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社群的法律地位和社會接受度近年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許多同志年輕時認為同性婚姻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更別說在報章雜誌上公開談論。如今,它已經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律裁決,而美國社會對同性婚姻支持度也從1996年的27%,提升至2016年的61%。不過,即使變化的規模和速度值得高興,但同志社群的憂鬱、孤獨和藥物濫用比例仍與幾十年前相去不遠。
根據研究顯示,同性戀比異性戀更可能以自殺終結生命,比例高出二至十倍,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的機率也高出兩倍。最近針對紐約男同性戀者的調查則指出,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患有焦慮或憂鬱症、濫用藥物或酗酒、高風險性行為,或者上述三種情況都有。一名受訪者在調查時告訴研究人員說:「這不是他們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生命,而是不清楚自己生命是否值得拯救的問題。」
研究同性戀與異性戀心理健康差異的紐約大學研究員克里斯多夫‧斯特拉斯(Christopher Stults)說:「婚姻平權和法律地位的變化,對某些男同性戀者而言是進展與改善。但是對其他許多人來說還是存在失落,就像是『我們有了法律地位,但還有某些尚未實現的事』。」
事實證明,這種空虛感不是美國獨有。從2001年開始,荷蘭的同性婚姻已經合法化,但男同性戀受情緒障礙困擾的比例仍比異性戀男高出三倍,而「自殺式的自我傷害」比例則高出十倍。瑞典自1995年來實施「民事結合」,2009年後同志同樣享有完整的婚姻權利,但同志婚姻自殺率仍比異性戀婚姻高出三倍。這些難受的統計數字都得出了相同結論:儘管同志權益有所改善,但多數同志仍過著高度危險且疏離的生活方式。
溫哥華卑詩省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員特維斯‧薩爾韋(Travis Salway)在過去五年中,試著找出為何同性戀者仍持續自殺的原因。他說:「過去困擾同性戀者的問題是躲在櫃子的孤獨感。但現在有數百萬同志已經走出櫃子,卻還是面對著相同的感受。」薩爾韋懷疑過去一直認為的男同性戀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說法並不完整。過去同性戀傾向不容易被接受,許多人被逐出家庭並受到社會譴責,因此自殺和憂鬱症比例自然居高不下。薩爾韋說:「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同性戀的自殺問題已經是過去式,或是集中在那些對未來不抱持希望的青少年身上。」
但隨後他觀察統計數據:問題不只是自殺,也不是只有困擾年輕人,甚至不只發生在恐同的社區內。他發現隨處可見男女同性戀者在心血管疾病、癌症、泌尿功能、性功能、過敏和哮喘等方面都有較高的發病機率。而薩爾韋最終也發現,加拿大有越來越多的男同性戀者以自殺結束生命,甚至高於因愛滋病死亡,而且已經好幾年是如此。
芬威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學家艾力克斯‧基羅里安(Alex Keuroghlian)說:「我們在從未遭受性侵或身體虐待的男同性戀者身上,發現類似創傷後壓力症狀群的情形。」而關於這種情形最奇怪的一點是,大多數同志並不認為這是症狀。自從開始研究數據後,薩爾韋也曾採訪那些過去嘗試自殺的同性戀倖存者。
他說:「當你問他們為什麼嘗試自殺時,大部分人都沒有提到關於性傾向方面的事。相反地,他們會告訴你自己有感情問題、工作問題或經濟問題。他們不覺得性傾向是生活中最值得關注的部份。但是,他們卻更可能因此自殺。」
研究人員以「弱勢壓力」來解釋這種現象,最直白簡單的定義是:作為邊緣群體的成員,必須付出更多努力。例如當你是商業會議的唯一女性,或是大學宿舍的唯一黑人時,就會更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成為異類。像是在工作方面表現不佳,會擔心別人把矛頭指向性別;沒有把考試考好,會擔心別人將原因推給種族。即使沒有經歷直接的羞辱,仍會因為過度考量可能因素,隨時間推移而受到傷害。
對同性戀者來說這種弱勢地位並不明顯,因此影響也隨之放大。同性戀者不僅得付出額外努力來應對環境、從年輕開始探究自身性傾向,而且還無法坦然地向朋友或家長討論和傾訴。性創傷研究者兼心理學家威廉‧埃爾德(William Elder)指出:「同性戀者的創傷具有長期特性。如果你遇到一次創傷事件,大概需要四到六個月的治療過程來解決創傷後壓力。但是,如果經年累月不斷經歷小規模壓力(而這些小事情常讓你思索是否與自己的性傾向有關)時,情況就會變得更糟。」
這種情況與在極度貧困的環境成長一樣不利。2015年的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同性戀者分泌較少的皮質醇(調節壓力的激素)。2014年的研究則比較異性戀和同性戀青少年的心血管風險,他們發現同性戀並沒有經歷比較多的「生活事件壓力」(即異性戀也有這方面問題),但是他們經歷的每次事件,對其神經系統都帶來更多的傷害。
這些小規模壓力導致同性戀者必須去適應和調整,演變成「甚至在多年後也不會改變或消失的習慣思維模式」。無論同性戀者本身是否意識到,他們的身體已經把壓力帶進了往後的日子。連致力於理解弱勢壓力、本身也是男同性戀的薩爾韋也認同,他有時會覺得在公眾場合與伴侶散步並不合適。雖然不曾有人直接攻擊他們,但仍有些混蛋會公開揶揄取笑。這種狀況不必發生很多次,就足以讓他產生預設後果的想法。有時單純是汽車快速駛過,也會讓他緊張得心跳加速。
然而,弱勢壓力仍無法完全解釋為何男同性戀者有如此多的健康問題。有些同志像亞當(Adam)一樣生長在開明的家庭,從未有人告訴他不該表現出陰弱的一面。他在高中時已經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舉止,不讓同儕懷疑他的性傾向。當他畢業搬到舊金山後開始從事愛滋病預防的工作,這種距離感仍沒有消失,也因此他開始尋找慰藉:「那裡有很多很多的性,這是我們在同志社群中最容易獲得的資源。於是你開始說服自己,如果和別人發生性關係,就會擁有親密的時光。」
他繼續說:「或許有些人是因為樂趣而發生很多性行為,但我試著從中獲得一些其實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社會支持或陪伴。我一直否認這是問題所在,因為我始終告訴自己:『我出櫃了、我搬到舊金山,該做的我都做了,我已經完成同性戀者所有該做的事』。」
但真是這樣嗎?幾十年來,心理學家也曾這樣認為:男同性戀形成認同的關鍵階段是出櫃,一旦對自我終於感到滿意時,他們就會開始打造社群與其他擁有相同經歷的夥伴共同生活。但是過去十年來研究人員發現,適應似乎讓他們變得更加掙扎。2015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剛出櫃的男同志的焦慮和憂鬱發生率,甚至高於還未出櫃的男同志。
亞當說:「就好像你從櫃子裡出來後,希望蛻變成一隻蝴蝶,但是對同性戀社群的美好幻想,卻賞了你一巴掌。剛出櫃的時候我到了西好萊塢,以為那裡有我的同伴。但是這件事變得很可怕,那裡是由老練的同性戀者組成,對剛出櫃的同性戀者並不友善。你離開溫暖的家庭到了一間同性戀俱樂部,卻看到所有人都在吸毒,就會懷疑這真的是屬於我的社群嗎?我更認為這是亂七八糟的聚會。」
軟體開發工程師保羅(Paul)也敘述了自身經驗:「我17歲時出櫃,但我在同性戀社群中看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想談戀愛,就像電影裡演的那樣。但這裡讓我感覺自己是一塊沒有靈魂的肉,這種感覺糟透了。」
他們孤獨地成長累積了許多包袱,長大後終於到達傳聞中的同性戀社群,相信自己會在這裡找到認同與歸屬。但突然間,他們被拒絕的理由不再是性傾向,而是體重身材、經濟收入和種族膚色。保羅說:「年輕時被欺負的孩子長大了,結果自己變成了惡霸。」
對其他弱勢族群來說,生活在與自己相似的社區中確實有所幫助,焦慮和憂鬱症機率都顯著減少。但對同志而言,效果似乎正好相反。一些研究發現,在同性戀社區居住的高風險性行為和藥物濫用機率更高,而且更少花時間在志工服務或體育運動等社區活動上。200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與同性戀社群關係越密切的男同性戀者,對自己的感情關係越不滿意。
耶魯大學研究壓力的研究員約翰‧帕肯基斯(John Pachankis)指出:「許多男同性戀著和男雙性戀者都提及,同志社群是他們生活壓力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其根本原因在於「群體內部歧視」,比起被社會多數拒絕,它對心理造成更多傷害。被其他同性戀者排斥,讓你覺得失去了交朋友與尋找真愛的唯一途徑,而被同類一腳踹開也傷得更深,因為比起別人你更需要他們。
保羅說:「對同性戀者而言,我們總是不斷說服自己:當愛滋病得到控制時就會沒事;接著,當我們可以合法結婚時一切都會好起來;現在呢,當霸凌行為停止時就會好起來。我們不停在等待,等待我們認為自己與別人沒有不同的時候。但事實是,我們確實不同。或許是接受它並努力改善的時候。」
心理學家艾倫‧唐斯(Alan Downs)表示:「我們經常以別人的眼光過生活,我們想要一個男人接著一個,更多的肌肉、更多的地位來填補心靈。然後精疲力盡的我們在四十歲醒來,懷疑一切就只是這樣嗎?空虛感便迎面襲來。」
帕肯基斯最近剛展開首次的「同性戀認知行為療法」隨機對照實驗。他表示,經過長年累積的情緒迴避,許多同性戀者「其實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麼」。例如實驗中他們的伴侶表示:「我愛你。」有些人卻回答:「嗯,我也愛煎餅。」或者像他訪談過的許多男同志與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發生無安全措施的性行為,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聆聽內心的恐懼。
帕肯基斯指出,這種情感上的分離普遍存在,許多與他合作的人從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在追尋什麼,也不懂得或害怕拒絕恐懼。單純改變這些既定思維,帕肯基斯的患者短短三個月內,在焦慮、憂鬱、藥物濫用和高風險性行為的發生機率都明顯降低。目前他正擴大研究範圍,包括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參與者和更長的時間,希望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參考報導:Huffington Post
圖片出處:erin m@flickr、Esther Vargas@flickr、andres musta@flickr、Harry Scheihing@flickr、Tjook@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