座平靜的城市，開始實施起高壓的治理手段。從致命的疾病到殺人的政權，卡繆的思考愈趨尖銳，提出的批判也愈加深刻。

「瘟疫」與「死亡」降臨到一座平靜的城市，實施獨裁統治。（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正如小說《瘟疫》的主人公奮力對抗疾病的擴散，《圍城》的男女主角也起身反抗獨裁者的統治。不顧「瘟疫」的迫害，青年戀人迪亞哥與維多利亞牢牢抓住彼此，以愛之名對抗冷血無情的政權。到頭來，人們會發現，如此單純的愛情才是最難鎮壓的反抗手段。

　　聽起來有點太浪漫了，不是嗎？

卡繆的形象是神祕而疏離的，就像那張在巴黎街頭叼菸的著名照片。

　　1948年的觀眾可能也是這樣疑問的，哪怕他們已經是最浪漫的法國人。畢竟，卡繆以往給人的印象並非如此。卡繆一向以客觀的態度描寫現實的生活，但《圍城》偏偏是一則帶有奇幻色彩的寓言故事；卡繆的風格是冷靜與節制，而《圍城》卻充滿激情與吶喊；卡繆的形象是神祕而疏離的，就像那張在巴黎街頭叼菸的著名照片－－而《圍城》的作者所點燃的不是微弱的香菸火苗，卻是熊熊燃燒的反抗火炬。

　　儘管《圍城》似乎顯得一點也不「卡繆」，他卻說這部劇作是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作品。

　　從卡繆的思想發展看來，《圍城》可以代表著一個轉折。早期的卡繆以「荒謬哲學」著稱，年紀輕輕就寫下論文《薛西佛斯的神話》以及小說《異鄉人》，從此奠定了卡繆的招牌形象。時值二戰的災難，歐洲引以為傲的人道主義已經蕩然無存，而卡繆看見的是人世的荒謬。既然人生失去了根本的意義，人生在世也就變得不無疑問。於是，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開篇就說道：「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而《異鄉人》的主人公看似毫無理由地開槍殺人，被問到犯案的動機時竟回答道「因為陽光太刺眼了」。這個階段的卡繆隱約表現出天地不仁的冷酷。

　　隨著戰爭的結束，卡繆的思想卻產生了變化。二戰過後，草菅人命的極權主義並未就此告終，而恐怖統治卻在西班牙與蘇聯大行其道。卡繆不再能夠宣稱「自殺是人生的首要問題」，因為人們在那之前就會遭到獨裁者殺害。人命依然毫無道理地遭到剝奪，但死亡並非一切意義的終點，因為有些事情是人們「寧死不屈」的；為此，人們寧願起身反抗。

　　創作於戰後的《瘟疫》與《圍城》都是以奪命無數的傳染病為主題，而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對死亡無動於衷，反倒奮不顧身對抗眼前的威脅。「荒謬」不再是答案，而「反抗」成為了關鍵字。

　　回到當代的情境，《圍城》對於現今的世界依然充滿啟發。

導演德馬西-莫塔之所以搬演這齣《圍城》，是為了反思法國當今的政治局面。（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照片版權Jean-Louis Fernandez）

　　事實上，導演德馬西-莫塔之所以搬演這齣《圍城》，正是為了反思法國當今的政治局面。就在2015年，巴黎當時發生了嚴重的攻擊事件，也就是轟動國際的「查理周刊事件」。當時，兩名槍手闖進了《查理周刊》位於巴黎的總部，手持步槍掃射，同時高喊「真主至大」。這是法國近代最嚴重的恐怖攻擊屠殺事件之一，共導致十二死十一傷，死者包括該刊主編、多位漫畫家與記者、一位經濟專欄學者跟兩名到場的警察。法國《查理周刊》向來以嘲弄政治人物與宗教領袖的左翼諷刺傳統而引人爭議，而這次的攻擊事件據信是出自穆斯林激進分子的報復。一時之間，法國首都蒙上了恐怖攻擊的重重疑雲，促使德馬西-莫塔回到卡繆的劇作尋求解決之道。

　　乍看之下，卡繆與穆斯林似乎很難聯想在一起──但案情沒有那麼單純。我們不該忘記：卡繆本人正是出身於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就是阿拉伯世界的阿爾及利亞。卡繆不只是身處巴黎咖啡館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之子。當德馬西-莫塔把《圍城》與種族議題連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提示了卡繆與法國殖民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淵源。

　　從這個角度重讀卡繆的文字，我們多少能夠發現卡繆筆下的種族情結。比如說，《異鄉人》的男主角所殺害的不是別人，正是地中海濱的阿拉伯人。又譬如，《鼠疫》中的傳染病看似是從天而降的災害，但全書的開頭也暗示了疾病的來源可能是「欠缺衛生」的阿拉伯族群。

《查理週刊》並未因此停止諷刺宗教，倖存的成員製作了穆罕默德手持標語「我也是查理」的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