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新片《第三次殺人》終於在臺上映。熟悉是枝的觀眾，很容易可以從中看到延續的部份──如大量的飲食場景，也仍舊以食物暗喻關係（花生醬），乃至明顯延續自《比海還深》的主角搭擋構成──滄桑的阿部寬換成了銳氣的福山雅治，吉田鋼太郎取代了Lily Franky，世故的池松壯亮轉作青澀的滿島真之介，年輕的中村友理則換作油潤的松岡依都美。

 

　　但，更多人看到的是是枝變了，如他一反近年偏暖的色調，在影像上試圖營造更疏離冷峻的感覺、用以營造壓迫感的臉部特寫、大量運用作為暗示的光影，甚至出現了罕見的高空空拍。這次的是枝，不僅影像變得冷峻，似乎連主題都變了，不再以親情糾葛為主，而換作嚴肅的死刑問題。

 

　　是枝變了。

　　但是枝也沒有變。

 

　　如果要以一句話來說明《第三次殺人》，或許「『父親們』的救贖法庭」會是一個恰當的概括。是枝選擇了一場審判作為全劇推進的目標，卻一反人們對法庭劇的期待。捨棄了能製造高潮的法庭激辯與真相大白的透徹結局，導演將鏡頭往後拉遠，把法庭上的審判直至庭外的種種──律師與嫌犯間的會面與戰術討論、審理前審控辯三方的準備會議，乃至審理中途重整程序的協調會議──都攤在觀眾面前。

 

　　透過這些場景，是枝更完整地揭示了司法運作的模式，並以此為基礎，透過對白，揭示了作為日常官僚體系的司法，其「正義」的侷限。在完整的背景鋪陳下，是枝更進一步地將焦點凝聚於本片主角──辯護律師重盛（福山雅治飾）自身的心境轉折。全片的焦點也就落出公共—正義—司法的框架之外，而轉向個人心理，以及是枝電影的經典母題──父子關係的探問。

 

 

　　不完美的父親如何得到子女的認同？子女如何承認自己不完美的父親？這是是枝電影經常出現的，互為表裡的兩個命題，同是福山雅治主演的《我的意外爸爸》更是其中的典型（恰巧的是，《我的意外爸爸》中也有不少冷峻的面向）。

 

　　令人意外──卻也不意外的，這兩個命題，也始終貫穿在看似法庭片的《第三次殺人》之中。

 

　　重盛律師：是枝的男性典型

 

　　上有疏遠的鰥夫（或許還獨居的）老父，下有分居隨母的女兒，尚未離婚的律師重盛如《比海還深》中的鰥夫良多（終於，良多要從是枝的電影中退休了嗎？），同時是（自《橫山家之味》以來）對父親感到彆扭的兒子，也是（自《海街日記》以來）不完美的父親。

 

　　重盛雖然與父親（橋爪功飾）同樣走上法律路，可最終選擇了律師，而非原本（可能因為仰慕父親而）立志的法官。在三十年後的「再犯」中，重盛一面仰賴父親提供的舊案檔案，一面又無意遵循父親的觀點。然而，隨著案情的轉折，重盛的日益投入，又不時顯露出與父親類似的思維。

 

　　女兒結花（蒔田彩珠飾）在本片中鏡頭不多，卻對重盛的選擇有著重要影響。對自己的女兒結花而言，婚姻破裂的重盛是缺席的，面對結花親情的索求，無法陪伴女兒成長的重盛滿是歉疚。

 

　　唯一的女兒，與缺席的父親們

 

　　恰巧，有著殺人前科的三隅對女兒亦是如此。長期坐監的他亦無法陪伴女兒成長，更深知自己的前科為女兒帶來諸多困擾。是枝在片中將其委婉卻明確地點出，不僅在聽聞重盛前去探訪女兒後大怒，更在最後的「實話」中，表示收到的款項皆轉匯女兒，作為補償。

 

　　「對女兒的虧欠」是本片暗裡的重要動力。是枝在片中放入了兩段想像的片段。這兩段想像的場景，也是除了法庭以外，本片僅有的三隅、重盛與山中咲江（廣瀨鈴飾）──被害者的女兒──共同出場的場景。在這兩段顯非現實，看似「重盛之夢」的片段中，是枝並未在色調上另做處理凸顯，令這段「夢境」如現實一樣。這兩段場景非常重要，直接提示重盛的心理變化──他是如何看待自己、三隅與咲江的呢？

 

 

　　相對於三隅與重盛對女兒的虧欠，是枝則反過來，令咲江成為「被虧欠」的女兒。媽媽（齊藤由貴飾）口中，不能多嘴的「爸爸的事」，令咲江的父親雖然常在，卻形同「缺席」，恰與本片其他的父親們──重盛、重盛父親、三隅，一同成為了「缺席的父親」。

 

　　父愛缺席的咲江，在三隅身上看見了父愛；而三隅也在咲江身上，看見了天倫樂的可能。探知此情的重盛，最終將自己的缺憾投射在兩人身上。這一切，透過了兩場寫實又夢幻的「重盛的夢」呈現而出。

 

　　對父親想法的反抗，對三隅「同為父親」的投射，也許還帶著三隅神秘詭譎的迷惑，重盛最終從一個只重法庭勝負、是否減刑，為辯護而辯護的律師，轉向一個試圖理解事主，釐清案情，為其主張在法庭辯護的律師。這一切的轉變，呈現在他與三隅的的會面交鋒之中，成為全片主要的推進情節。

 

　　在此，是枝巧妙地利用會客室玻璃的反射，令兩人逐漸疊影又分離，來呈現重盛與三隅互相認同的過程──這並非只是一般嫌犯與委任律師之間的相互信任，更是同為「父親」身份而產生的，基於「父職」的共同認同。

 

　　父親們的救贖法庭

 

　　在法庭攻防中，咲江向重盛提出了「咲江的版本」，表示三隅乃為其弒父，希望能在法庭上做出陳述，以令三隅得免死刑。夜裡，重盛探訪三隅，告知咲江的決意。三隅卻提出「三隅的第三個版本」，要求重盛信任他這次的說法，並以此為辯護基礎。重盛震驚，但最終仍允諾三隅。

 

　　隔日，重盛試圖說服攝津等人改採三隅新說法，為其辯護時，脫口說出「那樣的父親被殺也應該」──這不僅與三隅「有些人就是不應該出生在世界上」的想法類似，也與法官父親後悔自己當初對三隅的輕判，導致「第二次殺人」的產生類似──是枝在此，輔以配角輝（滿島真之介飾）的喃喃自語，用一個小小的橋段，再透露父子之間抗拒又相連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這句話揭示了重盛的動機──「同為父親」的自己，希望能達成「三隅的心願」。最終，眾人同意重盛的方針，重盛更以「救出三隅為第一優先」，說服咲江不說出自己的版本。咲江隨後更在法庭上，「成就」了自己缺席的父親。

 

　　至此，法庭不再是正義與審判的場域，而缺席父親們尋求救贖的場域──對自己女兒感到虧欠的重盛，將自己的親情遺憾投射到咲江身上，盼能守護咲江，令自己從父親的虧欠感中得到救贖。咲江──而非三隅，成為重盛對法庭攻防取捨的最終關鍵。

 

　　三隅在庭上翻供──然正如攝津所言，此舉在法官心證上將極為不利。三隅的翻供的舉動不被採信，反倒被認定為「逃避責任」，最終，死刑宣判。而重盛，完成了他的救贖了嗎？

 

 

　　三隅案終庭，重盛走出法院，下意識地用手擦了擦左臉──那是電影首幕，三隅殺人後不經意的，拭去血跡的動作；那是開庭前，重盛夢中，三隅與咲江殺人後的拭血動作──而如今重盛走出法庭，也做出了同樣的動作。為了咲江，重盛也染上了殺人的鮮血。第三次殺人，既是三隅的「自殺」，也是三隅的殺人、咲江的殺人之後的──重盛的殺人。

 

　　判決確定後，重盛再至看守所與三隅會面，詢問其是否因不願咲江做出殘酷的陳述，盼咲江能不涉入案件中，方才翻供，提出第三個版本？「殺人」的重盛，想要確認這麼做是不是符合三隅的本意；也就是，他是不是完成了「三隅的心願」，成為了一個稱職的「父親」。

 

　　三隅拒絕回答，把問題還給了重盛。然而三隅的談話──「我這個人會傷人」、「原來我這樣的人也是有用處的」，與玻璃上的一度重合的疊影，乃至更早之前，走出法庭前與重盛的一握，卻隱隱洩了底。

 

　　此時，重盛想起開庭前到北海道留萌探訪，三十年前逮捕三隅的員警對他所的話，脫口說出：「你果然只是一個……器皿」。然「器皿」在此，卻與當初員警所言意義不同，從空空如也的器皿，轉為為人（神？）所用的器皿。歉疚的三隅以死之獻祭，完成了父親（們）的救贖，既不再為自己的女兒帶來困擾，也不必令咲江因陳述不堪，而受到二次傷害。

 

　　電影最後，被三隅拒絕回答的重盛，佇立於路口。

 

　　儘管三隅死刑定讞，但真相卻仍如被電線遮蔽的天空，難以窺見全貌，就好像重盛不知自己亦已完成了救贖，立於「十字」路口之上。

 

　　十字，是三隅焚屍後留下的痕跡，也是三隅死去的金絲雀墳墓上的圖樣，更是重盛出發前往北海道留萌前，夢中三人平躺於雪上的姿勢。重盛始終在思索十字的意含，直至開庭前，重盛仍認為「制裁」是其可能的含意。但十字也是耶穌受難的象徵──人子基督以死承擔人類的罪，並以復活帶來救贖。

 

　　凡人三隅尋求的，並非是「制裁」，而是救贖。

 

　　超越的，與無法超越的

 

　　是枝的電影可以說是「人間」的電影，總是以平凡人為對象，也總是以人際──親子關係作為主題。但從十字到器皿，乃至鏡頭、空間的設計、光線的配置（尤其是，最後一場戲三隅走入會客室時，身上所灑的光），在《第三次殺人》中，是枝大膽而明顯地，將宗教元素運用在電影之中（甚至，可以看到奇士勞斯基的影子）。這在筆者此前所見的是枝電影中，是絕無僅有。

 

　　引入宗教的元素，是枝所尋求的並非是瀆神──以對神聖事物的毀壞，證成人世的唯一與救贖的不可能；而是為了彰顯人的不足，以及由人的不足延伸而來的，人間的審判的不足。

 

 

　　《第三次殺人》乍看之下，是一部討論「死刑」的電影。確實，是枝選用了一個死刑犯的審判，並令其有著冤案的基本要件──欠缺在場證明、單薄的證據、高度仰賴自白的起訴、疑似威迫而反覆的證詞，以及最重要的──具有重罪前科的嫌疑人。但是枝在片中叩問的，並不是三隅的死刑恰當與否，而是整個司法的極限。

 

　　在《第三次殺人》中，是枝不只關注法庭之上的言詞交鋒，更把鏡頭望向了從律師與嫌犯間的會面與戰術討論、審理前審控辯三方的準備會議，乃至審理中途重整程序的協調會議。以律師的視角，是枝完整地呈現了一場審判的裡裡外外。與此相應的，則是劇中看似隨意，卻準確叩問司法邏輯的各種對話。

 

　　從燒肉店直到法庭外的小房間，從餐桌直到應訊臺，是枝在全片安插的對話觸及了加害人與被害人家屬、訴辯兩造的心態、法官的心證、官僚考績的影響、不同罪名的量刑差異、精神鑑定的可靠性、法庭證詞的真實性，其觸及的問題之多之廣，幾可堪稱是一部司法社會學概要──當然，沒有點數可以累計。

 

　　以如此深廣的視野切入，是枝叩問的不再是「死刑」本身是否恰當，而是人類司法的有限性：同是殺人，何以仇殺能有不同量刑？沒有人說真話的法庭，如何能達成正確的審判？順應法官暗示，不再堅持審判必須從頭再來的檢察官，其起訴又如何能真正令罪人反省？在意考績與社會觀念更甚獨立判斷的法官，又如何能公正不阿地裁決？而不完美的人們，又有什麼資格審判人呢？看似隨意的對話，實是是枝對司法的準確叩問。這些問題匯聚起來，則是對司法目的的終極質疑──人間的律法，能夠達到真相，進而給予恰當的罪刑，令罪人反省其過嗎？

 

　　是枝的答案，早就藏在重盛對十字架意涵的錯判之中。重盛對十字架意涵的錯判貫穿全片，實暗喻著司法框架對世界的有限與偏誤──一如三隅在聽聞重盛一行人探訪其女兒，憤怒結束會客時離去後，留下反似被困住的重盛與輝。全片看似討論死刑，實際上卻是在凸顯司法的有限，以及有限之外的，那些──就如被會客室那面玻璃牆隔開的，理想上應互相信賴的委託人與辯護律師──怎麼樣也沒有辦法觸及的人心。這也是是枝一直透過家庭劇探問的一個問題：即便是最親的家人之間，同理同情又如何可能，如何不可能？諒解如何不可能，又如何可能？

 

　　是枝不認為司法能夠達到完美的真相與正義，但他並沒有否定司法的必要性，而是揭露其極限，並試著以另一種方式──近乎宗教性的，人自身的情感、良心、懺悔與贖罪──加以彌補。

 

　　然而，並非取代。

 

　　延續又斷裂，共通又隔絕，這是是枝電影迷人之處，以超越的宗教，彰顯人心的無法超越，令超越的，與無法超越的同在。儘管《第三次殺人》並未在國際重要影展中有所斬獲，但本片必然成為是枝的電影光譜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因為，就如他在拍攝手法、人物設計上的承繼與創新──是枝在其既有的主題之中，超越了自己。

 

 

 

 

電影資訊

《第三次殺人》（三度目の殺人）－是枝裕和，2018 [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