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氣對女性作家來說一直是雙面刃，獲得讀者關注與認可的同時，它往往變成一種將其作品從文學史冊剔除的藉口。當太多人讀過她們的作品時，也經常招來傲慢的批評和反彈，正如十九世紀的「女詩人」趨勢顯現的那樣。

 

　　蘇格蘭編輯和文學史學者亞歷山大‧戴斯（Alexander Dyce）在1825年《英國女詩人實例》（Specimens of British Poetesses）選集中，以拐彎抹角的恭維方式描述了這種特別的詩歌體裁：「魔法般的聲音為心靈增添了新的存在—偉大的思想在時代洪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從而翻轉了國家的性格—這些聲音沒有從女性身上延續；但她的情感、她的溫柔、她的優雅也未曾消失或被誤用。」

 

　　這些女詩人的作品感性、愉悅且容易閱讀，但不被當成真正的藝術或成就。而在女詩人的鼎盛時期（1820至1830年代），這種標籤也常被替換成多愁善感、熱情洋溢的情緒和絢麗形象的性別氣質。

 

　　儘管這些形容詞往往被用於貶損或輕視她們，但許多女性作家仍有意識刻意塑造這種身份，因為透過生產文學創作，她們才有機會得到從未有過的中產階級生活。文學學者寶拉‧費爾德曼（Paula Feldman）提及的費利西亞‧海曼斯（Felicia Hemans），就是一位情感豐富、享譽國內的傳統女詩人範例：她當作家的收入，甚至超過許多同時代的著名作家，例如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浪漫主義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與濟慈（John Keats）等人。

 

　　這種事業成功與傳統性別角色間的緊張關係，已經成為女權主義文學史研究的焦點。儘管她們過去非常受歡迎，但在往後的兩百年中，這些女性基本上被歷史抹去，消失在人們的集體文化記憶中。

 

 

　　她們的主要舞台是「文學年鑑」，一種從1820年代開始出現的定期出版刊物，文學年鑑運用技術發達的優勢，使紙張和印刷費變得更便宜。年鑑是擁有精美封面的綜合刊物，結合各種流派類型的插圖、詩歌和短篇散文。它的內容由大眾喜好決定，而不是依靠編輯的判斷。雖然內容通常是頗受歡迎的男性作家和藝術家所貢獻，但年鑑的目標客群卻主要鎖定在女性和中產階級。

 

　　年鑑不但設計漂亮，價格也十分合理，大幅擴展了詩歌在十九世紀初的讀者群。它們是贈送給家庭、朋友或愛人的理想禮物，不僅是可以放在家裡展示的裝飾品，也是精緻的女性詩歌選集。1828年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寫道：「年鑑現在是送給年輕女士當禮物的唯一選擇。」

 

　　年鑑作為大眾傳媒時代的產物，預示著詩歌文化價值的轉變。文學學者凱薩琳‧哈里斯（Katherine D. Harris）寫過大量關於年鑑的文章，她指出：「1828年，十五種不同年鑑的總銷售量為十萬本，總零售價值超過七萬英鎊。」此外，年鑑提供的稿費也很不錯，四十行詩通常能拿到五十英鎊左右。當時這個金額足以支撐一個英國家庭好幾個月，加上付款迅速讓女性詩人的職業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到1830年，一名職業女性作家透過寫詩，就可以擁有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

 

　　舉例來說，費爾德曼詳細計算了海曼斯的收益情況，從信件和各出版商的分類帳目中還原數字，結果表明海曼斯得到的稿費，不但讓家庭過著舒適的生活，還能養育她的五個兒子。費爾德曼的數據顯示，在某段時期海曼斯完全依靠文學創作養活一家人，共在十三本英國文學年鑑發表過94首詩。

 

 

　　海曼斯的名聲在十九世紀中期達到巔峰，她被視為代表女性、愛國者和家庭美德的完美模範。1793年海曼斯出生於英格蘭利物浦，她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寫作和出版詩。雖然得到不錯的評價，並引起其他作家的注意（包括與雪萊書信往來，但很快就被她母親斷絕），但她從未想過會把創作當成職業。

 

　　1812年，她嫁給了阿爾弗雷德‧海曼斯（Alfred Hemans）上尉，這對夫妻在婚後六年內共生了五個兒子，但很快便在1818年分居。上尉搬到了羅馬，他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面。雖然仍保有聯繫，但主要是談論孩子情況，上尉也沒有給予經濟幫助。正是因為這樣，海曼斯意識到必須妥善運用自己的詩歌作品：比起追求藝術成就，這個決定更像是賭博。

 

　　於是，她繼續以「海曼斯夫人」的身份發表文章，雖然現實的婚姻狀況早已不是如此。這種明顯的矛盾是海曼斯的特質，並象徵她敏銳靈活的想法。她精通多種語言，也知道哪些歷史題材深受讀者喜愛。然而，批評者卻認為，她的創作動機源於金錢，因此必定受到商業因素影響。到二十世紀時，她從文學經典中被剔除，被委婉地貶低成「海曼斯夫人」。

 

　　1980年代當女性主義文學學者開始「找尋」失落的女性作家時，她們不知是否該強調海曼斯的文學價值。由於早期的女權主義復興運動，熱衷於尋找可以扮演原始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作家，例如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這些主張維護女權的作家。儘管海曼斯持續不斷地創作塑造了女詩人樣貌，但不一定符合這個模板。

 

 

　　但費爾德曼籲請人們留意海曼斯1828年出版的詩集《女性的記錄》（Records of Woman）。這本選集的大部分詩歌主題，涉及在歷史或文學方面留下記錄的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事實上，海曼斯自始至終關注著女性被施加的矛盾與壓力，以及她們在男性書寫的歷史敘事中被呈現的方式。

 

　　〈熔岩中的形象〉（An Image in Lava）是一首令人注目的作品，正如海曼斯在註記所說，靈感源於龐貝古城的考古發現：一名母親在火山爆發來臨時，緊抱孩子的遺體。

 

你的事隨歲月逝去！

多少時代已過去，

這密封著悲傷的印記，

以愛和痛苦組成！

 

神殿與塔樓皆毀壞，

帝國的塵土也成過去。

而女人的心卻留下痕跡，

輝煌榮光永遠長存！

 

　　這首詩將男人於凡間的傑作（塔樓和帝國）與母親對孩子不朽的愛對比，海曼斯將人類的愛與母親的奉獻置於所有男性美德之上，巧妙地削弱男性的豐功偉業。但是，正如費爾德曼所說：「儘管《女性的記錄》是部強而有力的女權主義作品，但其諷刺和顛覆意味卻很細微。海曼斯發表的創作必須面對公眾，因此無法直接從字面明說。」

 

　　一些二十世紀的評論家對傳統女詩人的創作品質表示擔憂，這種傳統經常採用老派的技巧，與反映勞動階級生活的民謠類似。換句話說，這些詩通俗易懂，而且主題通常是感性的，旨在激發「更柔和」的情緒。但我們在文化上經常被灌輸一種觀念：有情緒很好，但它缺乏雄心壯志，而且也不是真正的（男性）天才所創作的作品。

 

　　例如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曾在《劍橋季刊》（Cambridge Quarterly）上發表2000字評論，題為〈浪漫女性的詩：有什麼益處嗎？〉康斯特勃的標題讓人想起許多21世紀評論家對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價值的批判。2014年《名利場》（Vanity Fair）編輯埃弗吉娜‧派瑞兹（Evgenia Peretz）聲名狼藉的文章〈這是塔特，但這是藝術嗎？〉，批判了唐娜‧塔特（Donna Tartt）幾個月前剛贏得普立茲小說獎的作品《金翅雀》（The Goldfinch）。

 

　　儘管可靠地研究證明，女性比男性的閱讀量更多，但一本由女性書寫並被女性購買或受女性熱愛的書，似乎更容易被挑出來攻擊，它的文學價值不是受到質疑，就是被批得一文不值。當代作家珍妮弗‧魏納（Jennifer Weiner）回應對《金翅雀》的尖酸刻薄評論時表示，這些言論與十九世紀評論家貶損女詩人的方式和語句相呼應。她寫道：「當一位女性所寫的書擁有一定人氣時，某些高高在上的評論家會宣稱它們根本不是文學，只是多愁善感的垃圾。」

 

 

參考報導：J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