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國度》（Sweet Country）的背景為1929年的澳洲中部沙漠，一個除了生存再無定義的邊境；人的選擇，或沒有選擇，都只能直直往前，無暇顧盼身後的滾滾黃塵。

　　看似無止盡的蠻荒地景上，人所構築的一切，從稀疏的平房、牛仔群集的酒吧、到塵土飛揚的露天法庭，在殺人的陽光下有如臨時佈景；不是電影劇組不夠認真，而是走到文明的邊緣，法律、正義、自由、乃至歌聲中那個家園和「甜蜜國度」，愈是追尋、逼近，就愈讓人懷疑，不知何時走上了一片海市蜃樓，在秩序的碎形倒影中盲目摸索。然而人，確實曾生活於這樣是非不分的歷史。《甜蜜國度》是一部非典型的西部片，講述一段非主流的歷史；一個不情願的英雄，一樁真實事件的重塑、重遇，對多數觀眾而言，卻是從可預期的情境和情感架構中，被記憶倒敘的反燃（flashback）綁架，投放至地平線緩慢浸潤的那層時間、那樣不回頭地活過一次，與途中的月光。

　　故事主線從山姆（Sam）出於自衛槍殺白人地主而開始的逃亡，逐層攤開「和平共存」的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無聲角力。這部電影相較於導演沃里克·桑頓（Warwick Thornton）的上一部劇情片《賽門和黛利拉》（Samson and Delilah），更切合大眾對西部的懷舊想像；壯麗的取景、牛仔帽破損的弧線、皮靴與汗水…甚至無處不為虐的蒼蠅，也飛到耳中嗡嗡作響。這是其中一位編劇祖父的故事，也是來自艾麗絲泉（Alice Springs）原住民演員的共同歷史記憶；導演有意以電影語言傳乘原住民的口述史，更在事件與時空的編織中，讓人物的「無言」佔有合理的一席之地。被拽向銀幕中央的，是山姆脖上如狗鍊般的枷鎖，如此貼近而粗糙的重量，拉扯著現代澳洲的政治與社會眼光。

　　「嘿，聽到那些錘子的聲音嗎？他們在搭絞刑台，要把你吊得高高的…你覺得神會救你？我就是神。」警長對著牢房低語。

　　究竟誰是兇手？到最後已經沒有人在問了，只剩下牧師喃喃自語走進荒野。就是片尾的關鍵時刻，依然沒有任何音樂，天涯無邊的寂靜突然飽和、緊縮，讓人難以呼吸…眼前冷不防插入幾秒山姆與妻子的記憶片羽，或許是僅存的想像如眼淚潰堤—長草中的一雙背影奔向天際，不需要正面的鏡頭，觀眾也幾乎能看到他們眼中的閃光、感覺那掌心緊扣的脈搏…如果自由是真實的，如果愛是真實的，此刻聽到的也只有風聲。

　　「我注意到鎮上沒有法院，所以，審判會在哪裡進行呢？」新來的法官問。

　　「不跟你開玩笑，就這裡。」

　　「我才不會讓我的法庭搭在酒吧裡。這裡有教堂嗎？」

　　「不，這個鎮沒有，法官大人。」警長笑說。

　　在生存這場戰爭中，人的感情與信念似乎只有乾涸，結晶為某種固執，或某種瘋狂，偶爾在地表折射出一道彩虹。

　　事實上，除了原住民，很少有人自願到這來，又自願留下。從傳教士、退伍軍人、新移民、到其餘各類遭社會或自我流放的瑕疵份子，各人背負著不同原因，低頭接受環境日以繼夜的考驗，直到成為險惡環境的一部分，只能如此。無論是地理或心理的畛域輪廓，都是如此鋒利、無可迴避。任何紓緩的水氣，都毫不留情地瞬間蒸發；一個沒有摺曲的世界，非黑即白。

　　那個背對著太陽埋首做工的人，那些將手臂纏上麻繩，用全身重量拉起木材的人，他們是在蓋教堂，還是絞刑台？

　　也許都是。

　　片中的混血（half-cast）小男孩費洛馬可（Philomac），也許是唯一充滿實驗想像的角色。他偷竊、說謊、逃跑、貪婪又諂媚，既招來白人地主（父親？）毒打，也不得原住民長輩歡心；但說穿了，不管他怎麼做，偷或不偷，得罪或不得罪人，逃或不逃，結果都一樣。一個活在那個世界的小孩再清楚不過了。他像一個鐘擺，成長而迷走在兩種價值觀中間，是能屈能伸的世故，還是天真的墮落？

　　後來，他拿到一支懷錶；從死人身上來的，所以不算偷，從白人身上來的，所以不算偷...他從不抱怨，卻也打死不會信任誰，能依賴的，永遠只有自己，除了本能，什麼都不需要。但他拿著這支懷錶，似乎突然擁有了時間的度量，賦予了參與這格歷史的權力；似乎，在自己之外，還有一種更為準確的權衡，對一個坐在樹上盯著指針的野孩子來說，那會是什麼？在一個對錯皆可的世界裡，還有什麼值得細細思索？

　　「是啊，那混蛋，」他隨口附和著主人，心裡大概從沒在乎過審判結果，哪些話該講不該講，甚至別人怎麼看他。如果這部電影有任何不帶批判的正面訊息，就藏在最後一幕，那雙有意無意讓懷錶掉進水裡的，不被定義、年輕而無限可能的手。

電影資訊

《甜蜜國度》（Sweet Country）－Warwick Thornto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