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Aleida Guevara　記述｜Sophie Haydock

翻譯｜Mumu Dylan

　　照片右邊手裡叼著雪茄的是我父親切‧格瓦拉（Che Guevara），左邊與他談笑風生的是其終生革命夥伴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雖然拍攝角度讓畫面看來像父親準備拿雪茄給我，但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他幾乎不曾在我身邊抽煙。當時我還很小大概才三歲，也不記得這張照片是誰拍攝。我出生於1960年11月，而這張照片是1964年在哈瓦那的革命廣場（Plaza de la Revolución）拍下的。

　　父親雖然被後世稱為阿根廷革命家、游擊隊領袖與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但我們其實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作為切格瓦拉的女兒，我從不認為自己身分特殊，對我而言最特別的是生長在深愛彼此的父母懷抱下。

　　作為孩子，我們很少與父親享受天倫之樂。五十年前，1967年10月9日他在玻利維亞被處決時，我只有六歲。母親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並讓父親形象鮮活地長存於我們的記憶中。她從未把父親當作教導或威脅我們的方式，他在我們心中始終是那個好爸爸。

　　我們也從來沒有享有任何特權：因為父親痛恨這種事情，而母親同樣持守住這條界限。當她一夕間變成帶四個小孩的寡婦時，父親的朋友本想伸出援手幫忙。他們無法給予失去的親情，因此打算提供物質方面的協助。但母親從不允許這類事情發生，她教育我們：「你們必須靠自己站穩腳步，不能貪圖任何不是靠自己掙來的東西。」

　　我們經歷了艱難困苦的時期。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母親把自己的舊衣服布料拿來為其他兄弟姊妹做褲子。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擁有快樂的童年：我們玩樂、我們歡笑，和其他古巴孩童沒什麼兩樣，一起與社區鄰里長大成人。

　　我和菲德爾很親近，相處時也很愉快。我與他擁有非常美好的回憶，我稱他是「mi tío」，意思為「我的叔叔」。我與他維持著良好關係，直到他於去年離世。小時候他經常抱著我，我也感到安心快樂。我父親與菲德爾叔叔總是很開心，並經常互開玩笑，他們彼此尊重和信任對方。

　　當父親去世時，菲德爾覺得自己有義務將壞消息告訴孩子，但我的母親則堅持表明這是她的職責。不過他告訴了我們另一件事，就是父親曾寫過一封信說，如果有一天他戰鬥失利，我們不用為他哭泣：因為當一個人為理想奮鬥而死時，就不需要這麼做。第二天，我被母親叫到房裡，她淚流滿面坐在床上，並拿出了這封父親的告別信。

　　信上寫道：「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便知道我已不在你們身邊。」讀到這裡我也開始哭泣。這封信很簡短，父親最後溫柔地寫下：「這是爸爸給你的吻別。」我明白，我已經永遠失去了父親。

　　我擔任兒科醫生至今仍生活在哈瓦那，並對古巴的未來充滿希望。那我對人類存有盼望嗎？我們都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我只知道如果想要擁有不同的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實踐達成。我們不能等待它平白無故從天上掉下來，我們有義務起身為自己創造未來。

參考報導：Guardian

圖片出處：Cuba Debate